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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博士张雯：探寻“藏在山里的北京历史”

2026年05月18日09:23 来源：新京报网作者：王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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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张雯：探寻石窟寺与摩崖石刻中的北京历史

张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博士，清华大学设计学博士后，现为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石窟寺考古、博物馆展陈策划。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北魏晚期中原北方石窟研究”等多项课题。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委会秘书，北京考古学会理事，曾获国家文物局“全国石窟寺调查先进个人”等奖项。

提起中国的石窟，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或敦煌莫高窟。这些宏大的佛教遗址早已进入大众视野，成为浓缩中国几千年文明的艺术瑰宝。相比之下，很少有人意识到，在北京房山、石景山、昌平、延庆、密云等地的山林深处，其实也散布着大量石窟寺与摩崖造像。它们有的矗立在京郊山区的密林中，有的散布于长城沿线的石刻上，还有的潜藏于常年积水的地下洞窟之中。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雯长期从事中原北方石窟寺研究（包括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的比较），近年来的研究尤其侧重于北京石窟寺与摩崖造像。从2021年起，在响应国家文物局“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部署的背景下，张雯带领团队，对散见于北京房山、海淀、石景山、门头沟、昌平、延庆、密云等9个区的共计65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进行了逐一实地勘查，同时运用考古测绘、三维扫描、无人机航拍等现代技术手段，结合文献考据，首次为北京地区该类遗产建立了全面、准确、可动态更新的数字档案。

张雯团队的研究发现，北京地区石窟寺及摩崖造像虽然规模不大，却拥有独特的发展轨迹：从北朝晚期开始，延续至明清不断，甚至在全国大型石窟开凿普遍衰落之后，北京地区仍有大量凿造，形成了与中原北方、四川等地石窟群迥异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些石窟寺及摩崖造像的分布与演变深刻映射了北京从北方边镇到全国都城的地位变迁，生动描绘了一幅藏在深山中的北京历史画卷。

目前北京石窟寺的保护现状如何？如何让更多普通公众了解这些“藏在山里的北京历史”？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张雯。

石窟考古调研：过程艰辛，成果丰硕

新京报：你主持的北京社科基金项目，是在国家文物局“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的背景下开展的。最初为什么会想到对北京地区石窟寺和摩崖造像进行一次系统调查？在学术研究上，它填补了哪些过去被忽视或缺失的空白？

张雯：我在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即为佛教石窟寺及造像。这一领域的实践性极强，视角也较为独特。在历史时期考古的范畴内，学界通常对城市考古、墓葬考古关注较多。尽管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广为人知，但对于其他区域石窟寺的研究深度仍有待加强。我在读书期间接受了系统的石窟寺考古训练，包括野外调查、资料整理、文献研究、类型学比较，以及对遗迹的“分区分期、时代差异”（古代遗物、遗址具有时间属性和空间特征，需对其空间分布和时代阶段变化进行系统研究并揭示其核心现象）等基础知识的掌握。

我的博士论文是中原北方石窟寺的研究，侧重于云冈与龙门的比较。因此，我一直对北方石窟怀有浓厚兴趣，并希望在工作后通过获取更多新材料来精进研究。

张雯在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新京报记者王远征摄

关于北京地区石窟的调查研究契机始于2020年。当时国家文物局推进对全国石窟寺及摩崖造像进行摸底的专项调查。由于北京本地具备石窟寺考古能力的团队较少，北京市文物局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便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参与。这项工作与我过去的研究背景高度契合，让我们感到非常兴奋。

项目启动后，我们迅速开展了全域调查。团队参考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及地方史志文献，并调集了地理信息、建筑考古等多学科力量充实队伍。经过约半年的野外调查与室内整理，我们完成了结项报告，并获得了“优秀单位”与“先进个人”的荣誉，这是对我们在寒冬季节翻山越岭调查工作的肯定。

