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鼎晚年

去西安面见张学良

我父亲刘鼎去西安与张学良会面之前，正在上海寻找中共中央。

当时，红军和苏区遭到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我父亲在闽浙赣苏区担任政治部组织部长、红军第五分校政委、洋源兵工厂政委。与方志敏一起执行阻击敌军的战略，方志敏率部队北上，他奉命带领游击队，在磨盘山区戈阳一带打游击，牵制敌军。坚持了八个月，红军游击队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被打散，追兵愈来愈近，“刘鼎与游击队员纵身跳岩”，搜山的敌人发现了我父亲，被国民党军抓住。在押往九江俘虏营的路上，我父亲帮助车队修好了一辆汽车发动机，之后，敌营长又让他修理收音机来试探他，我父亲也给修好了，敌人觉得他“是个干技术活儿的”，不是带兵打仗的。放松了对他的看管。1935年秋天。我父亲逃离俘虏营，脱险回到上海。他与中共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

习仲勋为刘鼎题词：“兵工泰斗统战功臣”

在老朋友蔡叔厚以及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帮助下，我父亲住进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上海愚园路上的住所，治病同时寻找中共中央。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为躲避搜捕，史沫特莱又协助我父亲躲进了宋庆龄家。

1936年3月的一天，董健吾约我父亲见面。见面后董说：“张学良将军托人来上海找共产党的高层关系，探讨抗日救国问题，希望去西安面谈。孙夫人（宋庆龄）想到你是个合适的人选，让我来征求你的意见。”

在这之前张学良在洛川秘密会见过中共代表李克农，开始了与中共的接触。但是他认为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在上海。他告诉董健吾，说他已经委托在上海的李杜将军帮助寻找中共中央关系，希望请到一位中共高层的共产党员来西安面谈。董健吾回上海向宋庆龄汇报时，宋庆龄推荐我父亲。

我父亲听完董健吾的话，认为事关重大。他说考虑之后再给董答复。我父亲当时的考虑是：一、张学良找共产党密商抗日，究竟有多少诚意？二、党中央对张学良会有怎样的态度？如果代表中共高层与张学良对话，必是涉及两党两军关系的重大工作，他怎么做？三、我父亲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逃犯”，张学良是国民党“剿共”司令，刚出狼窝又入虎穴，去西安就是在冒险！

去？还是不去？我父亲思想斗争很激烈，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不了被砍脑壳。”同时父亲还考虑，去西安离陕北就近了，他盼望尽快去陕北找到党中央，回到战斗的队伍里。即使进不了陕北，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身为共产党员，有机会向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将军陈述国共团结一致、扩大抗日救国力量的政见，也是义不容辞的。

初见张学良知己者相逢

1936年3月20日，我父亲随赵毅到了张学良公馆，与张学良见面。

没想到，张学良劈头盖脸地就对我父亲提出三个问题：“刘先生，你是共产党的代表，我有问题想请教：一、你们共产党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二、中东路事件，你们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可是你们知不知道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很惨？三、红军流徙到了陕北，闹得人心不安，而陕北在东北军的防区内，东北军不能不管，红军却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你们知道吗？”

一连串尖锐发问火力十足，令我父亲略感意外。为慎重起见，他提出回去考虑一晚再回复。次日见面，他逐条给出答复，逻辑清晰，有理有据，言语诚恳。我父亲对张学良说：“将军国恨家仇系于一身，怎么能甘心丢掉家乡东北？明白人都会理解将军的苦衷，使你受辱的不是别人，唯误于蒋介石先生的不抵抗政策。‘中东路事件’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允许日本在东北扩张势力，面对有两国条约的中东路管理采取片面行动，事实上成为亲日反苏，苏联对张将军的谴责，张将军恐是代人受过。蒋先生驱使东北军‘剿共’，让东北军和红军互相厮杀，是‘借刀杀人、一箭双雕’之计，究竟是红军对东北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对东北军‘厉害’，还望将军深思。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危急关头，东北军最好的出路莫过于联共抗日，可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圈套，且能洗去‘不抵抗’的恶名。”

