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想法很简单，就盼着国家富强，百姓安稳，我能做一个好医生。要说有什么特点，就是喜欢问“为什么”。

小时候，看到五颜六色的花朵，就想，为什么花有这么多颜色？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阅读，提问，思考，很要紧。凡事一定要问为什么，永远不放过任何问号。

我的祖父王西星很会经商，他走的时候，我父亲才10岁。奶奶养大了父亲和叔叔，后来也把几个孙儿孙女带大。我出生于1924年，家在当时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从小到大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法式教育，小学是萨坡赛小学（今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然后是震旦大学附属中学（今上海市向明中学）、震旦大学医学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工作就在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

我的家庭遵循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像我们五兄弟的名字，就是凑成了“仁义礼智信”，我是老二，就叫振义。祖父把他赚的钱捐出很多，去扶助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的“万国董事会”，还资助上海医疗队去驰援武昌起义，做战地救护。我父母也愿意帮助穷人，他们觉得如果生活过于奢侈，就是浪费。如果我们有浪费行为，他们会问：“你有没有想到那些没有房子住的人，有困难的人？”

父亲一生的愿望是培养好家里8个孩子，让大家都能够念大学，为国家做事。我的兄弟都是学理工的，比如五弟王振信，人称“上海地铁之父”，对上海地铁的设计和建设，做了一些贡献。小时候，在餐桌旁，我爸爸每周都要考较8个孩子的功课，看成绩单，好的表扬，不好的就要打手板。我是唯一从来没被打手板的。

我从小就喜欢科学。中学时，主要精力在功课上，也爱看闲书。

我的家，我的学校，我的医院，转来转去，都在卢家湾的那一小块。我的法语是从小学开始学。后来日本侵略者来了，要求学生学日文，我们学校抵制，不学。那时候每天看《申报》，和父母讨论日本人残害中国人，很愤怒。

我父亲为人比较严肃沉默，训诲子女严厉，生活朴素，影响了我的性格。中学的时候战乱，日本侵略者非常残暴，大家日子很难过。那时的我，可以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从法租界出去，通过日本侵略者的关卡，要检查，要搜身。震旦附中有不少法国来的教员，往往也是天主教徒。他们离开优裕的生活，到当时穷苦的中国来办教育，在那时的我看来很了不起。我和6个中学同学志趣相投，经常聚会，学英文演讲、分享读书和新的知识，就像一个学习小组。我们都想让自己变得更好，能够帮助到别人，想着要做好人，要大公无私。这6个同学对我是非常重要的人。有多重要呢？你看，我的微信名，就叫“Seven John（7个约翰）”！他们现在都走掉了，但还“活”在我的微信上……

我和奶奶感情特别好，她是生了伤寒离世的，当时我还小，很伤心，不明白为什么连名医也治不好奶奶的病，就立誓要学医。我父亲也希望家中有个孩子学医。我学的是法语，所以读“法（国）比（利时）派”的震旦比较方便。读了医学院，也不是一来就晓得将来要做什么科的医生。后来我主动选择做内科，自认为动手能力不强，动脑子还是会的。

医学院的功课很重，不过老师都蛮喜欢我的。教生理的和教病理的老师，在班里只挑了两个学生重点培养，我是其中一个。他们用课外时间开小灶，老师专门叫我到病理科去，教我看片子，他自己同时也是医生，主动加班，来教我一个人。我是年级第一名毕业的。

我20岁的时候，喜欢上同学谢竞雄，很巧，她家和我家都住高安路，我就说女孩子一个人不安全，每天等她一起上学，放学也等她一起回来，就这么喜欢了她一辈子。她是做儿科的，我一直叫她“谢医生”，她一直叫我“王医生”。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的腐败政治，让人失望透了。我三弟振礼被捕，我为他四处奔走。振礼是我家兄弟里面最聪明的，他只是喜欢摄影，拍摄了学生运动场景而已。我大哥振仁，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和我们全家，都是从大哥身上初步认识共产党的。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的政策很得人心。连我妈妈都当了里弄干部，记得她拿着喇叭喊话，让居民注意安全。

那时，革命刚刚成功，万象更新，社会上人和人互相帮助。记得1957年的时候，曾有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其中有人说：“天主教想做的，现在你们中国做到了！”真是这样的，上海从一片乱糟糟中，一下子新生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刚刚从震旦毕业，想尽办法攻克疑难病症，同时积极参加公益，做了医院的工会副主席。我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后来又做过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