纪录片《古都北京》（1979）剧照。

这次调查也让我们获得了许多新认识。例如，我们重新辨识了北京现存纪年最早的造像，探讨了其与中原及北方其他石窟的关系。适逢北京社科联设立相关项目，我便带着这些新发现申报了北社科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在撰写申报书时我意识到，北京考古界过去对琉璃河、金中都、元明清北京城的关注较多，而对特定门类的专门考古，以及这些遗迹与北京城市变迁、历史发展关系的关注相对不足。这些前期的调查研究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实证，能更有效地梳理北京城市发展的脉络。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们不断深入思考，也发现之前的感性认识可能过于理想化，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所以我们又查阅了很多资料，对2020年的野外调查做了大量补充。应该说，这个课题给了我更多的力量，让我把一些模糊认识变得更加清晰，将一些初步的、概念性的认知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

这份最终的结项成果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北京城市发展与社会面貌的具象认知。我相信这些材料如果能得到更好的利用，不仅能助力延庆、房山等区域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资源挖掘，而且也会对汉唐宋元及明清时期的考古学与历史学认识的丰富性作出一定的贡献。

新京报：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很多分布在山区或比较隐蔽的地方。在整个实地调查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经历？

张雯：回想起来，调研过程中的许多情景仍历历在目，有些经历确实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笔财富。

北京原本有100多处相关的登记点，我们逐一核查，对比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的补充材料，剔除了语焉不详或时代判断有争议的点，最终确定了符合此次石窟寺调查记录要求的65处。为了协调好平时的教学活动，我们只能利用寒假时间开启实地调查。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跑遍了所有的地点。由于石窟多在偏远山区，为了不因下山吃饭而浪费时间，整个三个月的野外调查中，我们只在昌平的一次调查中因两地辗转较远才吃了一顿正经的午餐，其余时间全靠面包和水在山上解决午饭。在这个过程中，从年长的学术顾问陈悦新教授，到“90后”和“00后”的学生们，大家都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田野考古精神。

我记得有一次去凤凰山调查时，正赶上北京零下16摄氏度的极寒天气，那天我穿了两件羽绒服依然觉得冷。当时我们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同行，但因为太冷了，大家都戴着口罩，严实包裹以保存热量，谁也不想说话，甚至到现在我都分不清那天具体是跟谁去的。拍合影时大家由于穿得太臃肿都不太情愿，最后勉强留下了一张看起来非常“膨胀”的照片。在山上持续工作几个小时，这种极寒天气是对意志的极大考验。

北京市石窟寺专项调查，参与人员在野外调查中攀岩。图片来自北京市文物局官方账号“北京文博”。

另一次印象特别深的经历是在房山的孔水洞与万佛堂。那里曾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煤矿，现在已经废弃。万佛堂在地上，孔水洞在地下。洞内有大石河的地下河分支，常年积水。我们非常幸运地赶上了枯水期，能够进入内部观察造像和刻经。虽然是枯水期，洞内残留的旧时挖井设备散发出阵阵腐臭，但是大家都被精美的刻经和造像吸引，没有人退缩。

洞内采光极差，我们带了LED屏和支架灯。有的人一直举着灯杆照明，有的人则要在极不平整的河床上扶着梯子，还有人要以非常别扭的姿势在梯子上保持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造像进行了极其细致的测量，从发髻高度到肩膀宽度，像为佛像裁剪衣服一样精准，从而保存了第一手材料。

那次调查也非常危险。房山区文管所的一位干部在一处地形复杂的洞内撞到了井架铁杆，当场血流不止，人也有些眩晕，我们立刻进行紧急处理。50多岁的陈悦新教授也亲自爬梯子观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那一次机会非常难得，后来孔水洞进入丰水期，再也无法像我们这样站在地面或梯子上近距离观察。记得1972至1973年间老一辈文物工作者调查时，由于经文淹没在水下，他们就是划着皮划艇，通过水面倒影反向抄录经文的。

