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与星同行——中国著名作家手稿展”在河南郑州开展，图为莫言参加座谈。（夏青华/摄 中国新闻社）

丛新强已经记不起什么具体的例子了，但莫言讲话的那种状态，他印象一直深刻。

2019年，丛新强（左）和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合影。（受访者供图）

“他是我接触的作家之中，除了会写之外，最会讲的一个人。”丛新强是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他说莫言往那儿一站，很容易整个人“进去”：“就像他扎进自己的创作里一样，他讲话时是‘目中无人’的，很投入。这种忘我的状态，反而把整个场面带动了。”

这种状态和年轻人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比如，莫言把包挂在脖子上拍视频，说喜欢这么背就一个原因——“省事”，然后一样一样往外掏东西，认真展示包里都装了些什么。于是评论区成了一个热闹的露天广场。有人说，以为莫老师会文艺地说一句“包里装着人间烟火”。莫言回复：“还是要注意消防安全。”有人惊奇他的脖颈状态：“常年伏案写作为啥颈椎还那么好？”他回：“写不顺畅时也会抬头望天。”

用脖子“背”包的莫言。（莫言小红书截图）

一大堆年轻人，认下了这位71岁的“老友”。

多面博导

莫言会受到年轻人的喜欢，潘耕毫不意外。2021年，潘耕从山东大学文学院毕业，是莫言带的第一位博士生，在她看来，“莫老师对一切都是好奇的、关心的、正在学习的状态，这是他能走近年轻人的重要原因”。

“对一切新东西，他都跟进得非常快。”潘耕说，DeepSeek、豆包等人工智能（AI）工具出来时，她还没玩明白，莫言已经用得很熟练了。莫言让她试试，把余华的作品“喂”给AI，让AI用莎士比亚的语气夸一夸余华。莫言喜欢电视剧《觉醒年代》里于和伟扮演的陈独秀，和学生们谈起来，张嘴就是“于和伟YYDS（永远的神拼音首字母）”。

2025年教师节前后，潘耕（右）看望莫言。（受访者供图）

讲起这些，潘耕忍不住笑了。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莫言和学生相处就是这样，有很多面。

2024年，潘耕的博士论文出版了，原题是《莫言小说的戏剧性研究》。莫言起了新的主标题《小说里有戏》，并且写了代序。他写道，在论文的成稿过程中，“我自己也受到很多启发，获得了很多灵感”。潘耕很感动，“他常说教学相长，从来都是和学生真诚、平等地探讨问题”。后来，莫言写完话剧《鳄鱼》，照样把剧本发给潘耕，问她读完有什么感受。

对学生，莫言有时又像一位父亲。今年年初，潘耕有一部戏剧作品获奖了。没多久，她感觉身边好几个人都知道了。“宣传委员”正是莫言。“他简直是奔走相告，为我的成长开心。恰逢国家推进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他叮嘱我要潜心学习、创作。”

有一次，潘耕遇到创作瓶颈，向莫言请教怎样摆脱模仿，走出自己的路。莫言回忆了自己的创作历程，之后送她一幅书法作品作为鼓励，上面写着赞誉近代艺术大师吴昌硕的话：“盖世奇才吴苦铁（吴昌硕别号），归真返朴大宗师，摧枯拉朽开生面，立异标新别样姿。”另有一幅，他写了四个字：欢喜就好。

莫言送给潘耕的书法作品。（受访者供图）

潘耕说，莫言写赠言从不敷衍，“他了解每个受赠人的脾性、困顿和渴望，会给予相应的关爱和鼓励”。前段时间，潘耕和几名同学聊起莫老师的题字，发现无一雷同。她是戏剧科班出身，获赠“戏剧女孩”；有位同学性子飒爽幽默，得一句“魔头女子”；提问“这个时代怎么做好自己”的同学，书上四个字是“变幻无穷”。

莫言的性格里还藏着顽童的一面。有一次聚餐，莫言招呼学生们喝茶，潘耕感到茶水入口清甜、回味悠长，问老师是什么茶。莫言答曰：“自兑的三种茶。”众人大乐，见过兑水兑酒兑饮料的，没见过兑茶的。潘耕说：“这就像他的作品，有丰富多元的题材、文体、人物、语言、风格，包罗万象。”

