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陈旭，1936年9月生于江苏南京，籍贯浙江湖州，古生物与地层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国际笔石工作组主席、国际奥陶系分会主席。1997年率团队在浙江常山黄泥塘建立中国第一个地层“金钉子”，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等。2023年起，将毕生藏书和资料陆续捐赠给中国常山“金钉子”地质博物馆。

陈旭院士。 受访者供图

7月1日，第五届国际地层学大会在江苏省昆山市召开，33个国家的700余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90岁的陈旭院士是年纪最大的参会者。

在会议酒店餐厅，记者见到了这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科学家。他几乎没有落单的时候，总有中外学者主动坐过来。他用中、英文流利地聊学术、聊生活，聊到兴头上，眉眼间都是笑意。一位外国学者刚走，另一位中国同行又端着咖啡坐了过来。

几十年前，中国学者在国际地层学舞台上几乎无声。如今，90岁的陈旭坐在这里，就是中国地层学从“跟跑”到“并跑”的见证者。

上世纪90年代，陈旭（右一）与外国专家在常山考察。 常山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一辈子憋着一股劲

比学术地位更令人惊叹的，是陈旭身上那股与年龄不相称的鲜活劲儿。采访了两个小时，他依然中气十足，不时用手势加强语气。从电梯走向会场时，年轻的学者想扶他，他执意不肯，自己走得稳稳当当。

从学生时代起，陈旭就是这样“憋着劲儿”的状态。小学时随家迁移，不断在不同学校插班就读。“上课听不懂，就硬学，‘连滚带爬’地跟上进度。”在陈旭看来，这锻炼了他最核心的本事——对不熟悉的东西敢去碰，适应能力强，胆子大。正是这股“连滚带爬也要跟上”的劲儿，让他后来拼下了中国首枚“金钉子”——地质年表的国际标准。

时间来到1985年，陈旭第一次带队到浙江常山黄泥塘。站在那片裸露的岩层前，他心里隐约觉得：这个地方，或许能改写中国地层学的历史。当时，全球“金钉子”全部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

“金钉子”就是地球46亿年年表上的“刻度线”，哪一层岩石代表哪个时间段的开始，全球必须统一标准。陈旭不服：“中国有这么好的地质记录，为什么‘金钉子’数量为零？这不合理。”

1991年，他来到国际奥陶系大会。在奥陶系中部一条界线的竞争中，他与英国首席科学家理查·福提狭路相逢。双方的分歧集中在“笔石”身上——这种已经灭绝的海生群体动物演化快、分布广，是划分地质年代的天然标尺。福提提议以英国模式标本为标志；陈旭则认为，中国的“三山地区”（江山—常山—玉山）地层序列连续、动物群异常丰富，优势显而易见。双方争执不下。

当时的奥陶系分会主席决定，在规定时间范围内，由中英两国同时提交方案，但是英方却提前公布他们的界线层型，引起他国不满。“而我们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了方案与联合考察计划。”陈旭回忆道，第一次交锋，中方明显取得了主动，由中、澳、美、法等国科学家组成国际工作组，随后考察了浙江常山黄泥塘等剖面。

黄泥塘剖面不仅完整保留了奥陶系的地质记录，还拥有笔石和牙形刺两种关键化石，这种情形极为少见。但“金钉子”的确立要求极为严格：必须找到标准化石的连续演变，建立起完整的物种演化谱系。陈旭带着当年还是博士生的张元动，把黄泥塘剖面以20厘米为单位逐层采集笔石化石，共计200多层。

常山世界地质公园黄泥塘达瑞威尔阶GSSP原图。 常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供图

野外工作量大，经费却捉襟见肘。陈旭开口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申请8万元，所长吓了一跳——所里全年可调动的科研经费才20多万元，“最多给你3万”。1994年夏天，陈旭揣着这3万元，带领国际工作组走遍“三山地区”6条候选剖面。午饭是揣在兜里的馒头，没有车就走着去，雇不起人就自己扛石头。

“我觉得陈老师已经是有名的国际大专家了，还带着大家吃这么大的苦。”现在已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的张元动感慨。有一次，陈旭和张元动租了一辆“蹦蹦车”前往剖面，在一个陡坡上翻车了，陈旭身上多处受伤，鲜血直流。

