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0日，朱虹璇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朱虹璇

1990年出生于江西南康，戏剧导演、编剧，“话剧九人”创始人。代表作《四张机》《春逝》《翻山海》等。2026年1月，她与温方伊、陈思安共同创作话剧《三妇志异》，并结集出版“话剧九人·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五部曲”剧本，再度引发热议。

4月下旬，柳絮飘了几天，北京的春天接近尾声。一座临街的写字楼里，“话剧九人”正在排练。排练厅空间不大，进门的墙上，镜框里挂着一幅幅海报：《四张机》《春逝》《双枰记》《对称性破缺》《庭前》……一年一部，记录着这家民营剧团走入第十五年。转过海报墙，落地镜里映出演员的脸，有新面孔，有旧相识。正在排演的话剧《春逝》，讲的是1935年，以中国首位物理学女博士顾静徽为原型的顾静薇，和以吴健雄为原型的女研究员瞿健雄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短暂碰面，此后影响彼此一生的故事。6年前，《春逝》首演，题材新颖，叙事明快，备受关注，观众越来越多，“女性之间的互助，越看越动人。”有人这样评价。

话剧《春逝》剧照。（受访者供图）

排练结束后，晚上7点多，导演朱虹璇没来得及吃饭，坐在《春逝》的道具藤椅上，接受了采访。她语速很快，出口成章，说起戏剧，眼里闪着光。“话剧九人”今年也有新戏——朱虹璇和温方伊、陈思安共同创作的《三妇志异》，北上广巡演刚结束。该剧以锐利的锋芒划开神话历史，奇思妙想引发观众在社交媒体上的不断讨论和解读。同时，她把“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五部曲”结集成书，剧本出版也是一次回忆的结集。

《三妇志异》三位编剧合照。从左至右依次是温方伊、朱虹璇、陈思安。（受访者供图）

“要去寻找能够和你产生涟漪和共鸣的人，这种连接非常珍贵。”身为创作者，朱虹璇始终把观众看得很重要。每部戏演完，她都要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刷一圈评论。

一路走来的那些创作思考，还有“话剧九人”这十多年的点滴感受究竟如何——以下是朱虹璇的自述。

一次全新的冒险

《三妇志异》在北上广演完后收获了很多讨论。好评差评，基本上都在我的预期内，因为《三妇志异》本就是一次内容和形式上的冒险。冒险的契机，可以追溯到很早之前。我跟方伊认识很久了。她也是以写文人戏著称，比如《蒋公的面子》，行文幽默不失辛辣。我们虽在不同城市生活，但交流频繁，这些年一直在聊一个话题，就是编剧们的生存状态——因为话剧制作方权力很大，为了票房，他们往往想请明星主导一部戏，不会把编剧看得太重要。所以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话剧九人”有实力，我一定要请方伊过来做编剧，让她完全自由地创作。思安的话，之前只有过几面之缘，但我知道她的《凡人之梦》《请问最近的无障碍厕所在哪里？》等作品。她的作品实验性、探索性强。我记得，当我把合作想法告诉这两位编剧后，她们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所以，所谓“三妇志异”是指，我、温方伊、陈思安三位创作者，对神话、历史的“异见”，于是就有了《慧眼》《飞光》《踵火》《木兰》《蛇精之家》《女人国》这六个故事。它们风格迥异，每场演出只挑其中三部组合着演，所以不同场次的观众可能有不一样的观剧体验。

其中，《踵火》和《飞光》是我写的。很多人讨论《踵火》。它把哪吒“剔骨还父”的神话，置入废土末世的科幻背景中，让反叛的哪吒化身少女“李纳”。我很早就想做“女哪吒”了。哪吒在传统文化里象征的是反对父权和天庭压迫。但我后来想，哪吒为什么不是个女孩呢？她想为自己争取堂堂正正站在阳光下的自由，是不是更有反抗的决心？至于加入科幻元素，其实是不想老生常谈。

《踵火》剧照。（受访者供图）

我在《踵火》里虚构了一个叫“踵火社”的组织，成员都是被遗弃的女孩子。她们互相扶持和鼓励着长大，李纳是其中一员。17岁时，李纳回到保守落后的老家陈塘关，决心摧毁旧秩序。当她挥枪刺向李父时，有观众说“很有爽感”，这其实是我没想到的，因为在我看来反而会有一种痛感。而且《踵火》限于篇幅，遗留问题很多，新世界的下一章究竟是什么？李纳已经变成了神，之后要怎么再变回人？

