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张雷在长春光机所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人民网 邱茜/摄）

张雷

1982年出生于山东，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博士毕业，2006年起深耕卫星及空间光学载荷技术领域，2014年参与创立长光卫星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2025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暮春，一段视频在互联网上刷屏：蔚蓝色的海面上，一艘货轮拖着白色尾迹缓缓前行，周围的渔船往来穿梭。视频画面清晰流畅，尤其是波光粼粼的海面，犹如无人机航拍的效果。

令人惊叹的是，如此高清的画质竟是从500多公里外的太空拍摄的。有网友形容：“就像有人站在‘天宫’空间站的舷窗前，架起了一台4K摄像机。”还有人直呼：“太空直播时代，真的来了！”

这是由“吉林一号”卫星拍摄的。视频发布者、中国长光卫星公司配文：“让世界近在眼前。”

2024年12月7日，“吉林一号”拍摄的北京大兴机场卫星图。（受访者供图）

“‘吉林一号’每天都对地球进行实时录像，为我们的生产生活提供数据和服务。”长光卫星董事长张雷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高分辨率遥感卫星领域有一个术语——亚米级，指卫星图像分辨率在1米之内，即人们能从卫星拍摄的地球图像上，看清汽车的形状和人影。10多年前，中国在这一领域近乎空白，而现在，“吉林一号”已组成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组网卫星数量达到153颗，可对全球任意地点实现每天数十次访问。

一条几乎无人走过的路

44岁的张雷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小，但对平均年龄仅有30岁的科研团队来说，他是不折不扣的老大哥。“吉林一号”不仅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商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更是张雷和团队呕心沥血养育的“孩子”。

时间拉回到2005年。那一年，神舟六号刚刚载着两名航天员“巡天”归来，举国欢庆。而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光机所）内，一场竞争激烈的“选秀”正在进行。

当时，长春光机所上马了一批重大创新课题项目，决定从在读研究生中选拔课题组成员。那时张雷23岁，从东北大学读完本科后进入长春光机所深造。看到选拔通知，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经过严格考核，成为首批11名研究生中的一员。

“得知自己入选时，我又激动又忐忑。”张雷激动的是自己能参与到国家最前沿的航天事业中；忐忑的是，这是一条几乎无人走过的路，“从零开始，整个课题组面临的全是未知”。

张雷对“从零起步”并不陌生。他出生在山东菏泽一个普通家庭，中学是在县城读的，资讯相对匮乏，他只能通过学校阅报栏看《读者》《青年文摘》等课外读物。虽然对科研没有概念，他却有个模模糊糊的理想，“希望自己能对国家有用，至少对家乡有用”。

有一次，他看到一篇介绍东北大学创办历史的文章，被其中的爱国情怀深深打动。报高考志愿时，他直接填写了这所远在沈阳的高校，并被顺利录取。

“本科4年是我的科研启蒙阶段，真正明白了什么是科学、技术、工程。到长春光机所读研后，我了解了很多前辈科学家的事迹，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学家蒋筑英，他的治学精神、奉献精神，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蒋筑英是长春光机所的“名人”，从1962年踏入长春光机所到1982年辞世，整整20年，致力于光学检测技术研究，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

长春光机所参与了“神舟”系列项目，张雷在读研时经常到北京出差。在国家图书馆，他查阅了大量资料，看得越多，越感受到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意识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

“通俗地说，我们是做太空相机的，关键技术指标就是镜头口径。2005年，国内五六百毫米口径的镜头就比较先进了，也就是0.5米左右，而国外能达到2.4米。因为太空拍摄距离长，最后的照射面积差距是平方公里级别的。”

2008年汶川地震时，中国急需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来评估灾情、指导救援，但国内卫星的能力还跟不上，不得不高价购买国外的高清数据，尽管时效性比较差。

“这是刺痛中国航天人的一件事。这种被‘卡脖子’的痛苦，我入行时体会得非常深刻。”张雷说，他刚加入课题组时，国际上高性能遥感卫星，尤其是核心的光学载荷，西方对中国实行严格的技术封锁和产品禁运。

“那时想买一个关键的元器件，不仅要花天价，过程也极其艰难，甚至根本买不到。我们就是从一张白纸、受制于人起步的。但这也成了团队最大的动力——别人不卖，我们就自己造；别人封锁，我们就自己突破。”

长春光机所科研人员在开展空间环境试验。（受访者供图）

把“奢侈品”变成“工业品”

