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张秋子在杭州参加阅读节活动，分享“今天我们如何阅读”。（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张秋子

1988年出生于云南昆明，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著有《万千微尘纷坠心田：文学阅读的生命化》《堂吉诃德的眼镜》《小说榫卯》等。

又是一年毕业季。当不少大学生正在为论文答辩发愁时，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一个女生，穿着古希腊白袍，走上答辩讲台。她研究的主题让人眼前一亮：古希腊文学中英雄的腿部隐喻。在她看来，古希腊文学中许多人物的腿部别有意蕴，“是区分自由与奴役、压迫与反抗的身体符号”。

“选题有意思，写得非常有活人感，可能是我今年指导的最欢乐的论文。”张秋子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作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她的授课风格和年轻学生的思维一样，细节控、接地气、活人感满满。《包法利夫人》《喧哗与躁动》《审判》《荷马史诗》……许多令人望而生畏的文学经典，通过张秋子的“领读”，变得生动可感。学生都喜欢在她的课堂上畅所欲言——相比学院派的文学批评，张秋子主张回归个体感受，不堆砌理论，不故作高深，只是带着学生逐句阅读原文，从而发现文学与生活的联结和摩擦力。

2020年夏天，她发表了一篇文章《一门网课，我看到了大学生背后的残酷真相》，引发广泛讨论。在文中，她记录自己网络授课的过程，发现西南偏远地区的学生居家上课，“手里拿着的可能不是书本而是刚摘下的苞谷”；讲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时，屏幕另一头，一个男生弄丢了全家半年的收入，正在派出所做笔录……这些瞬间，让这位青年学者，一头撞上了另一种结结实实的生活，这生活她自己不曾接触过。

随后几年，她把课上讲的内容，整理编辑出书，“面向更多人输出”。从《万千微尘纷坠心田》《堂吉诃德的眼镜》到《与达洛维夫人共度一天》《小说榫卯》，豆瓣评分都不低，有人说“是在任何喧闹的环境下或者短暂的通勤时间里，都能够一打开就进入的书”，更多人叫她“赛博文学导师”——他们没上过她的课，却在她的文字里被隔空抚慰。

《堂吉诃德的眼镜》

《万千微尘纷坠心田》

“经历多年教学之后，我会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比起‘教外国文学的’或‘专业读者’，我更认同‘向绝大多数人打开文本的人’。”张秋子说。以下是她的自述。

被“误读”的卡夫卡

最近除了毕业答辩、批改期末考试作业，就是在忙新书修改的事情。

《每个人的卡夫卡》的初稿，是去年就写好的。写完之后放了7个月，因为不知道删改哪里合适。最后，从16万字到14万字，删完有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卡夫卡在当下年轻一代读者中，有大批拥趸，说他是现代打工人的“嘴替”，是“I人（偏内向的人）”的代表。网络上还流传着各种卡夫卡的“丧言丧语”，比如“我最擅长的事，就是一蹶不振”“一切困难都能将我击溃”，等等。

在我看来，这些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卡夫卡在日记里确实对工作有很多抱怨，让读者误以为他讨厌工作、讨厌上班，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勤恳、称职的职员。他在保险行业干了14年，兢兢业业，工作时写的东西也并不都是官样文章，而是事关生死的一些重大保险项目文书。他出门为工人争取理赔时，还花心思画下工人们受伤的情况作为记录。他一路升职，也像每一个上班族一样向老板要求加薪，从来没有提过辞职。

去年出版《小说榫卯》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讲过卡夫卡。当时，我在课堂上和学生们一起读《审判》，一周一章。课上我要求学生复述情节，从头到尾每一个小疙瘩都要拆解，慢下来后，很多有趣的细节会自己跳出来：主人公约瑟夫·K在银行里的大窗子与卡夫卡办公室的大窗子极为相似；K最后被处死的地方是采石场，一个卡夫卡经常要处理事故的地方；K动不动就想说服别人的习惯，也与卡夫卡所从事的保险说服思维极为相似……更不用说，法庭与银行所呈现出的官僚体制，正是他每天浸淫其中、熟稔无比的庞大体系。

2025年5月，张秋子（右三）在广东顺德单向空间书店与学生交流阅读和创作体会。

令人五味杂陈的地方也在这里，卡夫卡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一句好话，但在实际创作中，与工作相关的一切又为他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文本”。夜晚的卡夫卡，不是白天的卡夫卡的对立面，而是延伸，以至于我没法想象：一个彻底不工作的卡夫卡还能写出这些经典的作品吗？