相比之下《飞光》是一部更有“九人”气质的戏。前几年，我看到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铭。她与太平公主那段被刻意忽略、甚至被污名化的女性情谊得以重述。基于这段史实，我大胆发挥想象，写下两位少女在七夕之夜初遇，彼此看见，从试探到交心，最终义结金兰，在权力夹缝中誓言“肝胆相照，吉凶相救”。

有观众说《飞光》演出了一段“史书没有记载的雌心跳动”。我很喜欢这个评价，大家以前会觉得壮志一定和雄心挂在一起，但事实上两个女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不逊于男性。有种说法讲“妇”字，是推倒大山的女性，《三妇志异》未来可能是“四妇”“五妇”“六妇”。

写给活着的人

我一直有看repo（观众反馈）的习惯，认真地看，每一条都看，除非是那种写了两句且恶意很大的，我会自动忽略。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工作；其次，我会跟剧团伙伴们说，我们的东西是写给活着的人看的。我想和现在活着的人交流，如此我们才能碰撞出共识，然后去制造改变的可能。所以我很在意作品能不能被观众明白，观众会不会有别的想法，舞台上的走位、灯光、服化道这些东西是否有效传递了信息。这些细节只有看了剧评才知道，进而去改进。

这和我最早喜欢上话剧创作的原因其实很像。我记得那是2012年，我还在北大读研，被报名参加北大剧星风采大赛却没来得及写剧本的好友抓去“江湖救急”。我当时的作品里有9个角色，起名《九人》，后来成了剧团的名字。《九人》在初赛时拿下单场冠军、最佳男主角等奖项。这部戏演完以后我看到观众的一些评论，惊讶地发现，原来有的人的想法可以和我这么像，有的可以这么不像。我一下子意识到，戏剧可以影响到活生生的人。戏剧还很奇妙的一个点是，当你坐在剧场里，你知道你在和观众共同呼吸——他们哭的时候，你甚至能看得见眼角的泪光；一起大笑和鼓掌的时候，你能感受到有人在用心拥抱你，你们是一样的人。这种时时刻刻的在场性非常难得。

毕业那年，剧组人员同吃散伙饭，不知道谁提议要把《九人》演下去，再演十年。这个哄闹声中的约定，我一直记在心里。参加工作之后，我没有放弃创作，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写剧本，一年一部；也搞自媒体，和北大几个朋友成立编辑部，每天写时事评论，当了六七年“新闻人”。读书的时候，我被送了个外号“燕园带刀少女”，可能觉得我比较风风火火，对不平事总是仗义执言。

2026年1月出版的剧本丛书“话剧九人·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五部曲”。

2019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我辞职了，决定成为一名全职戏剧人。当年5月，《四张机》在北京首演，成为“民国知识分子系列”的开篇。故事发生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夜，三位北大教授古鹤箴、卢泊安、求三野主持文科招生会议，围绕四张迥异的答卷展开了一场关于治世求学和乱世成人的辩论。随后，“民国知识分子系列”相继推出了《春逝》《双枰记》《对称性破缺》《庭前》，这些戏探讨教育公平、学问之道、女性权利，思辨性很强，有些被观众戏称为“吵架戏”。“民国知识分子系列”靠着“自来水”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我甚至看到祖孙三代一起来看的，还有白发苍苍的女士一起拉着手来看戏。我觉得天哪，好美好的画面。它让我相信，真正的有生命力的作品可以跨越代际。

并非遥远的明月

我永远是这样一个性格，想去摸一摸自己能力的边界线。

“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之后，2024年，我们做了《翻山海》，取材于上世纪20年代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组建中国女子篮球队的历史事件，这是中国话剧舞台上罕见的运动题材。演出时，我们的女演员们都是用真本事在台上运球、比赛。这次《三妇志异》，大家一起联手共创连台戏，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创新。下一步，“话剧九人”会尝试做音乐剧，因为我们每部戏的主题曲都是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也算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不知道结果如何，有可能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我们想不断尝试新东西。

最近几年，观众越来越不愿意再看单一刻板的女性角色。不可否认我们身处一个“短平快”的时代，但我仍然相信，话剧的存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大学初学政治学时，老师讲，人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政治就是你每天在呼吸的东西。“话剧九人”一直在探讨的公平、公正、理想主义，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明月，它是我们脚下的一方土，是头顶遮雨的屋檐，是身边的人伸过来的一只手，只要你相信，它就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