但在陈旭看来，这些都不算什么。“远看像个要饭的，近看是个搞地质勘探的。”他自嘲道。

艰苦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连续完整的剖面和一层层精美的化石标本，让国际专家挑不出毛病。1997年1月，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一致通过——中国第一枚“金钉子”在浙江常山黄泥塘确立。这是中国“金钉子”零的突破，也是全球奥陶系的第一枚“金钉子”。

在此之后，陈旭的工作没有停下。2006年，他领导的国际工作组在湖北宜昌王家湾建立了奥陶系最高一个阶——赫南特阶的“金钉子”，为中国再获一枚“金钉子”。

在陈旭与中国地层学专家的努力下，如今，全球已批准的80余颗“金钉子”中，中国占据11席，仅次于意大利的12席。

一部笔石“活字典”

在陈旭身上，有种信念叫“迎难而上”，贯穿他的科研生涯。

1959年，陈旭进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师从穆恩之，刚入职便参与编著《中国的笔石》。

陈旭至今还记得穆先生的交代：“第一篇文章写出来，你接着把它搞下去。给你两年时间，帮我把《中国的笔石》编出来。”

放手去闯——穆先生的言传身教将“迎难而上”的品质植入陈旭的科研基因。凭着这份信念，陈旭把功夫下到了极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世界各地的研究论文、研究各种化石，把全世界不同时代的笔石形态全部读懂、记住，脑子里就像装了一本“字典”。功不唐捐，这部“字典”发挥了大作用。

“基础理论学科不一定都能解决生产问题，但如果恰巧能解决生产问题，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就是科学家莫大的幸福。”陈旭告诉记者，他的幸福之处，在于将地质学的知识运用到了对页岩气的发掘、开采上。

页岩气是储存在富含有机质的页岩层中的非常规天然气，可作为常规天然气的替代能源，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在四川盆地，藏着富含有机质的黑色页岩，但地层对比不准，钻井就可能打空。

笔石在这里派上了大用场。只有几厘米长的笔石虽然是早已灭绝的海洋浮游生物，却是地层对比的标尺。它们的形态演变极快，几百万年就变一副面孔。只要能读懂这些面孔，就能给地层“排队”。

通过对笔石的判断，确定不同地层的年龄，进而判断出哪些层位是否富含页岩气。陈旭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虽然油气不是我开采出来的，但含有油气的层位我最清楚。就像我可以告诉石油工人油气在‘哪一栋楼、哪一层、第几号房间’。”

他把笔石带和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对齐，梳理出四川盆地9个含气层位，其中5个是“甜点层位”——最有利、最希望出油出气的层位。中石油、中石化的勘探队按照这套标准去打井，几乎没有错过层位。至今，四川盆地所有页岩气高产井，都没有逃脱这套框架，业界称之为“黄金卡尺”。

“给国家创造多少经济价值，我也算不来。最高兴的就是，所有四川盆地里的页岩气高产井都没有逃出我们给的‘甜点层位’。”陈旭说。

从基础研究到国家能源战略，在陈旭看来，国家需求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力。

桑梓情深薪火传

2019年，老伴走了。陈旭做了一个决定：回湖州老家。

这位在学术上“硬刚”过英国学者的院士，在湖州却展现出直率、温柔的一面。

2021年的一天，陈旭受湖州二中的邀请前去做讲座。在校史馆，他意外见到姑婆邱丽英的一张照片。邱丽英是该校前身湖郡女中的第一任中国校长。“上世纪20年代，姑婆到美国学习教育学，回到老家办校，终身未嫁，一辈子献身教育事业。”陈旭说。

这份跨越百年的家族渊源，让陈旭当即决定：要把全省第一个“院士科普基地”建在这里。

“决定一个人发展方向最重要的阶段就是高中。”陈旭说。他不仅自己讲，还拉着沈树忠等院士、杰青一起来，定期为孩子们开讲座。

陈旭想要的，不只是建一个基地、办多次讲座，他想改变一件事。“中国学生太‘乖’了，老师讲什么就听什么，缺少独立思考能力。”他定了个规矩：专家只讲40分钟，学生提问半小时。第一次，没人举手。第二次，他让学校“准备几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终于有6个学生提了问题。讲座结束后，陈旭自掏腰包请这些学生喝咖啡。“你们为什么敢提问题？”他没有得到标准答案，但他得到了更重要的东西——那些孩子发现，提问“得到这么大的鼓励”。

