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治愈有颜色……是光线、形状、生命和风的交响……在这些瞬间，事物褪去了它们的“用途”和“标签”，仅仅作为它们自身而闪耀……当整个世界都在催促我们“快一点，再快一点”时，你却愿意为一阵风、一首歌、一道光影而走神、而停留。这是生命力本能的浮现，是一种无意识的反抗。用哲学的话说——这是“存在本身的纯粹显现”，你从“有用”世界中越狱了。

——摘自叶君的朋友圈

2026年4月14日

叶君 供图：群岛Archipelago

十年前，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爆火出圈，也将导演叶君推向人生巅峰。今年4月18日，叶君因急性胃出血，独自在武汉的住所去世，年仅43岁。

叶君，1983年出生于湖北省黄石市下辖的大冶市叶家坝村，2002年以湖北省黄石市文科状元考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年研究生毕业，曾先后供职于上海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及爱奇艺。2015年，叶君执导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首播，随后登陆B站（哔哩哔哩）意外爆红，豆瓣评分高达9.4分，成为现象级纪录片。该片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公众对传统行业的认知，更直接推动高校文物修复相关专业增设与扩招，文物修复师也成为炙手可热的“网红”职业。故宫钟表修复专家王津说：“现在故宫钟表修复团队的每一位新成员，在职业选择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这部纪录片的影响。”

然而，璀璨之后，叶君并未实现世俗意义上的“前程似锦”，反倒陷入理想与现实难以自洽的困顿。此后十年，他始终在摸索、调整自己的人生与创作方向。

叶君的“月亮与六便士”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叶君一直在忙碌他的“宏大事业”。他在自己的视频号如此自我介绍：“拍完《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些年，我在干什么……恰好此时，两手空空，才无限拥有。我是导演叶君，喜欢探索和发现新世界，未来会有其他形态的作品。平时有随手拍的习惯，专注于艺术形式探索与日常发现分享。”这是他的未竟之事，也是朋友们觉得极为遗憾的地方。

校友周同学与叶君同届，在2016年之后，跟叶君的接触逐渐增多，他们经常探讨专业上的想法。用周同学的话说，和叶君是近些年“在事业方向上同行的伙伴”。周同学感叹叶君的人生：“《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后的十年，叶君虽然也参与了《如果国宝会说话》等重磅项目，收获业内声誉，生活境况却始终没有实质改善。”

在另一位朋友杨洋眼中，师兄叶君自带一抹悲剧底色。“他为人纯粹，才华出众，内心丰盈，有着独特的艺术气质，可惜一身才华始终没能落地生根。”在她看来，叶君需要有一个制片人来护航托底，帮他抵挡世俗纷扰与不得不直面的现实生计的重压。2017年，一次与杨洋的聊天中，叶君坦言已经失业一年，积蓄几近耗光，出路在哪不得而知。聊起以后的打算，“实际一点的，再做一两个片子。在不喜欢的行业环境里，尽量挑自己认可的题材；再一个是用工作养自己真正的爱好。”一边是来自职业发展的困境，一边是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叶君是爸妈摆地摊养大的，家境一直清贫。身为家中长子，又是一众表弟表妹的兄长，生活在一个重人情、讲担当的大家庭，他很想脱贫致富。这是他成长经历刻下的真实烙印，也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压力。然而，当“脱贫”机会以具体的项目形式出现时，他骨子里的执拗与挑剔却让中间人和合作方感到困惑。他会提出明确标准：项目是否具备系统的工程学思维、完善的人员配置，以及清晰的创作理念和战略布局。他认为，“影视行业正是因为缺少这些概念，才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多、优质航母级的少”。

除了这些具体的要求让邀请方望而却步之外，也有理念上的大相径庭使双方无法达成共识。有一次，某平台想找叶君拍与敦煌主题相关的片子，他给对方讲“平庸之作的重灾区如何推陈出新”，并给出了几个有意思的题目——《敦煌的日与夜：八个角落里的40天》《失败博物馆：敦煌的另一面》《一只景区骆驼眼中的敦煌》。他认为此前不少拍摄敦煌的片子，或是浮于表面的一日游，或是干脆把各种历史知识罗列起来，看完留不下什么印象。但平台却一直在讲要带流量、带赞助，双方理念难以契合，聊完后便不了了之。

