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皋的《人间任天真》封面图。（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蔡皋并不是一夜成名的。1993年，47岁的她就获得过人生第一个国际大奖——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那也是中国画家首次获得该奖。她还担任过第三十四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图画书插图展的评委，是2022年林格伦纪念奖中国区候选人，2022年获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

今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蔡皋录了一段简短的视频感言，她说：“这不是给我一个人的奖，是给一代人工作的奖。”

种种国际荣誉的背后，是蔡皋数十年创作生涯的累积，也映照着中国绘本一代人的路。

桃花源的东渡

唐亚明是福音馆书店（日本知名的少儿读物出版社）首位外籍正式编辑，和蔡皋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那时候，我每年跟着福音馆创始人松居直先生来中国做交流，认识了蔡皋。”

那时候，中国没有图画书或者绘本的概念，市面上几乎都是“小人书”，几分钱一本，以传统的连环画居多。而绘本在欧洲诞生，其基础是文艺复兴后提倡“发现儿童”——承认孩子有独立的人格和人权，绘本不是用来教育孩子的，而是让孩子通过阅读得到自我快乐和自我成长。

唐亚明至今记得，当时，松居直这位“日本绘本之父”在北京最大的书店里想找点中文绘本看，因找不到而无奈感慨：“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为什么儿童书这么少？”

1996年，蔡皋（左二）与“日本绘本之父”松居直（右一）、图书编辑唐亚明（右二）在探访武陵源的路上休息。

彼时的蔡皋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脑子里有了大胆的念头：把中国绘本搞起来。她从最小、最省的书起步——她早年编辑的《七色花》，128开本，仅有火柴盒那么大，一盒7本，只卖6毛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文化交流如火如荼。中国加入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有了自己的中国分会（CBBY），设立了中国国内早期的绘本奖项“小松树奖”。首届评选时，湘少社的4本获奖作品《小蛋壳历险记》《贝贝流浪记》等均出自一位编辑之手，就是蔡皋。

在湖南，松居直与蔡皋一见如故。两人闲聊时，聊到了桃花源。松居直说小时候自己家里挂着一幅画，画的是一个人逆流而上，两岸桃花盛开。长大后他才知道，那幅画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他想去看看真正的桃花源是什么样子。

湖南就有武陵源景区。蔡皋带着松居直夫妇、唐亚明夫妇一起去探访。景区没有松居直想象中的宁静，但“豁然开朗”的地形还在。

从武陵源回来，松居直说，要把这个故事做成一本绘本，在日本出版。他将陶渊明的古文重编为孩子们能读懂的语言，蔡皋负责绘画。唐亚明是书的编辑，他请日本著名装帧家杉浦康平亲自设计，特意加了很多粉色、黄色的底纹，希望打破人们对中国作品“老旧水墨画”的刻板印象。2001年，《桃花源的故事》完稿。这本书后来入选日本小学教材，原作被日本木城绘本之乡美术馆收藏。

赴日交流时，蔡皋一下飞机就直接被接到会场，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放得那么大，感到惊奇、陌生。翻译告诉她：“来的都是喜欢你的画的人。”她这才放下紧张。唐亚明还记得，画作布置好后，现场的工作人员像麻雀一样“呼”地走近赏画。“他们是真的喜欢。”

“火城1938”

在唐亚明看来，中国绘本真正快速发展，是在2000年以后，原因很好理解：“经济崛起了，中国人真正富裕起来了，绘本这个概念也逐渐被年轻的父母接受，被广阔的市场认可。”

2000年，也就是蔡皋退休那年，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首次邀请中国画家担任评委，她应邀前往。偌大的书展，中国绘本的数量很少，只能“灰扑扑地待在角落”。蔡皋不服气，成天拉着翻译“找盟友”，联合起来推荐本国作品。“她知道，当别人的文化比较强势的时候，自己一定要表达，不可能指望别人来主动拥抱你。”蔡皋的儿子萧睿子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退休后的蔡皋比以前更专注于绘本创作，时不时受邀去各地交流。但她身体并不好，女儿萧翱子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总是陪她一起去，耳濡目染也喜欢上了绘本创作。“与母亲往来密切的绘本界朋友都是很简单质朴的人，他们是真的热爱这行。”萧翱子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很容易被这些像孩子一样的人感染。