西方同行傲慢的眼神、戒备的举止，促使张雷把“技术自主可控”“元器件全国产化”的信念深深刻进了心中。同时，他和团队意识到，要快速取得突破性成果，必须敢于打破常规。

卫星的重量直接关系到发射成本。早年每公斤的发射成本在15万元左右，而传统卫星动辄一两吨重，每次发射成本过亿元。要实现突破，必须让卫星载荷“高性能+轻量化”。

张雷告诉记者，卫星要实现高分辨率对地观测，核心是它的“眼睛”——空间相机。传统卫星的设计思路是先做一个平台，再把相机等载荷“挂”上去，导致卫星体积大、分量重、成本高。“就像是在一张桌子上放个相机。但卫星的核心功能是拍照，我们为什么不抛弃那张很重的‘桌子’，单独把照相功能做到极致呢？”

在一次内部研讨中，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研制“星载一体化”卫星——将相机与卫星结构融为一体。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张雷带领团队做了成千上万次试验。在同事眼中，他是标准的“拼命三郎”：每天早上6点30分到单位，一直忙到深夜；到了科研关键阶段，他经常睡在办公室里。“不仅是我，团队成员几乎都有在办公室过夜的经历。有时试验持续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早上起来继续干，经常有五六个人同时这样工作，从不觉得苦和累，就是一种忘我的状态。”

为了验证新系统的稳定性，团队曾连续3个月，每天工作到深夜，做了上千次的力学和热真空试验。有一次，为了一个关键部件的装调精度，几位工程师在洁净间里连续工作了40多个小时，出来时眼睛都是红的，但看到数据达标的那一刻，所有人都觉得值了。

2015年，经过团队数年不懈努力，第一代“吉林一号”光学A星诞生了：在保证0.72米分辨率的前提下，它的重量仅420公斤。

“这样发射成本将大幅度降低，我们就能实现快速、批量化发射部署，同时也更容易实现‘一箭多星’，快速组网。”张雷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卫星从‘定制奢侈品’变成‘工业化产品’。”

这年10月，“吉林一号”星座首组4颗卫星成功发射，创造了国内多项第一。次年，张雷又挑起了“吉林一号”宽幅系列卫星总设计师的重担。他希望，中国卫星不仅“看得清”，还要“看得广”；不仅能做静态的照相机，还要做动态的摄像机。

目标是“服务全球80亿人”

在长光卫星公司的展厅里，摆放着不同时期的卫星模型，最直观的变化是个头越来越小。早期模型有一人多高，而最新的可以用单手举起。2023年6月，张雷团队研发的新一代“吉林一号”以“一箭41星”的方式发射，刷新了中国航天单次发射卫星数量的纪录。

长光卫星“一箭41星”星箭对接现场。（受访者供图）

“宽幅卫星类似超广角相机，成像幅宽能达到150公里，而低轨卫星的飞行速度约7.6公里/秒，也就是说，宽幅卫星一秒钟就能覆盖近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分辨率还能达到0.5米。”

目前，“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已在诸多领域开展精准服务：在自然资源领域，用于国土普查、矿产勘探、林地湿地监测；在农业领域，可以进行农作物种植面积统计、长势监测、产量预估；在环境保护方面，能够监测水体污染、赤潮、蓝藻，甚至可以用于监管垃圾站点的堆放问题；在应急减灾方面，无论是森林火灾、洪水还是地震，卫星能第一时间提供灾区的精准影像，为救援决策争取宝贵时间……

当地时间2021年4月18日，“吉林一号”拍摄的新西兰班克斯半岛卫星图。（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2022年3月10日，“吉林一号”拍摄的卡拉哈里沙漠卫星图。（视觉中国）

不过，张雷对此并不满足，他和团队的目标是“服务全球80亿人”。

“目前大家可以用我们开发的‘共生地球’软件，免费看家乡的卫星影像，而在未来，大家可以定制更多个性化服务。比如，家里有农田的，可以用卫星监测作物生长情况；周末要去露营，可以用卫星看看山区是否有积雪，等等。我们的目标是让航天技术‘接地气’，服务到每一个普通人。”张雷对未来有更多期待。

近10年来，中国商业航天快速发展，从最初寥寥数家公司，到如今超过600家企业竞相追逐。截至2026年4月，中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突破2.83万亿元，蓝海已成红海。

面对蓬勃的行业态势，张雷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对记者坦言，在卫星的极致分辨率上，国内与世界顶尖水平还存在一些差距；在商业模式的成熟度、数据应用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国内也仍在追赶。但同时，中国企业的优势也非常突出。

“我们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将最新的光学、电子、材料技术集成到卫星上，实现产品的快速迭代；我们拥有批量化制造的能力，可以用工业流水线的方式生产卫星，这直接带来了颠覆性的竞争力；我们背靠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试验田，一旦模式跑通，我们就可以向全球输出完整的解决方案。”

张雷举例说，过去造一台高精度卫星相机，装调周期要40天；现在通过流水线作业和工业级器件的应用，只需40分钟。他希望，未来的航天技术能像电力和互联网一样，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让航天技术飞进寻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