无奈之下，“找钱，找赞助人”成了叶君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诉求。这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文人式的自嘲，一面是沉甸甸的生计压力。“真正的需求是有收入来源，不用操心日常生活费用。收入来源不指望从影视项目里来，因为符合我标准的项目很少。”

叶君曾给杨洋转发过一篇由香港记者采写的文章《导演叶君：我在故宫修文物，也在北京假装生活》。他说这篇文章刚好可以解释他在2017年这一年的经历。“找我的人很多，但大都想让我做纪录片，这与我的本意相反。我喜欢建筑、动画，关注中国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好不容易为自己争取到一点空间，我不想再为难自己。”对他来说，拒绝不想耗费精力的项目，转而忙活自己的兴趣，才是心之所向。

他曾试图结合兴趣爱好，继续在影视行业“开疆拓土”。撰写了几个故事片的阐述，比如《城市电影——苏州》《20年目睹之怪现状》。他说：“有了念头和梗概，需要填肉和细节。半年看了几百本书和几百部电影，婉拒了几十个项目。”但最终依然因为找不到理念相合的投资人而止步不前。叶君不愿意妥协，但他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不设限的创作者

叶君是一个思维极其活跃、兴趣爱好极为广泛的人。装修园子、钓鱼、街拍、种花、编儿童读物、写小说，这些丰富的跨界生活体验，都是他观察世界的素材。在他看来，“创作”这个词很误导人。他认为创作就是用一种“语言”去整理自己的所见所闻。踢球、种地、拧螺丝、炒菜、跳广场舞，任何蕴含着章法与表达的行为，都可以成为一种“语言”。

在中国传媒大学的一次讲座上，叶君把创作纪录片比作炒一盘菜，并用自己在纸上手绘的卡通图来生动地讲解这一比喻。视频素材就是“原材料”，剪辑就是掌控“火候”，成片则是那盘需要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如何搭配素材，如何控制节奏，如何调和情感，在他看来，与一位厨师面对灶台时的思考并无二致。

他也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被贴上“纪录片导演”的标签，他相信达·芬奇式的多面发展才是人的天然状态。在接受“横店影视剧本中心”的采访时，他说，“‘修文物’这个片子其实调动了大量跟纪录片完全无关的东西，英美剧集《黑镜》和《生活大爆炸》、日本职场剧、动画片、唐诗宋词、《水浒传》等。哲学中关于人的存在、永恒与短暂、死物与生命等命题的探讨，按照国际通行的方法做，正视人性的常态需求。”

这种“不设限”的认知，直接塑造了他核心的创作方法。他坦言，《我在故宫修文物》是想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工作？”于是，他将镜头聚焦于修复师们的性情、日常与情感，总结为“物、事、人、非（非物质文化）”四个字。为了让年轻人像追剧一样追这部纪录片，他借鉴了《盗梦空间》等商业片的愉悦感与独立气质，力求把纪实拍出美感、剪出节奏感。而要让一堆海量的素材，变成一个有灵魂的作品，则需要“暴政”——拿掉一些可能的线索，舍弃一些真实的细节。叶君把修复师的生活从日常中提炼出来，赋予它节奏、情绪和叙事张力，展现人与职业的关系、个体的命运和困境。

然而，施行“暴政”的叶君，对原始素材又怀有极致的珍惜。剪辑师杨洋曾反对将不同时间拍摄的扫描字画的镜头拼接，坚持使用同一组原始镜头，这件事受到了叶君的高度认可。在他看来，忠于素材自身的逻辑，是专业性的起点。这种在原则上的专注，也体现在他与伙伴的协作中。2015年深秋，杨洋正在机房埋头剪辑，叶君进来，递给她一份食堂带回的热乎乎的炒饭。在剪辑结束后的某天，杨洋收到了叶君转来的三千元剪辑费。“这让我非常感动。我知道他并不宽裕，其实能让我参与剪辑，已经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杨洋说，“叶君很真诚，他有自己的原则和坚持。”

他随手拍照的习惯，则是“不设限”创作观的日常延伸。杨洋回忆，这一习惯十年前便已开始。2016年纪录片走红后，他们一同乘火车前往青岛参加活动，途中杨洋在火车上阅读小说《火车上的女孩》，叶君举起手机记录下了这个有趣的瞬间。“我其实不太想被拍，所以他拍的时候我总是低下头。”杨洋笑着说。在青岛，施工的围栏、破烂的广场，各种看似平常的瞬间都进入了他的镜头。对他而言，万物都可以成为观察与对话的对象。