“遇见”莫言

人们谈起莫言及其“出圈”，常见的关键词有：真诚、幽默、不端着……这些词都对。但最终，一切讨论会回到一个地方——他的作品。

读者杨千颖的书桌上放着莫言的好几本作品，《檀香刑》《生死疲劳》《红高粱》。作为00后，她第一次读莫言，是在2022年的大学课堂上。老师花了一整节课讲《红高粱》，评价极高。杨千颖不信邪，挑了另一本《生死疲劳》来读。自此，她读完了莫言的所有长篇小说。

形容莫言的作品时，她用了一个极具这届年轻人特色的比喻：“像开盲盒，你完全想象不到他书里会写什么、怎么写。”

让杨千颖尤其着迷的，是《檀香刑》里的猫腔。莫言用猫腔戏贯穿全书——猫腔班主孙丙，一辈子就活在这腔调里。孙丙因加入义和团、聚众反击德国兵而受刑，戏班子登台为他唱了最后一出大戏。唱到中途，台下所有百姓也跟着“喵呜喵呜”地合唱。德国人的枪声响了，血顺着戏台边缘的木槽往下淌。孙丙说了一句：“戏……演完了……”

书没法让人听到具体唱腔，但杨千颖读那些唱词时，自动脑补了类似半夜猫叫的声音，“似人似鬼，虚空凛冽，绵细悠长又如尖刀小刺，一边读一边会觉得‘猫腔’这个名字真的太妙了”。

在浙江宁波，年轻人许泽杭用另一种方式“遇见”了莫言。两年前，他临近大学毕业，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满眼都是未知。就在那时，他读到了莫言的《不被大风吹倒》。书里那个画面深深地钉在了他的脑海中——大风来袭，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在颤抖，小褂子被风撕破，只剩下两个袖子挂在肩上。爷爷与大风对抗着，车子未能前进，但也没有后退半步。许泽杭的心慢慢被抚平。

2026年4月，莫言（台上左）围绕“阅读与城市”“阅读与成长”等话题和浙江大学学生交流。（中国新闻社记者 林波/摄）

爷爷和莫言（右）一起对抗着大风。（《不被大风吹倒》插图,读客文化供图）

许泽杭是旁人眼中的文艺青年，喜欢写东西，考大学时分数不够，从中文系调剂到了英语系。他起初觉得莫言的文字“不够精致”，后来意识到这是故意为之。“他的语言都贴着人物走，农民讲话是接地气的，知识分子说话就高大上一些。通读下来的感受是：通俗，但严肃；现实，但魔幻。”

这也成为许泽杭创作的方向。后来，他一边教学，一边用空闲时间写东西。2026年4月，莫言在公共平台发起“人呐200字”活动，请网友用200字左右写一个身边人的故事。

许泽杭想起了爷爷。在生命的最后两年，爷爷耳背得厉害。许泽杭跟他说话要扯着嗓子喊，喊一声“爷爷”就回房间玩手机。后来爷爷走了，整理遗物时，他在枕头底下翻出一个笔记本，里面歪歪斜斜地写着每个家人来看他的日子。“四月三日，孙子回来十分钟。”许泽杭哭了，这让他很愧疚。

许泽杭写下这个故事，投进了征文里。不久后，莫言发短视频，点评了几篇入选作品。第一个被点评的，就是许泽杭那篇。莫言夸他“写得很不错”“很含蓄”。之后，他收到了一本莫言的亲笔签名书。他把书包好，放在书柜上，以此激励自己“越写越长，从一开始的两千字到现在的一万多字，再到将来慢慢可以写十几万字”。

如果说，读者的阅读是零散的、私人的，那么在丛新强的课堂上，学生们会用整整一个学期系统读完莫言的11部长篇小说。

2016年，学院里开设了“莫言研究”课。能不能开得下去，丛新强心里也没底。结果，在众多可选的课程中，这门课每年至少会有30人选修，颇受欢迎。有一次，丛新强遇到莫言，提起了上课情况。莫言听完，说了一句：开鲁迅研究的课是可以的，开我的课，你们真大胆。丛新强后来想，莫言的意思是“自己还不够格单开一门课”。

“文学和文学研究都有地域性。”丛新强说话时，带着一点山东口音。他是潍坊临朐人，临朐距离莫言的老家高密不过100多公里。莫言笔下那些人物和故事，他一读就觉得熟悉，这也是他多年持续研究莫言的原因之一。

按照传统的教学方向，老师们通常结合作者的生平去讲作品，分析人物形象。但丛新强有自己的方式，他喜欢揪住几个问题，带着学生深读和思考：一个人怎么面对历史和时代？怎么面对人性的复杂？怎么处理跟别人的关系？怎么在满世界的变化与挑战里守住自己？还有那些更重的——怎么面对苦难？怎么消解轻生的念头？怎么面对最后那个逃不掉的命题：死亡？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莫言那一代人面临的，也是我们每一代人面临的。”丛新强让学生们结合个人经历去读，读出属于自己的莫言，把作家的书读成自己的书。