孔水洞遗迹非常复杂。其物质遗存虽为唐代，但刻经与造像可追溯至隋代，与云居寺同期但可能分属不同群体，这对于研究北京与河北、河南等中原地区的关联非常有价值。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这里曾出土过唐代的投龙，现存于首都博物馆。这说明唐代曾在此进行祭祀山川和祈雨的活动，体现了佛道共存的特征。

从历史脉络看，隋代这里已经有了刻经造像，唐代安史之乱后在其上方又修筑了万佛堂，辽金时期加盖了砖塔，明代为了保护唐代石刻又兴建了佛殿及关帝庙。从隋代一直到明清，孔水洞、万佛堂始终是重要的宗教活动区域，参与者涵盖了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孔水洞、万佛堂不仅是北京石窟寺考古的一个缩影，更是研究北京文脉、区域演变乃至地方治理的重要补充。因此，在巨大的学术价值面前，我们忍受恶劣的环境进行调查都是值得的。

石窟寺的发展过程：凸显北京城市地位的演变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使用皮划艇，通过倒影来记录孔水洞水面下方的经文。而当下的考古研究已经广泛使用测绘、三维扫描、无人机航拍等技术协助开展调查。在传统考古调查与现代技术结合方面，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经验？

张雯：现在开展考古工作，新技术应用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因为它能提供更多客观证据。虽然实地调查中仍需徒步爬山，这种体力劳动不可或缺，但如果在一开始就具备技术思维和数字思维，后续工作会更顺畅，获取的成果与认识也会更丰硕。

例如在组建团队之初，我就非常注重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我们每走一个点都会处理其准确位置并记录坐标。记录坐标不仅是为了在报告中抄写数据，更是为了后续的综合性判断。通过最初保存的地理信息数据，我们可以解决“区域路径可达性”的问题，分析住在城里的信徒是如何到达石窟修凿点的，以及哪些区域的居民更容易到达某些特定位置。这比单纯依靠传统办法能得到更多信息。

与老一辈相比，我们掌握的技术和设备更加先进。20世纪70年代吴梦麟老师调查时，皮划艇上必须有人逆流划桨以防冲走，船上的人则需要抓紧观察。如果当时有现在的相机，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事实上，即便现在孔水洞处于丰水期，我们依然在探索通过水下相机、定点投放以及数据传输等技术手段来克服环境限制，解决当年无法处理的难题。

2022年7月，张雯在首都图书馆做“北京市石窟寺专项调查的收获”报告海报。图片来自首都图书馆。

我们对整个壁面进行了三维数据采集，这使我们在室内能更清晰地观察雕凿字口的技术及艺术细节。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洞内环境恶劣且有臭味，无法支持长时间的细致观察，因此现场只处理必须实地完成的工作。通过技术手段，我们回室内研究的时间极大增加，这也带来了许多新课题，比如信徒分布的范围及其特殊性。为什么平谷遗迹较少，往东的蓟县却有分布？除了山体因素，是否与人群迁移及佛教传播道路有关？通过地理信息技术、坐标梳理及后期数据分析，我们肯定能对这些线路研究产生新的认识。

新京报：通过你的研究调查，北京石窟及摩崖造像在不同时代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张雯：事实上，在我求学期间，甚至很多石窟专家和地方文物工作者都不知道北京有系统的石窟寺分布。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极大地改变了大家的认知。北京石窟寺虽然规模不大，但与全国石窟发展的整体趋势不同，具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

在北朝时期，北京的石窟遗迹非常稀少，仅有两三处。这些遗迹体现了边远地区与当时雕造中心的微弱联系。例如昌平一处极小的石窟，过去被定年为隋唐，但调查发现它是典型的“三壁三龛”洞窟，受到了北魏首都平城的影响。而房山一处造像则是北齐风格，我们成功判别其公元纪年为“河清三年”（564年），虽与昌平的造像仅差30年，但它的样式迥异，反映了北朝时期零星且多样的造型风格。

