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廉思在北京东城区的胡同里。（受访者供图）

廉思

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常务副校（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创造“蚁族”“工蜂”“洄游”“蜂鸟”等社会学概念，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和深入探讨。

廉思的职务是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常务副校（院）长。采访当天，他穿着一件深色夹克，自我打趣这身打扮“很有体制内的班味儿”。

但在广泛的公共视野中，他的另一重身份更为人熟知——十几年前，他率先提出并揭示“蚁族”群体，此后始终行走在青年研究的一线，持续记录年轻人的处境与变迁。

十多年来，他观察了一茬又一茬青年：大学毕业生、高校青年教师、外卖骑手、返乡创业青年、网络主播、青年产业工人……他的研究轨迹，几乎同步于中国青年群体的变迁。学术界称他为“中国新兴群体的瞭望者”，他自己却轻描淡写：不过是把目光投向那些被忽视的地方。

2026年4月，廉思的新作《无图之旅：一代青年的自我寻路》（以下简称《无图之旅》）出版。“无图”二字，是他对这一代青年处境的精准概括——他们没有现成的参考范本，每个人都在自己摸索前行的路。

廉思的最新著作《无图之旅》。

无图，一种时代性的处境

《无图之旅》与通常所理解的学术著作不同，它是一次直面青年的写作。

标准的社会调查是理性的、学术的，偏重总结社会运行规律。在《无图之旅》的创作中，“我力图找到一条‘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观察路径。”书的自序中，廉思写道。他率领课题组与专业非虚构写作团体，采用个体人物故事与群体调研报告相结合的双线结构，以20个真实人物的生命故事和10篇社会学调查报告，完成十类不同青年群体的生活呈现与提炼分析。

廉思选取的青年样本，并非宏大叙事中的英雄——自带主角光环，尽情在时代中展现奋斗、拼搏、光鲜的一面；也不是社会想象中的“问题青年”——生活方式异于常人，无法被主流评价认可、理解。“他们更接近于这个时代真实的‘中位数’——不是最成功的，也不是最失败的，却共同构成了支撑中国社会运行的‘中坚力量’。”

所有人物都进行了现场采写，无鸡汤、不回避痛点：网络主播“入睡困难”、产业工人“只想躺着睡觉”，以及不同职业人面临的“35岁焦虑”。廉思的意图并非渲染焦虑，而是试图在焦虑之外，探索重拾平凡意义的可能。正如清华大学教授鄢一龙评价：“本书不讲‘单一奋斗叙事’，不造‘成功学传奇’。它关心的是：在阶层跃升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青年如何怀疑、坚持、试错和成长。”

2025年12月12日，浙江嘉兴，一位网络主播正在直播卖货。（视觉中国）

十类青年，各有各的“无图之旅”。产业工人，在制造业的全球转移、自动化技术的推进等压力下，无法预期明天；自由职业者看似随心所欲，却身处“无依之地”，没有固定工资、没有晋升路径、得不到普遍认可；基层公务员，在体制内稳定的表象下，是责任不断加码、资源难以匹配和舆论监督加强等层层压力……

“‘无图’既不是迷失，也不是无知，而是一种时代性的处境。”在廉思看来，理解今天的青年，必须放在更长的时间轴中予以审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青年（70后）是在短缺与匮乏中期望改变命运，考上大学、城乡流动、体制内岗位共同构成了他们的“上升阶梯”；第二代青年（80后）迎来市场化改革与城市化提速的窗口期，一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在新的竞争中不断调适自我预期和定位。而今的青年（90后、00后）置身更加多元、节奏更快、结构更复杂的社会，不确定性成为日常的一部分。

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青年的时代主题也悄然改变。前两代青年面对的更多是“如何进入”和“如何适应”，而这一代青年的命题转换为“自我寻路”，“每个人的人生都没有参考范本与标准答案”。

《无图之旅》延续了廉思一贯的研究方法——长期沉潜在不同群体之中进行深度观察，“和那些活生生的人交谈，去感受他们的焦虑、他们的期待、他们的挣扎”。“做调查研究，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人情与人性是‘常’，时代与工具是‘变’，要做好调查研究，核心是把握具体情境中的人情与人性。”他说。

37种人生

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是廉思过去十多年社会学工作的根基。2007年，廉思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正准备攻读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时，通过一篇报道了解到北京唐家岭这个毕业生聚居村的存在。那些和他同龄的年轻人，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带着疑问，廉思决定一探究竟，自此走上社会学之路。两年后，刚博士后出站的他出版了《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第一次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推向公众视野。

根据当时的调查数据，“蚁族”群体年龄集中在22至29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毕业生为主，税前月平均收入1000至2500元。每月房租平均377元，饭费529元，月均花费总计1676元。更详细的数据还有：超过90%的毕业生毕业于非重点大学，父亲职业为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为3.5%和8.5%。

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关乎社会流动的沉重命题。“‘蚁族’中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多获得较低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源，”廉思说，“他们的现状似乎是父辈的再现。”