拒绝线性的人生叙事

三四年前，在与深圳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的线上分享中，叶君展现出一种近乎冷酷的自我剖析：“如果我们考察古往今来的生命体，一个人活七八十岁，能不经历战争、饥荒、瘟疫、重大疾病，已经很好了。这就是下限，不要对人生有过高的预期。稍微摆脱一点‘进步历史观’的思维方式，其实历史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我们要跳出这个思考框架。”

这段话，几乎是他后期思想的一份纲领。他在拒绝一种线性的、必然“向上”的人生叙事，并试图从这种压力中挣脱出来。但看清，不等于能轻松挣脱。

那次分享会，他还谈到关于人生要解决的问题：“外”是市场、社会关系和地理空间改变的问题；“内”是怎么跟自己和解，怎么认知自己的问题。后者更难，诸多宗教、艺术与哲学，归根结底，都是在解答人如何获得内心安定。

叶君的最后几年，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处理这个“内”的问题。当“外”的世界——市场、行业、家庭期待，与他的“内”在节奏产生巨大冲突时，他选择了优先照顾“内”的秩序。他通过阅读获得安定，有时候可以带着书在球场一待就是整个下午。在接受一位校友采访时，他直言：与AI对话、与人对话、与花草和动物对话，都是一种“正在进行时的阅读”；而那些各行各业的经典之作，让他能够明白自己在历史坐标中的位置。当然，跳出线性的社会节奏，让他付出了巨大的现实代价。

当外部世界无法提供他想要的节奏和意义时，他转向内部，建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精神世界。他好像活在一个平行时空里，大多数人的时空里充满房价、晋升和焦虑。而他的时空里，主导情绪的是好奇、发现、思考和偶尔的沮丧。两个时空有交集，但运行规则全然不同。

一个“漫游者”的线上博物馆

2023年，叶君开始搭建自己的博物学体系，发起名为“从何开始（Where to Begin）”的长期探索项目和影像计划。项目简介这样写道：“叶作家与能力有限绝不躺平工作室……痴迷于日常的博物漫步。以笨小孩之心探索世界，漫步城市山野，收藏四季风物。”

这不再是一个“导演”的简介，而是一个“漫游者”的宣言。这标志着他创作重心和生命姿态的彻底转变。“我们可以从何处开始认识一个地方、一种文化、一段历史、一片天空？这里的一切，都始于一个简单的行动：慢下来，看世界。”他随手拍下1759条视频，云、树、光影、街角、路人，按照他自创的、充满诗性与哲学意味的范畴，建立了多个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系列，像一座线上博物馆的不同展厅：

城市画卷：深入一座城的肌理，绘制它的现代“清明上河图”。

旅途间隙：记录在飞机、火车与车站间，那些流动的诗意与等待。

深入山水：用脚步丈量自然与古道，阅读大地与乡村的文本。

肖像与瞬间：收藏与人的相遇，从街头闲谈到深入跟拍。

活态遗产：寻找非遗在当下的生命，如醒狮的鼓点、民间手工艺、街头的戏腔。

他者生命：安静地观察动物与植物，在他者身上看见治愈。

天气诗篇：收集天气的戏剧——云的形状、雨的声音、雪的落下、光的变化。

这听起来抽象，甚至有些“不务正业”。但如果你看过那些照片和视频，就会明白那不是一个摄影师追求构图和光影的作品集，而是一个诗人、一个漫游者的视觉笔记。每一张照片，都是他与世界的一次对话。

这种对话延伸到他所有的精神活动中。及至后来，他开始与AI进行一系列深度对话，主题从“纪录片的未来形态”到“人类如何对抗意义的虚无”，再到“在算法统治注意力的时代，深度内容的价值是什么”。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叶君乐此不疲地追问、讨论和思考。这些对话，零散地保留在他的朋友圈和聊天记录里，没有变成一篇篇完整的文章或商业计划书，但它们构成了叶君后期精神世界的地形图：一片拒绝被开垦成标准农田的、野性而丰饶的旷野。