2007年，中日韩三国的绘本作者共同发起了一个“祈愿和平”项目。当时正是安倍晋三初次当选日本首相不久，“告别战后体制，修改宪法”的口号在日本政界喊得震天响，而民间和出版界的有识之士希望维护和平，邀请中国和韩国的艺术家一起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进行创作。萧翱子记得，当时3个国家一共有13位艺术家参与其中。“我妈妈觉得这样的项目，不能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或者不喜欢画这种痛苦的题材，就不参加。她义不容辞地去了，还把我也拉进去了，不仅是开会的时候都让我陪着她，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这样一个项目有年轻一代的参与，才更有意义。”

母女俩选择的是画抗战期间长沙的文夕大火——1938年，为进行“焦土抗战”，一把大火吞噬了千年古城长沙。

文夕大火之后约8年，蔡皋出生。她童年时，总是听家人讲到大火当晚的逃难往事，焦土遍地，灰烬如“被盖”飘落等细节。为了这本书，蔡皋母女又查阅了大量史料和影视作品，采访老辈人，最终选择从一个8岁女孩的视角，来讲述长沙城大火前的繁华、大火时的惨烈和大火后的焦土。全书用铅笔素描，只有黑白两色，历时5年完成。

2013年，《火城1938》出版，同时在中日韩三国以三种文字发行。时任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黎巴嫩分会主席的谢琳·克雷迪评价：“画面中，你甚至可以读懂人们脸上的光亮是如何逐渐消失的。随着战火弥漫，人物形象的面部越来越阴暗。你不再是你，你只是那些黑色烟雾的一部分。”

2014年，首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图书（绘本）奖”评选进入最后阶段，评委们已决定授奖给蔡皋，但获奖作品究竟是这本《火城1938》还是《花木兰》，大家僵持不下，讨论了两个多小时。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CBBY）主席海飞后来见到蔡皋时，忍不住跟她吐槽：“蔡皋，两个多小时啊，为了你大家讨论了两个多小时啊！”那次的奖项最终还是给了《花木兰》。但时光不会辜负好作品，蔡皋和萧翱子以最初的无字书长卷设想重新出版了《火城1938》。2023年，它获得第三十五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最佳绘本奖。

2024年，在成都举办的蔡皋绘本艺术国际研讨会上，巴西插画家、国际安徒生奖得主罗杰·米罗看到《火城1938》时，感动得流泪了。英国剑桥艺术学院教授马丁·索里兹伯瑞评价蔡皋：“她成熟融合东西方艺术元素，从新一代中国绘本艺术家中脱颖而出。”

《火城1938》封面。

不约而同提到了“温度”

如今，活跃在国际上的中国童书作者已不止蔡皋一人。曹文轩、于大武、朱成梁、周翔、熊亮、徐乐乐……各有擅长，各有口碑。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谈凤霞是2024年和2026年两届国际安徒生奖的评委。她记得，品评蔡皋的作品时，各国评委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温度”。在蔡皋新作《不能没有》中，一个小男孩倒立着看书，“很儿童的表达”；再往后翻，一个小女孩的头绳顺着书页延伸，成了一群孩子拔河用的大绳，趣味十足。“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创作者都会有民族特色，但蔡皋的突出之处在于，在民族性的基础上还有温度感。从《桃花源的故事》《火城1938》到《出生的故事》《不能没有》，都体现了对家庭和乐、世界和平的美好向往。这让她的表达能够超越国界，抵达人类的普遍经验和共同情感。”谈凤霞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蔡皋2024年的绘本作品《不能没有》内页。

谈凤霞坦言，在中国童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文化屏障始终会存在，破题的关键是创作者、翻译者、出版社、研究者均能沉下心来打磨作品。“艺术的品质还是最重要的。”让她欣喜的是，近些年，中国创作者们既坚守自身特色，也汲取外来的技法、理念，出现了不少独到、创新的表达。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创作者而言，奖项和榜单的确能显著提高海外能见度。谈凤霞提到了余丽琼著文、朱成梁绘图的童书《团圆》——它被《纽约时报》评为2011年度“最佳儿童图画书”，是海外传播最广的中国童书之一。

中南博集天卷·小博集项目主编文赛峰也提到，蔡皋获奖后，很快就有外国出版社来洽谈合作事宜。“任何国家的文学作品‘出海’，都会面临跨文化问题，这就很考验当地的合作方。只有合作方真正理解、欣赏了，才能做好转译和推广，将作品和作者的魅力传递给全世界的读者。”

所以，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谢琳·克雷迪才会说，蔡皋“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美丽”，其作品“会鼓励世界各地更多儿童了解中国”。谈凤霞告诉记者，这也是整个评委会的共识，无论如何，“一扇窗打开了”。

蔡皋和无数的中国童书，正在一起向世界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