意气风发的少帅，面对日寇侵略背负着失地亡父的国仇家恨，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压力下，需要一个能理解他的人。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父亲随张学良飞往洛川，十多天里日日长谈。谈到为国家统一而易帜于蒋，蒋令他不抵抗的电文，逼他辞职出国；谈到损失兵工厂的痛心，蒋令东北军“剿共”，前线官兵不愿内战；谈到德国、苏联，国家前途命运，甚至家庭私事。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他把我引为知己，敞开心扉，达到无所不谈的地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刘鼎在德国

但我父亲心里明白，他们绝不是在闲聊。张学良要通过谈话多多地了解中共的理念，了解中共领导的红军，了解中共的政策和策略，了解中共对抗日的决心和可能预见到的前途。

例如：张学良很想知道中共是怎么治军的，说：“红军活动的地方多是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的边远山区，穷乡僻壤，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部队还能打胜仗，还能扩充队伍；即使打了败仗也不溃散，即使打散了还能很快聚拢起来，真是不可思议。红军哪来那么强的战斗力？”

我父亲尽可能详细地介绍苏区的土地革命情况、政权组织情况以及社会、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情况……

张学良说：“在武昌，我读过点马列主义的书。知识分子和工人接受马列主义理论，还不难理解，但农民有的连字也不识，怎么能接受马列主义、矢志革命呢？”

父亲说：“马列主义的道理，到了中国的实际中，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和压迫。中国农民是最受剥削和压迫的，他们的实际感受、实际利益决定了他们愿意接受马列主义，愿意参加革命斗争。”

张学良还问：“共产党人有个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要搞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你们在‘中东路事件’时曾提出要‘保卫苏联’，为什么今天还要爱国，还要抗日？是不是一种笼络人心的策略？”

我父亲回答：“共产党人不仅是共产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它不仅从工人阶级利益出发，也要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没有中华民族的翻身解放，就没有工人阶级和劳动民众的翻身解放，因此，共产党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是从中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的，是真诚的，真心实意的。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共产党中有人提出要‘保卫苏联’，是听命于上面，不顾国情，共产党也会接受教训，也能检讨自身，总结教训。”

父亲与张学良在洛川十多天的倾心长谈，打消了张学良的顾虑，使他相信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救国的，促使他做出了不打红军、联共抗日的决定。

被任命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

父亲最初在张学良身边的工作，中共中央并不知情。

1936年4月9日晚，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初次见面，秘密会谈，商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父亲作为张学良的代表参加了会谈。周恩来见到我父亲很惊讶：原来是你呀！肤施会谈，张学良做出了民族大义至上，联共抗日的抉择。

会谈后，父亲与周恩来赴瓦窑堡。路上，周恩来兴奋地说：“出乎意料，出乎意料，谈得真好啊。想不到张学良这样爽快，是个有决心、有勇气的人，真是出乎意料！”周恩来还详细了解了父亲与张学良在洛川的长谈情况。

在瓦窑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周恩来把我父亲介绍给参会的同志。因为大家知道我父亲已经同张学良相处了一段时间，关系十分融洽，且身份在东北军中没有暴露，会议决定正式派我父亲为党的代表，继续去张学良处工作。

临行前周恩来嘱咐他：“你去当代表，对我党我军十分重要。你与张学良已有了好的关系，要继续推进，要善意地帮助他，一定会越做越好。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第一次出马，一定要做好！中央对你寄予很大期望，努力干吧！帮助张培养抗日干部，这是很重要、很现实的事，尽量从他部队中选拔、培训，还要招募些青年学兵，东北军有很好的条件。他确实缺干部，要帮助他做组织工作，东北军一旦有一批好的抗日干部，就能成为一支好的抗日同盟军，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力量。交通路线已经建立，你要检查，帮助保证畅通。与家里的通信联络要及时。密码按照约定的办，小心保密。我们有一批山西钞票，你带出去设法兑换，待我供给部门在西安支用。”