从“有用”的世界越狱

大概在2023年之后，叶君终于如愿以偿回到南方生活。虽然依然处于“无业”和“零收入”状态，但在思想、职业和人生道路上的摸索逐渐清晰，生命呈现一种高度精神化，同时又与具体生活细节紧密相连的存在。他觉得此时最重要的成就是“开始接近于活成我想要的样子了，但还没有完全实现”。

周同学回忆，近几年他在生活和工作上跟叶君相交甚多，2018年后经常在清华东门外的办公室里“争论”，也和叶君商量作为他的“制片人或经纪人”，一起筹备项目。只是“很惭愧自己能力有限，还没有找到匹配的资源和合适的契机能够符合叶君的构想，但是也没有放弃过，一直在积极地寻找”。他们希望运作相对固定的商业模式或机构，持续性地做一些深挖地方主题性文化的内容。目前已洽谈了一些合作，也产出了些许成果，但这对于长期稳定和再造现象级作品来说，还是杯水车薪，寻找资方是他们最为艰难的过程。

谈到叶君生活上的困顿时，他的眼眶湿润了，顿了顿之后说：“叶君有自己的坚持和作为创作者的思维方式，精神上极为丰盈，对世界、对社会民生都有着持续的思考，沉浸在自己的发现和创作世界中。”他补充道，“叶君其实非常需要一个生活助理，或者一些特定的社会性支持，帮助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生活。”

今年3月25日，叶君和周同学一起在深圳谈合作。周同学察觉叶君身体状态明显变差，当即劝他去医院做检查。体检结果仅显示轻微胃部炎症，当时大家都没当回事，在门诊间依然有说有笑。周同学后来用一个令人后怕的比喻感慨彼时心境，“那感觉，就像是两个在高速公路上调皮玩耍的小孩”，全然没有意识到巨大的凶险已悄悄逼近。

4月18日，叶君被发现独自在武汉的住所去世。死亡来得太突然，毫无征兆。噩耗传来，朋友们不敢相信。时至今日，周同学依旧难以释怀，“总以为死亡是由远及近的，从未想过会骤然降临在身边同龄人身上。原本洽谈的合作刚要有点眉目……”那个一直在记录生活、思考存在的意义、计划着“未来会有其他形态的作品”的人，怎么会以如此突兀的方式匆匆离场？

叶君生前的最后两年，经常会把在网络上的所看所想，以及他与AI的聊天记录和思考，根据朋友们的不同处境进行分发。被他“信息轰炸”过的朋友，当时大都无法接住他的话题，进而选择沉默，如今也成为朋友们的集体遗憾。叶君的一位本科同班同学，在送别叶君的纪念词中写道：“你的离开实在太突然了，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天大的意外，也让很多人陷入自责之中，包括我。自责之前没有认真看过你发的微信，觉得看不懂，也劝不动，就干脆放在一边了，想着下次有机会见面再好好说道说道……以后再也听不到你那沙哑的嗓音了，也看不到你发来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了，对你的自责再也无法弥补了。但希望你也能因此而解脱，离开病痛，离开让你痛苦的人和事，在另一个世界继续追寻你的热爱，依然活得纯粹、执着、义无反顾。”

叶君的世界，是一个漫游者的世界。正如他在2006年本科毕业纪录片《大肆》里所说，“我的民生理想，走遍中国的每一个省，尽量深入各个县……观察中国各地的民生之后，希望有助于我更加能认识中国社会”。在此后二十年的持续观察与漫游中，他最终走入了更深的旷野，再也不会回来。或许，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死亡完成了他最后的也是最彻底的“越狱”——从时间中越狱，从肉体中越狱，从一切“有用”的束缚和期待中越狱。

叶君去世后，朋友们整理他的遗物。除了简单的衣物、书籍，最多的就是那些笔记、手机里与AI的对话记录、朋友圈的只言片语。

他好似一直在为一场盛大的漫游做准备，那些看似零散、无序、“无用”的一切——都是在为一场更远、更深的漫游绘制地图。只是地图还未完成，绘图者已离去。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在讣告中写道：“叶君导演以赤诚之心行走于人间，以艺术之眼记录时代。”这个评价恰如其分，但或许可以补充一句：他不仅记录时代，更记录时代中那些被忽略的、看似“无用”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