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3日，姜明典展示手写的侨批信封。（视觉中国）

姜明典

1949年出生于福建石狮。1967年开始代写侨信，至今已代写十几万封，被称为当地“最后的代书先生”。

5月18日，姜明典在电影院里看了《给阿嬷的情书》。这部最近大火的剧情片，让他想起了很多往事。

“我已经77岁了，本以为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可电影里的那些细节，又唤醒了我的记忆……有一瞬间，我感觉皮肤好像过了电一样。”姜明典用浓重的闽南口音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阿典，你帮我写一封信吧。”“阿典，我该怎么办？”“阿典，我要走了。”……一声声“阿典”，是姜明典记忆里无数“番客婶”对他的呼唤，从还是个毛头小子，唤到满头白发。

姜明典的“办公室”是露天的。在福建泉州石狮市人民路，一处停车场的入口旁，他那张挂着“代书侨信”木牌的旧书桌格外显眼。桌上摞着几本老旧的字典，摆着几块压书石，还有几支圆珠笔。这张书桌，他已经守了近60年。

《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也让“侨批”（闽南话中，“批”指信件）被大众所知。当年海外华侨华人寄给国内眷属的书信与汇款凭证合一的侨批，如今成了“文物”。银幕上，隔海相望的思念让无数观众泪洒影院；现实中，在石狮这条老街上，“代书先生”姜明典也走到了聚光灯下。

“今仔日有批要写无？”

姜明典被大众注意到，源自2025年4月。他在年轻人的帮助下注册了一个社交媒体账号，分享自己经手的侨信故事。

姜明典在代书摊前写侨信。（受访者供图）

“从清末到民国，很多闽南人为了谋生下南洋（东南亚地区）闯荡，我们泉州这边尤其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下南洋的人，可以说是‘十户九侨’。”谈起侨信的起源，姜明典对记者娓娓道来。

当时下南洋的几乎都是年轻男子。出发前，他们大都会在家人的安排下与本地女子成亲，不久就告别新婚妻子，跟随亲戚或同乡踏上旅程。

“我们这里去菲律宾的最多，然后是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地。”姜明典说，“这些背井离乡的男人被称作‘番客’，他们留在老家的女人就成了‘番客婶’。”

在外打拼的男人会定期把书信和钱款寄回家，这便是侨信。那个时代，国内女性绝大多数不识字，她们需要读信、回信时，就会找代书先生。

姜明典出生于1949年，当时的石狮还是泉州晋江县下辖的一个镇。他的父亲曾在台湾一所中学担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大陆定居，1958年在石狮街头支起摊子，做起了代书先生。

“那时，闽南地区的侨信业务量很大，仅我父亲所在的那条街上，代书摊就有二三十个。”姜明典回忆，“一些海外侨信是用中文写的，但信封上的地址和姓名则是英文，需要翻译成中文。国内的家属到邮局领取汇款时，往往找代书先生连回信一起写了。”

初中毕业后，姜明典因家庭原因未能升入高中，伤心了整整3个月。那段时间，母亲常用闽南谚语“一枝草，一点露”安慰他：“哪怕一枝小草，叶子上也有属于自己的一点露水。只要你不放弃学习，未来总会有出路的。”

在母亲的鼓励下，姜明典自学文化知识，包括文言文和英文。1967年，姜明典在父亲的代书摊旁支了一张桌子，开始了代写侨信的生涯。“开业第一天，我就写了100多张侨汇回执，每张能赚一毛钱。全家都为我高兴，母亲特意买了猪肉，在晚上炖了一锅大餐。”

当时，街头做代书先生的几乎都是中老年人，不到20岁的姜明典在其中就“显得过于年轻了”。用母亲的话说：“你没胡子，资历不够，顾客更愿意找年纪大的。”干了几个月后，母亲给他出了个主意——去乡下开拓业务。

“我父亲之前在乡下跑过好多年，积累了不少老顾客，他将每个村子里的侨眷名单提供给我，让我直接去找他们。”于是，姜明典背上装有纸笔和字典的旧书包，骑着自行车穿梭于石狮和晋江的大小村落，挨家挨户询问：“阿伯阿婶，今仔日有批要写无（今天有信要写吗）？”

“阿典来了”

在近60年的代书生涯中，最让姜明典难忘的是“番客婶”群体。

刚下乡时，他还是个青涩少年，“番客婶”把他看作孩子、弟弟。起初都是他主动上门询问，一来二去熟悉后，他每次到村口，大家就互相通知“阿典来了”，在家里等着他写信。

“那时‘番客婶’好多啊，每到一个村子，我总是从村头写到村尾，经常在月亮爬上来的时候，还赶着给下一家代书。”姜明典从一个村写到另一个村，从一个镇写到另一个镇，有时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把晋江县走一遍。

2025年7月，根据“番客婶”的故事创作的情景剧《侨批往事》在福建晋江梧林传统村落上演。（视觉中国）

每一封侨信背后都是一个故事。姜明典认识的一位“番客婶”，十几岁嫁人，婚后不久丈夫便去了菲律宾。第二年，她生了孩子，第三年丈夫在菲律宾去世了。此后的漫长岁月中，她靠着丈夫海外兄弟的接济，独自将孩子抚养长大。她活到了96岁。