“有中生有”

丛新强还提到一个词——新大众文艺。2024年，《延河》杂志在《新媒体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中提出这一概念：“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类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它上承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提出的文艺大众化。百年来，中国文艺创作与繁荣的内核始终都是人民和大众。

莫言在淄博做报告时曾说：“我的《生死疲劳》开头写一个人在地狱鸣冤叫屈。我写时就想用这样的方式向祖师爷蒲松龄致敬。马瑞芳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她说，莫言你这是向蒲老先生致敬呢。”

蒲松龄是山东淄博人，丛新强的老家临朐也靠近淄博。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聊斋》的故事，来自本地人茶余饭后常聊的话题。莫言常说，‘问我师从哪一个，淄川爷爷蒲松龄’，他小说里那些神神怪怪和普通人物，不是无中生有，是有中生有，有着浓浓的民间智慧。”

他举了个例子。课堂上，学生们对《生死疲劳》里的一个小人物杨七很感兴趣——这人曾打过人，后来忏悔了，找到当年他打过的那些人，非让他们打回来，说的是“你们欠着我的打，就该还我”。“这就很幽默了。有点像周星驰电影，看着不正统，其实是用‘反向’的方式来看待人生。”

学期结束，丛新强让学生们完全按照自己的阅读体验，对莫言的11部长篇小说排序。《生死疲劳》排在了第一。丛新强完全理解：“《生死疲劳》回归中国叙事传统，结构也很精致。驴、牛、猪、狗、猴，一轮一轮转世，莫言借动物的眼睛看社会变迁。学生们觉得故事起伏大，读起来过瘾，有点像他们熟悉的穿越文。”

潘耕有一种类似的感受，她感觉莫言“又传统又现代”。

写博士论文时，潘耕觉得老师小说里的对话很精彩，充满戏剧性。莫言告诉她，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看家本领——白描，叮嘱她一定要多接触古典小说、戏曲和民间文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随着研究的深入，潘耕逐渐意识到，“莫老师特别有自己的写作意识和规划”。“他多次说过，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是两座灼热的高炉，他几十年来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逃离他们。他摆脱对西方的模仿，办法就是回归到中国传统，扎根到中国民间去。”

这种创作意识，渗透在莫言生活的很多角落。潘耕提到大量细节：受当年很火的话剧《于无声处》启发，莫言写下第一部作品、话剧《离婚》。写完，遭遇退稿，他察觉模仿痕迹过重，一把火烧了。写书法，莫言会特意飞去日本看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但他很少临帖，而是在吸收古法根基后，形成属于自己的笔墨气韵。

在成为莫言的博士生之前，潘耕读过中央戏剧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也是电视剧《红高粱》的编剧之一。她记得出第一版剧本大纲时，莫言手里攥着两个羽毛球拍，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思考怎么编织人物。他找来高密县志、曹梦九传记等纸质资料，叮嘱他们：传记中提到曹梦九是“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要写出人物的这种复杂性来。县志中提到当地哪一年装了电灯，他建议，这种细节也可以写进剧本里。

莫言也是这么要求学生的。年轻人觉得故事被老一辈写尽了，自己的生活趋于“同质化”，找不到值得书写的素材。莫言让他们“调动五感”，细致地体察万事万物。潘耕写了一个北京非遗手艺人的剧本，起初的关注点是家族命运的沉浮。莫言指点她往更深处想：手艺人劳作的意义是什么？放大到整个人类文明去看，在AI时代，劳动还有怎样不可替代的价值？

目前，潘耕在北京一所高校做教学工作。莫言跟她聊起时代变化对教学的影响，说了一句话：“短剧也可以拍得很有意思。”他举例说，自己喜欢看短视频里的沂蒙赶大集，还喜欢看山东“尕老太”——一个男性扮的沂蒙山农村老太太，讲一些家长里短。潘耕觉得：“莫老师对各种形态的创作都保持好奇，也希望大家不断去体验，心里别装着那么多高下之分。”

采访到最后，潘耕说：“莫老师是一个‘现实又魔幻’的人，‘现实’是扎根生活、朴实谦和、待人真诚；‘魔幻’是思维灵活、内心开阔，并且有超脱的创造力。他做人做文都有这种特质。”

《环球人物》记者 王秦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