随后，李克农和我父亲约定了两套电报密码，我父亲全部背下来记在心里。据解密的中央档案资料，在洛川，我父亲及时向中央发出四封密信，及时汇报他在张学良处了解到的新动态。

5月上旬，中共中央举行了政治局会议，提出一个以红军和东北军为基础，创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西北大联合，与苏结盟，“战胜蒋日”的战略构想，即反蒋抗日策略。我父亲以电报进行双方沟通并具体安排，5月12日晚，周恩来同张学良再次在肤施会谈。

肤施会谈中相约各自训练干部，是会谈的最大收获之一，也是最有效的准备抗日的具体步骤。为帮助东北军培养干部，帮助东北军加强政治建设，我父亲建议并协助张学良建立抗日同志会，创办同志会宣传刊物《文化周刊》，抗日同志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团级的校官，在西安事变前和事变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东北军中开办了军官训练团，张学良亲任团长同吃同住并讲课，对学员作了《中国出路惟有抗日》的演讲，公开表明了东北军抗日的决心。父亲还对张学良说，应该从社会上招收有知识、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培养年轻军官，为东北军增添新的血液，创办学兵队。张学良很赞成就委托父亲来办。学兵队成立后，父亲常给学兵队员讲课。在西安事变中，学兵队承担了西安城里重要军事人员及重要军事岗位的看守和保卫任务。

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月初的一天，张学良突然从王曲来电话把我父亲找去，只见他似气似怒，很不愉快，相对愕然无语，我父亲见了亦有些吃惊。张用很不平常的语气对我父亲说：“我的日子难过，我想了些天，只有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快去和陕北联系妥告我，我立即派飞机送你去肤施。”我父亲摸不着头脑，问张：“怎么回事？”张说：“这几天，我翻来覆去考虑，现在我打定主意了。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后面是比蛇还毒的中央军，整我、害我。我这队伍里，年青有为的人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危险家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好人、坏人混杂，捏不到一起，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我和周先生谈过，我们彼此了解。干脆跟你们合在一起，撒开手干，大有前途。”接着又说：“劝蒋团结抗日，原来我想有可能，但亦不容易。他自成一系，损人利己，太阴毒，跟着他难得好果。不如明白跟你们合作，旗帜鲜明，若干两年，一定会有很大成就。然后再逼他抗日，更有力。”

张学良的态度，我父亲认为很可能影响东北军发生重大变化。我父亲要求当面汇报。中共高层也立即报告了共产国际。

父亲的日记中写到：“回到张公馆，我立即发急电，要求当面汇报。中央回电同意，并让我约定会面地点，我从地图上查找，安塞是离延安最近的县城，就约定在安塞县城。”父亲出发前，张学良要启程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的中央全会。他嘱咐我父亲，从安塞回来他走到哪里让父亲追到哪里，尽快把中共的意见告诉他。

父亲写到：“第二天，我乘张的专机飞到肤施，下午一个人步行往安塞走，路上遇到冰雹，头上被打得尽是包。一到安塞，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李克农、童小鹏等已在等候。晚饭后，我连夜汇报了张学良的要求，东北军内部情况、军官训练团情况以及从张处了解的山东、山西、北平、四川、两广等地情况。中央领导提问，我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毛泽东总结，大意是：东北军处在亡省亡家，流落西北的地位，经我党和红军做工作，使之由‘剿共’工具转变成抗日军队是可能的。张学良积极执行肤施会谈协议，举办军官训练团，宣传抗日思想，是件大好事。但要使东北军完全转变很不容易。其中一些高级将领思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遇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随着抗日形势发展，东北军内部会产生分化。我们党对东北军的方针，不是瓦解、分裂它，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东北军，团结它、改造它，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武装力量，成为红军的可靠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成张拉一部分军队和红军一起干。因为，那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我们要对张多做解释工作，劝他不要性急，希望他工作做得更扎实，团结更多的人。”