到了唐代，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发现北京唐代石窟、造像（如孔水洞、万佛堂）的形制、题材与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洛阳并不完全一致，这说明当时幽州具有很强的地方独立性。北京的唐代石窟有其独特的审美、创新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痕迹。由于安史之乱的背景，幽州作为北方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商贸中心，聚集了以粟特人为代表的中亚族群，他们吸收并融合了佛教艺术、工匠技艺与文化思想，创造了极具地方特征的艺术。在全国石窟版图中，唐代北京石窟自成一系，不同于四川或敦煌。

辽金时期，辽南京即北京的文化面貌通过石窟得到了直接反映。这种面貌既有别于辽上京和西京，也与南方宋人统治区有别。虽然它带有强烈的北方少数民族特征，但比赤峰一带的辽文化中心更深入地融合了中原影响，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交织、包容与认同。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佛教石窟中表现得非常典型。

元代，北京的石窟寺建筑以居庸关为代表，那里是藏传佛教的重要遗址，券顶刻有曼陀罗等装饰。但同时，其壁面上的“四大天王”与中原寺院风格非常接近，说明有的工匠可能来自中原。券洞内使用了西夏文、八思巴文、梵文、藏文等六种文字，表达的却是同一个主题。这说明在元大都时期，北京作为首都已经具备了吸取多民族文化精髓并以统一意识感召民众的格局。

纪录片《北京往事》（2026）“寻找北京人”单元剧照。

明代迁都北京后，北京明中期及以后的摩崖造像代表了当时全国的最高水平，比如门头沟等地的造像极其细腻。这些高质量作品大多为太监所为，这与太监掌握着当时最优质的技术和资源，且信仰虔诚有关。

清代，北京石窟造像的分布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多集中在“三山五园”及海淀凤凰山区域。这可能是因为清代皇帝习惯在圆明园、颐和园等地居园理政，周围随之聚集了高水平的僧人和匠人。中国的佛教艺术始终紧跟政治走向，北京石窟正是这一进程的缩影。

我们知道，传统的二十四史更多是记载帝王将相的历史，而石窟寺材料则记录了民间大众的思想、文化交流、民族身份及诉求，体现了当时的经济面貌。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北京石窟寺的发展过程也清晰勾勒出城市地位的演变。

提升全民的文物保护认知至关重要

新京报：你提到太监、僧人等都参与了造像活动。北京石窟寺的主要资助来自哪里？

张雯：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以北京为例，资助体系可以分为国家行为与民间行为两部分，且两者紧密结合。

像房山云居寺雷音洞、房山石经等，是典型的国家行为。隋代有皇室资助；唐代时，唐玄宗的妹妹金仙公主不仅资助经济，还从长安带来了新翻译的佛经和目录；辽代皇帝也极力支持石经刊刻。这种国家行为带动了广泛的民间参与。我们在刻经题记中可以看到，幽州城内的丝绸经营者、手工业主，以及周边同姓村落的族人都会集资参与。这是一种自上而下、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行为。

元代的居庸关也是明确的皇室行为，它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尼泊尔艺术样式。由于元代皇帝和随从在两京（大都与上都）之间往返，居庸关作为必经之路，其高规格的建筑与宗教表达就像一座国家纪念碑。

此外也有大量纯粹的民间行为。在延庆的长城周边调查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刻在石头上的小型造像，造像上大多带有“正德”“嘉靖”等年号。题记显示这些造像多由驻扎在周边的明代将领、士卒及其眷属所造。这反映了边疆军人的信仰诉求。他们有时信佛，有时信道，甚至会将佛像与真武大帝、送子娘娘刻在一起，这种佛道融合的现象在民间非常普遍。

阅读中的张雯。新京报记者王远征摄

新京报：目前北京石窟寺的保护现状如何，是否存在遗失或损坏风险？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我们可以如何参与保护这类文化遗产？未来有没有可能通过展览、参观路线或数字化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这些“藏在山里的北京历史”？