一开始，我给新书起的名字叫《小说的诞生》。后来，出版社觉得书名太大了，有距离感，希望能把卡夫卡和大家当下的生活关联起来，所以就有了“每个人的卡夫卡”这个书名。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所谓的“卡夫卡的时刻”。一个学生跟我讲过他的经历。他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天天窝在家里不出门，心理上有特别大的压力。后来终于找到了工作，当实习老师，放学之后给孩子们做课后辅导。他其实特别讨厌当老师、讨厌带小孩，又因为讨厌而充满负罪感，每次见我都很疲惫。有一天，他没休息好，黎明时出现了梦魇，梦到他带的那群小孩从教工宿舍破门而入，他一个人在门后死死抵抗。这不就是卡夫卡的小说吗？《变形记》里，格里高尔的卧室有三道门——小说空间叙事的关键设定，对应家庭成员即他的父亲、母亲、妹妹随时可以从不同的门闯进来。

好的作品，没有一处是闲笔。所以我一直相信，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细节，是我们读懂一部作品的“机窍”，也是构成一部经典文学的“榫卯”。

《与达洛维夫人共度一天》

文学的“微光”

用放大镜一样的眼睛去细读文本，一直是我提倡的阅读方法，我称之为“微光式阅读法”。尤其是对普通读者而言，最重要的能力往往不是理解整部作品的宏大主题，而是能被某一个细微之处点亮。

前些年，每个学期，我都会为云南省中小学与幼儿园的老师讲授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我格外珍视这个机会，因为它让我看到，即便是平时完全不读文学的人，只要能感知到一个细节，也能逐渐成为比较敏锐的读者。这些老师长期忙于一线教学，有的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地与边境地区，日常工作围绕着“控辍保学”与提升学生的汉语能力展开，文学与他们的生活几乎毫无交集。然而，当我讲到书中某个细节时，能清楚地看到这些老师的神情发生了变化。

书中我有一个偏爱的细节：主角霍尔顿不想让室友产生“自卑情结”，便把自己的名牌皮箱藏了起来，没想到室友却反过来把皮箱拖出来，想让别人误以为自己拥有名牌。霍尔顿看穿了室友的把戏，但没有揭穿，只是甩出一句粗暴的脏话，戳破了自己“不让别人自卑”的廉价善意。这个细节，以及霍尔顿的自反精神，让不少听课的老师感到惊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大人的姿态往往是“晒”，而非“藏”，是展示自我，而不是隐藏自我。

我想，这就是文学的“微光”。讲完皮箱的情节后，我发现这群老师开始去辨认并捕捉后续故事中的微光。有人提到霍尔顿在中央公园里担心鸭子冬天去哪儿了；有人注意到他一边满口脏话，一边又悄悄擦掉墙上的脏字，不让妹妹看到。这些细节微乎其微，但当它们被逐一聚拢时，便照亮了整部小说，也构成了塞林格反复书写的主题：童真的守护与对成人世界虚伪的拒斥。

从细节入手，并不是为了在最后得出一个深刻的、振聋发聩的结论，而是为了培养一种耐心，让我们能够体贴文字，感受那些微小却锋利的可能，以及它们与我们自身生活经验之间的隐秘对话。我所说的“读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生的。

“智识共同体”

今年我还做了一件事，就是修订了我出的第一本书《万千微尘纷坠心田》。借着修订的过程，我回望了自己成为外国文学老师的这十年。

最早的时候，带着对文学阅读的偏爱，高考报志愿时，我的所有志愿都是“汉语言文学”，最终如愿以偿。19岁那年，上中国现当代文学课，老师在讲台上念着讲义，我一句一句把内容听写进笔记本。直到读研、读博，我也无法用一个标准的好学生口吻，来描述我学过哪些课程，这些课程又分别给了我什么启发和改变。哪怕把所有记忆收拢汇聚，也不过是没有同伴的、孤独的阅读而已。

《小说榫卯》

我常常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抽屉里放着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集，从上课一直读到下课，直到教室空无一人。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文学是一种分析，很冷静地分析，尽管我自己读得很开心，却没有办法转换成一种合适的表达和输出方式。

直到成为老师、开始写作，借由课堂、作品，我的身边渐渐聚拢起年轻的面孔。我和学生的关系，不是传统意义上“师生情深”或者“教学相长”，而是一种我愿意称之为“智识共同体”的友谊状态。在这个共同体里，也许上一秒我们正在食堂一起吃饭，下一秒就有人说：“《第六病室》（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中篇小说）开篇出现的3种植物可以挖一挖啊——牛蒡（音同傍）是可食的，荨麻会刺激皮肤，大麻则具有麻醉性。”我们立即明白他在说什么，开始讨论小说中人的麻木与清醒状态。

2026年4月11日，张秋子（右）和作家张天翼在广州参加卡尔维诺主题周活动。

和线上的读者交流，也是寻找阅读的共同体。我逐渐意识到，我之所以能持续以近乎恒定的热情阅读，并不是因为我独自在书斋里写下孤立的文学批评，而是因为我每天都在与大家同行。

很多人说，现在没人读书了，人们沉迷于短视频和手机。但这些年和大家“共读”的经历，让我意识到还有很多人由衷地热爱文学，也让我相信只要我们还在思考与阅读，共同体的关系就不会断，阅读本身不会消失，人们对于书籍、对于智慧，对于真理的追寻也不会消失。毕竟，走向你的同类，是何等美妙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