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天亮了，周恩来让我抓紧时间睡觉，然后马上返回西安，我刚睡着，又被人叫醒，原来是毛泽东单独找我谈话。他对我说：‘要记住，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的方针，任何不符合这条方针的言行都是错误的。你的任务，不仅是像在上海那样工作，收集情报，而是要做张本人的思想工作，做团结东北军的工作，使东北军真正成为一支抗日的力量。你不要怕自己年轻，也不要怕没经验。我们都在做张的工作嘛！中央支持你。刘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哇！’”

父亲赶回西安，张已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父亲按他的叮嘱，追到南京、上海，也没有碰上。再赶回西安，向张学良详述了去安塞汇报的情况，并说：“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到了，研究了一夜，高度评价你的抗日决心和热情。但是，他们认为你的想法，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要你团结全体东北军，耐心争取蒋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张一直在凝神地听着，等父亲一说完他就说：“对！对！我懂了。”接着又以爽朗而坚定的语气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用这个地位，加紧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悟。”

我父亲离开安塞之前，周恩来要他去上海与恢复党的地下工作的冯雪峰建立联系，并带了张闻天和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还要他在上海给红军购买药品、医疗器材、无线电器材、书籍等苏区急需的物资，运进苏区，兑换山西钞票等等。在上海，父亲找到与他友情深厚的国际友人，一起研究设计行动方案，设法躲避国民党的监控和封锁。在上海，父亲还专门去看望了上海地下党的夏衍等同志，商量从上海党的文化人中找到能去西安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他见到了冯雪峰，转交了张闻天、周恩来给他的信。冯说：“你来得好，正好有一个重要的同志，从共产国际回来，负有重要使命，要去陕北，随你同行。”到西安后，父亲立即为潘汉年去苏区做好安排并寻找位置适合的房子建立了七贤庄一号秘密交通站（即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收药品及其他物资和接送出入苏区的中共人员。同时，父亲还建立了能发送到全国大部分地区，远至香港、苏联、日本都能收听到的秘密电台。

反蒋抗日策略转变为逼蒋抗日

我父亲与张学良从7月初离别，到20天后再见，时间不长但时局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言论，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党中央和张学良最期盼的苏联态度迟迟没有回音。

到了8月中旬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电报，要求中共把统战工作的重心转向南京政府，“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为执行共产国际以蒋介石为统战工作重点的指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张闻天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其中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同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都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口号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9月上旬，来西安的交通员，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交给我父亲，让他转给张学良，征求他的意见。张学良看后，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并表示愿意代为中共冒险向蒋说和，毛泽东9月23日致电刘鼎转告张学良：“毅任斡旋甚好，迅速达成和平统一，国家民族之福……”

从7月初去安塞见过毛泽东到西安事变发生前，党中央与父亲往来的电报有数十封之多。电报的内容涉及：

1．部署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

2．了解西安及外界动态。

3．转达对张学良的建议。

4．检查交通线保证畅通。

5．安排迎送经西安往返陕北、南京或上海的党内同志或重要人物。

6．为苏区购买无线电器材、物资、药品。

7．通过张学良筹措经费、棉衣、武器弹药。

8．为中央和毛泽东购买书籍纸张。

9．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等等。

事无巨细，多为急办。由此可见，我父亲不仅是协助张学良工作的中共代表，也是在国统区西安落实党中央的军事战略，为红军的生存，拼命完成各项隐蔽任务的战士。

“双十二”兵谏怒火爆发

为实施“逼蒋抗日”的政策，党中央派潘汉年到南京与蒋介石和谈，但是南京谈判蒋介石丝毫不让步，并命胡宗南的一部军队在左翼，王以哲的部队在右翼，合围“剿灭”红军。国共谈判在国共两军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进行。

这期间，张学良多次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每次都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还说要撤职查办张学良。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第六次‘剿共’计划”，并定于12月12日上午宣布开战。