张雯：这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因为很多人对北京石窟的了解极其有限。在这里我举个例子。在我们的报告鉴定意见中，曾有专家提出平谷有摩崖造像，而报告中没有记录。我为此专门去核实，发现那些所谓的“遗迹”其实是现代为了打造景区、模仿东南亚造像制作的，还号称“小吴哥”，虽然线条优美，但缺乏古代造像“拙朴”意蕴。这件事反映出，即便是业内人士或当地负责人，有时也对首都历史文脉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

目前，一方面我们缺乏面向公众的综合性展览，另一方面，当地也缺少有效的保护措施。2021年2月，我们在延庆记录了一处摩崖造像。仅仅一个月后，媒体就报道这处摩崖造像被民众刷上了金漆。虽然民众为其“重塑金身”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化学漆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这说明民众普遍缺乏最基本的文物保护知识。

真正的文物保护力量在于本地人，但目前一线保管员的专业性仍待提高。我在某处调查时，一位文物保管员因山路难走不愿带路。我关注其朋友圈发现，他日常还从事代购和推销，并非专职的文保人员。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由于目前文保人手有限，加强对一线人员的培训、增派专职人员、提升全民的文物保护认知至关重要。

此外，在保护较好的地方，目前的开放程度也确实不够。四川有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乡村会建设“石窟文化公园”，这种模式值得全国各地借鉴。将石窟转化为当地景观或村史记录，既是文化积累也是一种财富。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空间需要不断开拓。

——同题问答——

新京报：如果能超越时间的限制，你最想和哪位前人或古人（不限于学术界）一起共事，完成一项研究项目？

张雯：我可能选择“清河王”元怿，他是北魏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我倒没想过和他一起做研究，但真的很想问他一些问题。我曾跟学生分享过，我在龙门石窟待了很长时间，对那里的一个“火烧洞”非常感兴趣。由于火烧洞损毁极其严重，破坏程度远超龙门其他洞窟，相关的研究并不多。我后来做了一些深入推断，认为这个洞窟是北魏清河王元怿开凿的一个功德窟，并为此举了很多证据。当时钻研得太深，我甚至晚上梦见了这位古人。虽然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梦见他在洞窟里转悠，我就追着问：“这是你干的吗？你倒是给句准话，好让我写在论文的结语里。”但他一直没有正面回答，梦中的我特别着急。作为科研人员，当课题研究到一定程度，我确实很想与研究对象进行一场对话。在对洞窟进行各种描述、分析和判断时，实际上也是在替他说话。如果有那么一天，我非常想认识他，听他说说一千五百年前的龙门石窟。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城市与学术的关系？北京这座城市和你的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关系？

张雯：我并非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是因求学和工作才来到这里的。起初，这里不像老家那样能带给我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北京开展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熟悉且深厚的感情。

考古研究讲究证据。最初我对北京的认识是碎片化和纸面化的：发达的地铁网络、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但当我们深入学术研究时，书本上的历史在北京的考古证据中得到了印证，亲切感也随之而生。

比如我刚才提到的长城周边的军屯眷属，通过研究他们的信仰和生活痕迹，我感受到长城不仅是一座冷冰冰的建筑遗迹，它还维系着一群古人的生活。所谓“长城内外是故乡”，我们通过石窟研究，可以生动了解这些古人是如何将其视为故乡并进行维系的。在北京西南部的房山区域也是如此，那里极其优美的自然环境并非现代人的新发现，古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选择在那里修行、祈福，将最重要的精神寄托，比如房山石经安置于此。这些遗迹又与古代永定河、运河经济以及后来的西山园林景观交织在一起。

通过这些考古证据，我们可以证明，无论是从宗教、社会还是经济角度，北京的西山、西南等地从古至今都是一个令大家向往且被高度重视的区域。

——张雯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