还有一位“番客婶”，丈夫在异乡因海难去世后，她的精神受到刺激，依然请姜明典帮自己给丈夫写信，“要他早点回来”。

“我知道她糊涂了，但听着她清晰地报出丈夫在菲律宾的收件地址，又觉得她并不糊涂。”明知收信人看不到了，姜明典不愿断了她的念想，在信中写道：“坐令红粉青山，转眼老去，春花秋月等闲虚度。”没想到信寄出后，居然收到了“丈夫”的回信——姜明典事后才知，回信的是“番客婶”留在海外的儿子。“每次她把‘丈夫’的回信拿给我，我便念给她听。她听完总是泣不成声。”

类似的故事，姜明典见过太多、听过太多。尽管父亲从一开始就告诫他“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管的不管”，可他有时还是忍不住帮“番客婶”出主意。

代写侨信，也是有很多门道的。姜明典告诉记者，早年的信要竖着写，从右到左，用繁体字；措辞要半文半白，既要雅致又要接地气。为此，他常备工具书《秋水轩尺牍》和《雪鸿轩尺牍》，这两本书被视为清代书信写作的范本，蕴含着文人雅士的沟通智慧。

写信还要懂得人情世故。父亲告诉姜明典，信中不可讲人坏话，不要诉苦抱怨，“求汇款”不可太过直白。比如，家里需要钱盖房，信中要先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再讲建房需求、房屋规模，最后感谢丈夫的关照。“父母还特别叮嘱我，进独居女子家里要有人陪同，看到门帘掀开才能进去。”

海外侨信上的外文地址、姓名，往往是按照闽南语发音写的。例如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王彬街”，侨胞会按闽南发音写成“Ongpin Street”；闽南大姓“蔡”，会按闽南发音拼写为“Chua”……这些关键信息需要精准翻译，才能保证邮寄顺畅。

姜明典自学古文和外语。

“每次遇到回国探亲的华侨，我都会追着请教外国某街道用闽南语怎么讲。”为了写好信，姜明典还常常在晚上“加班”，听英语广播、看教材，自学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

一个时代的“活化石”

改革开放后，不少“番客婶”申请出国寻亲。有些“番客婶”年纪大了，对寻亲顾虑重重，姜明典劝她们：“人生苦短，再不去找，一辈子都要过去了啊。”

然而，现实并不总是大团圆的结局。一些“番客婶”历尽艰辛出国寻亲，却发现丈夫早已重组家庭。她们只能独自返回，有的留在香港做工度过余生，有的回到泉州继续原来的生活——或许会在多年后的某一天，等到落叶归根的故人。

“海外华侨华人大多对故乡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即使几十年没有回来过，他们仍然无法割舍亲情、乡情。除了父母、妻儿，他们对家乡的族亲、朋友也时常关照，每到逢年过节，总有汇款过来。”在姜明典看来，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仁义。

他对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抗日战争期间，一名华侨被误传在马尼拉被炸死了，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大哭一场后改嫁他人。多年后，这名华侨从海外回来了，再见到妻子时，他说：“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是造化弄人。既然你已成家，就好好生活，以后如有困难，给我写信。”

此后每到春节，这名女子都能收到前夫寄来的一笔钱。遇到难处，女子便请姜明典代书求助，每封信的开头称呼都是“兄长”。

“这样过了很多年，直到她的前夫去世。不久后，她也去世了。如果我不讲，他们的故事恐怕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通信技术不断进步，书信渐渐退出舞台，找姜明典写侨信的人也越来越少。去年，他写的侨信不过几封，大都是同乡会宴请等事务。泉州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专程来采集姜明典的口述历史，大家意识到，这位老人的记忆是一个远去时代的“活化石”。同一条街上的代书先生纷纷离开，如今只剩姜明典一人还在坚守，“很多老顾客不会用手机”。

最近，一位80岁的老顾客告诉姜明典一个喜讯：自己在菲律宾找到了从未谋面的亲人。

这位顾客刚出生4个月时，父亲便去了菲律宾，12岁那年父亲去世，从此中断联系。但他一直对父亲念念不忘，几经辗转，终于在一个华侨陵园里找到了父亲的坟墓。他告诉当地人，如果逝者的家人来上坟，就说有人从唐山（老辈华侨对祖国的旧称）来寻他们。今年清明节，果然有电话打来——他在菲律宾还有6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

姜明典写侨信时使用的部分工具。（中新社记者 张斌/摄）

“双方在菲律宾相见时，我这位老顾客还没走到近前，他的一个妹妹就大声喊：‘大哥来了！’因为他们长得太像了。”姜明典感叹，“每当听到这种故事，我就觉得只要还有一个人需要我，就要继续写下去。”

从1967年写下第一封侨信至今，姜明典已写了十几万封信，自己也说不上来具体写过多少字，只记得墨水换了一瓶又一瓶。自开通社交媒体账号后，他的代书摊又热闹起来，媒体记者、视频博主、粉丝网友……纷纷涌了过来。偶尔，会有一位老人颤巍巍地走过来，说：“阿典啊，帮我写封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