压抑很久的，国破家亡、妻离子散、不打侵略者反打同胞手足的怒火终于爆发！12月12日清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把对蒋“兵谏”的决定告诉我父亲，要他立刻向保安发电报告西安的行动，请中共准备配合。

12日凌晨5时，我父亲通过报务员彭绍坤接通了保安的电台，向中共中央通报张、杨在西安实行“兵谏”的决定。这时，全城停电，电报发不出去。我父亲立即从金家巷赶到南城门电料行去购买电池。电池买回电报发出后，得知蒋介石在临潼被抓。

上午9时许，张学良又让我父亲和应德田一起代他草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五人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北进。”

毛泽东、周恩来得知张学良对蒋介石发动兵谏，回电说“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并说“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

“兵谏”消息震惊中外。兴奋和惶恐，支持和反对，赞扬和声讨，各种情绪，各种声音，纷纷扬扬，不断传到西安。张学良在潮水般涌来的回响中，盼望得到中共中央的声音。盼望周恩来早点到西安，共谋对策。

“兵谏”发动时，父亲冒险找到住在西京宾馆的史沫特莱，告诉她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发动“兵谏”，史沫特莱立刻把这一令世人震惊的消息电报发出，成了第一个把西安事变消息发给西方通讯社的记者。

双十二“兵谏”发动后，国内出现了各种反应。在政界出现一股拥蒋浪潮，谴责张、杨的声音不断。张学良原以为一旦扣蒋，定会四方响应，没想到反对之声如此强烈，出乎意料；但是，中共中央的复电，对张、杨表示完全支持，认为“兵谏”是义举，决定派周恩来等前来西安，这使张学良感到欣慰。

张学良也很注意国际对“兵谏”的反应，特别是苏联的态度。自12月13日起，苏联的报纸、广播纷纷指责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受日本人指使。张对此很恼火，问我父亲：“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我父亲也认为这是无端的诬蔑，只好回答：“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

为了影响国际舆论，张学良要我父亲设法组织外语广播，以正视听。父亲找到史沫特莱，她在西安电台用英语如实地介绍了西安事变的原因和目的，以及扣蒋后的情况。

张学良派刘鼎两次机接周恩来

12月14日，我父亲接到中央来电，让他于16日到肤施用飞机接周恩来一行。

15日早晨，周恩来率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一行18人，由保安起程，冒着大雪，骑马奔肤施。其间有170多里路，要翻越几座大山，沟深路窄，行进艰难，第一天只走了一半路程，在一个小村的窑洞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急急赶路，傍晚才赶到肤施北门外。

16日，我父亲乘张学良的专机飞往肤施，机上满载着张学良送给红军的弹药。未降落前，父亲要飞机在肤施上空低飞，盘旋了两圈。他探身俯视地面，肤施城里城外一片寂静，机场及其周围白雪皑皑的地面上见不到一个人影。

肤施在三个月前已为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程团驻防，“双十二”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晚上程团奉命开走，走时下令民团死守肤施城。肤施有民团300多人枪，连保甲700余人也都有武装。

飞机着陆后，只见从城东门方向跑过来一帮民团兵，朝飞机围拢过来。

我父亲告诉飞行员：“发动机不要停。”便一手握着手枪插在上衣口袋里，走下飞机，要围拢着飞机的民团兵退到十米开外。

这时，又有一些背着枪的民团兵往机场这边跑来。同时从城里出来几个衣着整齐的人，隔着河就高声喝问：“干什么的？”

父亲没有回答。

只见两个绅士打扮的人踩着河中间的石墩子走过来，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们来迟了。”并自我介绍，他们一个是肤施县县长，一个是安塞县县长，“请示公干，有何吩咐？”

父亲说：“我是西安总部的，到绥德去，飞机出了毛病，待调整后就起飞了。”