当然，我个人和国家一样，也是遇到过困难的。依靠党的正确领导，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都搞清楚了。我曾经以为，我这一辈子，再也做不回医生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办法，我只会做医生，只想救治病人。其实，哪怕是让我在农村一直做赤脚医生，也是可以的。

算了一下，我这个人，一生大约只做过四件事。

第一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

当时为了渡海解放舟山群岛，战士们在太湖练兵，游泳、驾舟，没想到被湖汊里的血吸虫“盯”上了，严重影响战斗力。我就去给战士看病。还好疗效不错，立了三等功回来。

第二件，是抗美援朝，我去了东北中朝边境，为志愿军治病。

当时遇到个“怪病”：一大群战士咳血、头痛，被诊断为肺结核并伴有结核性的脑膜炎，用药却不见效。我问诊比较仔细，很多战士提及经常在河汊、田垄里捕捞小鱼小虾，战事紧张，来不及烧熟就急急咽下。我想起《实用内科学》的相关描述，又到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果然是肺吸虫病——没煮熟的小龙虾，体内有大量肺吸虫，对症下药就好办了。部队领导很开心，给我一个二等功。

第三件事，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这个病症很凶险，容易大出血，90%的病人活不过两周，成了全世界血液医生最头痛的血癌亚型。作为一个血液科医生，年轻的病人眼巴巴看着你，你没有办法，他们很快就死掉就被抬走，真的很难受。我很早就研究这个病，看各种最新文献，到处找药、找治疗方法，失败很多次，终于发现全反式维甲酸有效。谢医生退休后到儿童医院做顾问，看到有个小病人快不行了，就跟我说，你不是一直在做这个药吗，能不能救活这个孩子？我说我研究过了，动物实验也做过，效果不错，毒性不大。和家长商议后，用了药，孩子得救了。而且，这个药不是很贵，用药也非常容易，口服就可以了，能把“坏细胞”转化为“好细胞”，能使95%的病人症状缓解。

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三氧化二砷，形成了这种白血病治疗的“上海方案”，成了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我因此获得了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凯特林奖，当时评奖词说是“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当年那篇论文是全球百年来引证率最高和最具影响的86篇论文之一。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就，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没有申请专利，一是想让全世界的病人都吃得起，二是想让病人都快点吃上这个救命药。当时一盒药不到10元，一共不到100元，就能治好这个病。

第四件事，是“开卷考试”，我来做年轻医生的“拐杖”。

80岁时，我不在临床一线了。但我让血液科每周拿出一个真实疑难病例来，对我考一场试，由年轻医生出卷，我上网查阅文献资料，反复斟酌，每周四到科室来讨论。我在两天里从近1万篇文献里找到100篇相关论文，再从中选取二三十篇做成一套幻灯片，和大家分享。这一“考”，就是20多年。年轻医生临床科研工作太忙，我替他们泛读文献资料，精选给他们，应用于临床，算是一根老“拐杖”。记录“开卷考试”的《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已出版了三册。

“开卷考试”有三个好处：第一，解决病人的问题，至少能前进一步；第二，教年轻医生怎样找文献分析问题；第三，不断学习和收集最新信息，让自己的大脑不老化。所以说，“开卷考试”是我一个很大的享受。

要感谢改革开放，让我们有机会去发现新的东西。大家思想解放了，条件具备了，才有以后很重要的成果。

我的优秀弟子很多。其中有三个是院士，但都不是我的功劳，是国家和社会培养的。陈竺就是自己优秀，一考就是第一名；陈赛娟是第二名；陈国强做了海南医科大学校长，改革冲在前面。是时代给了他们机会。

我们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是一个抛物线。一个人处于科研顶峰的时候，接下来可能会走下坡路。所以当自己在抛物线顶端时就应该退下来，让贤给下一代更强的人来替代自己。这样，这根线的顶点就会一直朝上而不会向下滑去，这对整个事业的发展会更有利。所以，当年我很快把血研所所长交棒给了陈竺，因为他能做得比我更好。

我在上海生活了100多年了，不过没有自己的房子，住的这间，是瑞金医院为我租的，以后要还。

我今年102岁了，上天好像把我忘记了，但国家还记得我这个普通医生。2024年，把很重要的“共和国勋章”颁给我。哎，我最想念的人，是谢医生。她在我拿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就过世了，那是2010年。她都没有看到，只是陪我吃了很多苦。

有媒体说我是“中国药神”，不是的，哪里有什么神？再说，“上海方案”也是大家的功劳。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里面的一个种类，更多的还是不治之症，我着急的啊！只能等年轻人去想办法了……

（李泓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