两三次之后，局面完全变了。“现在讲堂上讲完课，孩子们都抢着举手发言。”陈旭说。

湖州二中教务处副主任陆霞静见证了这个过程：“学生的提问从少到多，从粗到细，从被动到主动。陈院士每次讲座后都会留下来，和孩子们面对面交流，有时候一聊就是半个小时。”

这份薪火，也传到了常山。

今年5月，常山世界地质公园揭牌后，陈旭多留了几日，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上了8节课。从中国科学院毕业不到三年的吕霖担任常山世界地质公园工作人员学习班班长，陈旭见他功底扎实，便邀请他参与自己新书的校对工作。英语口译专业出身的徐燕玲在公园负责宣传，陈旭点名带她参加第五届国际地层学大会，让她了解地层学最新进展。曾经对“金钉子”一无所知的徐燕玲在会上认真记录——她明白陈旭的用意：常山世界地质公园必须开放办园，与全球研究成果同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陈旭院士在湖州二中和同学们的“咖啡时间”。 湖州二中供图

2023年起，陈旭将毕生珍藏的9770册文献资料陆续捐给了中国常山“金钉子”地质博物馆。

“我有一天肯定要离开这个世界，资料放在常山是我最安心的选择。”他说，“能把科研生涯和常山的山水融在一起，是我莫大的光荣。”问及是否舍得，他摆摆手：“求之不得。放在那里，很快就能上传到互联网，国内外同行都能用，多好。”

从四亿多年前的奥陶系笔石，到钉入地球年表的中国标准，再到家乡孩子们手中的咖啡，和常山年轻人案头的书稿——这位90岁的老人，用几十年的时间，给地球立了“标准”，也给自己立了标准。

记者手记

踏遍青山人未老

采访结束后，我看到陈旭院士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副耳罩式耳机，是音响发烧友圈子里的经典款。

“您用它听什么？”我问。

“听古典音乐。”他说。

陈旭最爱肖邦，这是他最近几本学术著作写作时的背景音乐。“年纪大了，听肖邦正好。其次是柴可夫斯基、莫扎特。贝多芬的曲子太慷慨激昂了，不适合现在的我。”陈旭说。

我告诉他，我写稿子时会听巴赫。他摇摇头：“巴赫的曲子大多有宗教音乐倾向，结构太严谨了。他的创作方法被后世不少音乐家学习，但我更喜欢肖邦的即兴曲。”

这位研究了一辈子地层学的老人，聊肖邦和巴赫的区别时头头是道——他是真听、真喜欢、真有感受。

聊到艺术时，陈旭主动“揭短”：“我对绘画作品就看不明白。”他去过两次巴黎，每次都抽空去卢浮宫看《蒙娜丽莎》，“回回看都有新收获。”但就没法总结出这幅世界名画好在哪。他便找机会请教一位懂画的同行——中国科学院院士、构造地质学家张国伟。

一个90岁的院士，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懂”，认认真真听别人讲解。这种姿态，比任何学术成就都更打动我。

但要说他身上最“不会老”的那一面，我觉得是一件小事。

在湖州生活后，各级单位的工作人员总会上门探望他。一位熟悉他的年轻人一次带了一提可乐。“他们知道我爱喝冰可乐。”但陈旭坚决不收，“你们来我家吃饭我很欢迎，但千万别带东西。”他心里清楚，开了这个先河，上门拜访的年轻人总要自掏腰包。

最后他拗不过这个年轻人，东西还是留在了家里。当天下午，陈旭提着这一份并不贵重的“上门礼”，亲自找到那位年轻人的办公室，放在了他的桌上。

“我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下不来台’。”陈旭得意地笑了，像个刚打赢一场恶作剧的孩子。

90岁的老人，用这种方式“整治”一个好心办“坏事”的年轻人，这种直来直去、带着点孩子气的狡黠，比任何养生秘诀都让人相信他是真的不会老。

他听肖邦、看《蒙娜丽莎》、和AI聊天、在视频号上刷资讯。他研究的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石头”，但脑子里装的却有不少“时髦”的东西。90岁了，他还在学，还在吸收，还在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保持好奇。

一个愿意在不懂的领域认真学习的人，大概永远不会老。

一个耄耋之年还懂得“恶作剧”的人，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