两个县长唯唯诺诺，表示恭候吩咐。

父亲眺望着等待着周恩来一行人的到来。时间过得很慢，远处白雪覆盖的山野见不到一个人影。

两位县长见我父亲在寒风中冻得有点打颤，请他进城取暖饮茶，我父亲谢绝了，手还插在上衣口袋里握着手枪，随时准备着应付意外情况。

又等一会儿，飞行员说：“油箱的油只够飞回去的了，不能再停留了。”

父亲没接到周恩来很失望，但也只好同意立即返航。

这天傍晚时分，周恩来一行才赶到肤施城郊。当地的红军游击队告诉他们，下午听到过飞机的声音，过了一些时候，又飞走了。周恩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接他们的飞机，没接着，空跑回去了。

因为肤施城里有民团控制，周恩来一行就在城外蓝家坪住下了。第二天一早，周恩来一行出发后绕城向西南走，准备到甘泉的东北军驻地改乘汽车去西安。中午时分行至城南两道川，突然见空中有飞机来，判断是西安来接他们的飞机，遂快马加鞭折返肤施东门外飞机场。

正是我父亲第二次带张学良的专机降落在飞机场等候他们。为了飞机在机场多等候一些时间，父亲要飞行员停开一个发动机，以节省用油。

肤施县长高锦尚等又赶到机场来照应。这时，从城里跑来一个民团兵，报告县长，发现一队红军骑兵正从城南方向往机场来。

父亲判断肯定是他要接的人，立即对县长说：

“请命令民团不许打枪，打起仗来，飞机出了问题你要负责！”

县长连忙下令：“不准打，谁也不许开枪！”又劝父亲暂时到城里避避。

我父亲说：“不必了，我是奉命来迎接他们的。”并吩咐飞行员操起冲锋枪以防不测。

过了一会儿，一队骑乘从城南山坳里冲出，涉过延河，朝机场奔来。

我父亲远远地认出，马队中间骑着高头大马的满腮大胡子的人就是周恩来。

下午3点多钟，飞机从肤施机场起飞。飞机飞行期间，父亲向周恩来讲述了“兵谏”的过程，张、杨的态度及蒋的反应，南京政府的动向等便于周恩来判断把握“兵谏”之后的局势。一个多小时后，飞机在暮霭中降落在西关机场。有几辆小轿车早已在等候，周恩来一行上车向金家巷张公馆驶去。

晚饭后，周恩来和张学良回到小客厅去商谈。周恩来同张学良一直谈到深夜才结束，然后和李克农商量给党中央写电报，我父亲一直等候到把电报发出去才休息。

代表团的大管家

周恩来率红军代表团到西安后，我父亲即成为代表团成员。由于他情况熟悉，从东北军到十七路军的高级军官和市政官员他大都认识，特别是事变发生后，西安城内许多关键岗位都由学兵队员参与值守，这些学兵队员都认识他，这样，代表团许多对外联系的事就交给我父亲办。为了交通便捷，张学良的军需官特批给他一辆摩托车。父亲每天骑着摩托车，跑代表团的大事小事，终日不得消闲。李克农笑着说刘鼎：“你成了代表团的大管家！”23日，中共代表团成员博古和叶剑英来西安，又是我父亲通过张学良安排飞机到肤施去接。

父亲参加中共代表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既要保卫中共代表的安全，又要联络和协调各个方面的关系，还要负责与延安中央的通讯工作。彭德怀和贺龙在咸阳，多次进到西安，也都是由我父亲作接待和保卫工作。

二二事件发生后，我父亲随同周恩来在第一时间赶去王以哲家吊唁。帮助设灵堂料理后事，以祭奠死者，安慰生者。周恩来前去吊唁，这些行动无声地揭穿了二二事件是红军指使的谣言，也稳定了东北军当时混乱的局面。

80年前，我父亲经历了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西安事变促使国民党蒋介石停止内战，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影响了世界格局的改变。形成了国共两党团结合作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维护中国的统一有非常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我父亲的西安事变前后经历，历时一年。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作者是刘鼎之子，设备采购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