2024年，首届高原医学研究大会开幕前夕，吴天一在青海西宁接受采访。（马可欣/摄）

吴天一

1934年出生，新疆伊犁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成为一名志愿军军医，转业后奔赴青藏高原工作。是我国著名低氧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高原医学事业开拓者。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21年获“七一勋章”。

青海西宁，高原医学研究中心一间办公室的门敞开着。桌案上资料层层堆叠，年过九旬的吴天一正俯身打磨学术报告。白色衬衫上端端正正别着党员徽章，衣衫遮蔽的胸膛内，心脏起搏器守护着心跳。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着他手背上早年冻伤留下的疤痕，也照着他面前那摞卷了边的最新调研材料。

他研究高原医学六十余载，从弄清为什么人会在这里倒下，到创造14万筑路大军无一因高原病致死的医学奇迹，再到如今提出高原康养理念，为高原医学拓展出服务全民健康的发展新路径。这条路的背后，藏着他从一个人变身一支队伍，从一个想法落地一套国际标准，从防病走向养人的坚守。

而这一切的起点，缘于一位年轻医生对高原上那些莫名倒下的建设者的不忍。

每一步都在生死边缘

1934年，吴天一出生于新疆伊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吴天一本想跟着志愿军去前线参战，却“误打误撞”地成了一名志愿军军医。战争结束后，他归国转业。

那时，青海掀起现代化建设热潮，无数怀揣理想的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青藏高原。吴天一与同样作为军医的妻子刘敏生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一同来到青海工作，自此扎根高原。

初到青海，吴天一就目睹了一个令人揪心的现实：初上高原的建设者接二连三出现头疼欲裂、夜不能寐等症状，甚至有人突然倒地，再也没能醒来。

“他说飞机大炮都没把我打倒，到了这个地方，得了这个怪病。最后，他去世了。”许多年后，吴天一仍然会想起那位因支援高原建设而患上高原病的志愿军战友。

战友的话，刺痛了吴天一。也是这句话，让他走上了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当时，中国的高原医学研究一片空白，没有文献，没有论文，连这病的名字都没人说得准。吴天一从零开始，寻找答案。

20世纪80年代，吴天一组建团队，深入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等高海拔牧区，开启了一场长达10余年的高原病普查。没有路，他就骑马，血氧检测仪、心电图机驮在牦牛背上，一天至少走五六十里路。到了夜晚，他点着油灯整理资料，双眼熬出白内障，也没停歇。

牧民们起初不愿抽血，吴天一没有急着说服。他穿上藏袍，学藏语，盘腿坐进帐篷，端起酥油茶，掰一块半生不熟的糌粑，一口一口咽下去。日子久了，牧民们开始主动卷起袖子：“曼巴（医生），你抽吧。”他也成了牧民口中那个“马背上的好曼巴”。

2013年，吴天一在青海省玛多县为当地群众义诊。（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可这条路，每一步都在生死边缘。最惊险的一次，在橡皮山。1982年，吴天一乘坐吉普车开展高原人群普查，山路又窄又滑，车猛地一偏，翻下了山坡。车内，吴天一死死抓住把手，任凭车身翻滚，身体始终没有被甩出去。

车停住时，他已浑身是血，4根肋骨和肩胛骨断了，髌骨粉碎性骨折。一名牧民路过时发现险情，撬开变形的车门，帮忙联系救援。100多个日夜过去，就在牧民们以为他们失去了这位“好曼巴”时，吴天一又回到了牧民的帐篷前。

多年后，吴天一时常说起这场险情，始终不知道出手相助的牧民是谁。但这份恩情，他一直放在心上。

在高原调研期间，吴天一遭遇了6次车祸，全身14处骨折，右大腿内至今还留有一块十几厘米的钢板。10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累计采集了超过10万份生理病理数据。每一组数据，都是翻山越岭换来的。

1963年，吴天一在中国首次综述报告了高原肺水肿；1965年，在国内首先报告了“成人高原性心脏病”，并指出肺动脉高压是根本病理机制；1978年，创建了中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他开创了“藏族适应生理学”，论证了藏族在高原生活数千年，身体已进化出独特的低氧适应能力。

2005年，他建立的慢性高原病量化诊断体系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采纳为全球通用标准，命名为“青海标准”。这是第一个以中国地名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

至此，曾经让人恐惧却无从解释的病症，终于有了可以被检测、被定义、被理解的尺度。

“零死亡”的奇迹

2001年，青藏铁路二期——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

全线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一半。摆在时任青藏铁路二期工程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吴天一面前的问题只有一个——10余万名建设者要在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下连续奋战几年，如何守住所有人的生命健康？放眼世界高原医学发展史，如此大规模的长期高原施工保障，无先例可循。

“绝不让一名工人因高原病死亡！”吴天一立下誓言。他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最艰苦的工点：风火山隧道，海拔4905米，空气稀薄得连打火机都点不着；唐古拉山口，夜里气温能跌到零下40摄氏度……在这些地方，他建起医疗站，和工人们同吃同住。

工人们挥镐掘进，他和团队就在旁边测血氧、记心率。日积月累的海量生理数据，被他密密麻麻地记在本子上。他据此创立了“高压氧舱+药物治疗+阶梯适应”的综合防治体系，又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高原病防治指南》。

在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长达5年的建设期里，依托吴天一搭建的医疗保障体系，14万筑路大军实现了急性高原病“零死亡”的世界医学奇迹。

2004年3月，青藏铁路筑路大军奋战在海拔4700多米的昆仑山口。（视觉中国）

2006年7月1日，穿越雪域高原的青藏铁路完成全线建设，正式投入运行。

“这个奇迹，不是靠运气，依靠的是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建设者们对青藏铁路精神的忠实践行。”在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吴天一回望当年攻坚克难的岁月时感慨道。

青藏铁路通车后，吴天一并没有停下求索脚步。这条天路的奇迹，被他进一步延伸到了新的国家战略工程——川藏铁路上。

从四川成都通往西藏林芝的铁路，全线约95%由隧道和桥梁构成，部分无人区海拔达4500米左右，缺氧问题依然严峻。吴天一将青藏铁路建设中积累的高原病防治经验，直接运用于川藏铁路施工现场，使急性高原病和重症高原病的发病人数显著下降。如今，92岁的他仍持续为川藏铁路的医疗保障提供指导。

让更多“可能”成为“确定”

在治疗高原病之外，吴天一将高原医学研究延展出更长远的实践应用——高原康养。如今，这个概念在高原医学界不算陌生，但早在十几年前，它已出现在吴天一的脑海中。

那时，在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的一场内部研讨会上，吴天一抛出观察与思考：高原医学研究多聚焦于缺氧带来的损伤，可生活在高原的牧民，身体硬朗，精神头足，血脂血糖比平原地区的人还平稳。怎么能说高原环境只会给人体带来伤害呢？

这一被学界长期忽略的疑问，萦绕在吴天一心头。他带领团队奔走于高原各处，采血、测压、记录，实验室灯火长明。2007年，他发表《高原环境对人体有益影响的研究》，系统论证了适度低氧能够干预人体代谢，具备正向健康价值。此后，大样本对照实验与文献分析持续深入，成果相继凝结为《吴天一高原医学》《高原与肥胖及糖尿病》等专著，从理论奠基到临床突破，再到实践指南，撑开了高原医学的新格局。

要让更多“可能”成为“确定”，吴天一明白，还得在现实中找答案。

2025年，青海海东首届高原康养夏令营结营，参训少年向吴天一赠送画作。

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海拔2388米，被称为“冠军的摇篮”。王军霞、切阳什姐等一大批世界冠军曾在此开展高原集训。每逢出征国际大赛，国内众多耐力项目运动员会来这里开展备战训练。

“高原康养的核心机制是低氧习服，通过科学利用高原特有的适度海拔、低氧环境、特殊气候及生态资源，结合低氧应激训练、运动干预、营养调控和心理调节等手段，激活人体生理潜能和代谢途径的调控，提升整体健康水平。”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副院长朱芳一解释其中的机理。

1996年，朱芳一大学毕业时请吴天一指导论文，吴天一不仅一处一处做出详细标注，而且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要想做好高原医学研究，一定要深入基层，下到高海拔地区，不能只待在实验室里。”这句话，朱芳一记到了现在，而吴天一也成为他在高原医学研究道路上的引路人。

2024年，首届高原康养医学学术研讨会上，吴天一给出一把精确的海拔标尺：“1500米至2500米，特别是2000米至2250米的黄金海拔是适合普通人群康养的海拔区间。”

次年夏天，海东市首届高原康养夏令营开营。16名来自江苏的少年儿童，在14天科学康养实践中平均减重3.11公斤，吴天一亲自到场，为孩子们颁发结业证书。同期举办的成人康养减重训练营，不少参与者体重显著下降，取得阶段性康养成效。

“借助高原康养，可开展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以及过敏性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与康复工作。”朱芳一介绍说，不少援青及交流干部经过一段时间的低氧习服后，体重逐步下降。部分高血压患者在高原适应1至3个月后，血压逐渐恢复正常。

依托黄金康养海拔，西宁市城北区建成青藏高原康养中心，帮助上千名慢性病患者调节血糖血脂；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依托森林康养基地、藏医药浴发展康养产业，获评“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县”；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上，《高原康养蓝皮书（2026）》正式发布，白春礼、钟南山、张伯礼等多位院士建言献策，为康养产业标准化发展定下方向。

吴天一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离开实验室，深入基层”。牧区帐篷里有他问诊牧民的身影，实验室里沉淀着经年积累的数据，夏令营中也留下了他关注青少年康养的足迹。

一步一履扎根高原，这条求索之路，吴天一仍在前行。他把那颗敬佑生命的心，安放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用一生去追问，直到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生活的人都被看见、被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