廉思的著作《蚁族》。

《蚁族》出版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蚁族”一词入选“2009年十大流行语”，甚至还被编入了2012年出版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

之后，廉思并没有停留在原地。2011年，已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的他，和团队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群体——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并将其命名为“工蜂”——在蜂群中占绝大多数，承担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弱小但有力量，一生从不停止工作。这恰恰是高校青年教师处境的真实写照。2012年，《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一书出版，随即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广泛讨论，被认为是“读懂中国社会的重要环节”。

2013年，廉思课题组发布了国内首部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城市新移民的崛起》，首次提出“拐点一代”的时代论断。他指出，当代中国正在经历3个重要拐点：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为标志的“刘易斯拐点”、以人口抚养比止降反升为标志的老龄化拐点、以城镇化率突破50%为标志的城镇化拐点。这3个拐点的同时出现，对当代青年具有深远意义。

十几年来，廉思的研究从未局限于对某一群体的发现与命名上，而是不断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延伸。从网络作家、独立音乐人到大厂“码农”、货拉拉司机，这些概念所对应的，不仅是一些新鲜标签，而且是在快速变动的社会中青年生存状态与发展处境的持续显影。

2025年，廉思出任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常务副校（院）长，身份有所变化，但调查并未中断。到今天，他和他的团队研究过的社会群体已达37个。一路走来，既是在观察37种人生，也是在不断加深对中国社会运行逻辑与青年命运轨迹的理解。

长年高频度深入一线，使廉思对青年问题始终保持着敏锐而清醒的感受。他深知，青年成长从来不是抽象的命题，而是与社会流动、机会分配、职业发展和生活预期紧密相连。也正因此，他越来越关注的，已不仅是“出现了什么新群体”，而是这些群体背后折射出的深层次变化，以及如何让青年在时代变迁中拥有更稳定的发展预期、更可感的支持体系和更有尊严的人生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于青春与命运的公共讨论，也不只是表达关切，更是在为理解青年、支持青年、成就青年不断打开新的空间。

“重视青年”不等同于“迎合青年”

《环球人物》：2017年，国家出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首次提出“青年优先发展”理念。在您看来，落地过程中，尤其是对您长期关注的“蚁族”“工蜂”“快递小哥”等青年群体而言，他们的获得感究竟如何？

2026年4月12日，南京，一名外卖骑手在大型商场里往返忙碌。（视觉中国）

廉思：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放在两个维度上来理解：一个是“有没有”，一个是“够不够、准不准、深不深”。

与十年前相比，我国青年发展政策体系无疑向前迈了一大步。最重要的变化在于，青年首次被制度性地确认为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优先主体。这一理念上的确立，意义非常深远，最大的进步首先体现在青年在国家整体布局中的优先级提升了。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对于不同青年群体而言，这种获得感并不是均衡分布的。文本真正层层传导，抵达那些最忙、最累、最弱、最不容易发声的青年群体，中间还有可以提升的空间。说到底，青年的获得感不取决于政策文本写了什么，而取决于青年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真正感到：社会看得见我，制度接得住我，未来容得下我。

《环球人物》：《蚁族》出版时，您自己也是一个青年。成为知名学者后，尤其近几年，您的研究状态和之前有何不同？

廉思：这几年更明显的变化，是研究兴趣正在从“识别新群体”转向“解释新机制”。

年轻的时候做研究，容易被不断涌现的新群体、新现象吸引。今天出现一个群体，明天出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总会忍不住想去命名它、捕捉它。

现在我越来越关注的是：在这些表面上彼此不同的青年群体背后，究竟有哪些更深层的机制在持续发生作用。比如，平台化如何改变青年的劳动方式与职业边界，算法如何重塑青年的时间结构和生活节奏，情绪价值消费如何回应青年主体性的补偿需求，城市与县域之间的流动又如何改变青年的人生预期……表面看，这些是不同议题；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它们其实都通向同一个更大的命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青年如何理解自我、理解社会、理解国家。

廉思正在做青年产业工人相关的社会调查。（受访者供图）

《环球人物》：您能否和青年人无障碍沟通，能否理解他们的各种“梗”以及新生活方式？

廉思：我跟90后，甚至95后沟通，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到了00后，确实能感觉到沟通难度在增加。过去和90后讨论学术观点，对方往往愿意争论、商榷，交流是有来有回的。但有一次，我跟一个00后谈一个观点，对方只回了一句：“廉老师，你真棒！”我当时有点愣住了，因为我并没有在征求对方的评价。这种回应情绪很到位，但在观点层面是“绕开”的。

慢慢我意识到，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更深层的变化。当00后不想进入某种交流时，他们是有能力“退出”的。一方面，他们在数字世界中拥有非常丰富的陪伴和连接，不像过去那样高度依赖现实中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更强调自我赋能，有更强的主体意识。这一代人，可以说是一种“平视姿态”，他们倾向于以一种相对平等的方式看待权威、看待他人。

这种变化在一些新兴青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网络主播、独立撰稿人、独立策展人，他们往往都有自己的表达空间、受众群体，甚至形成了稳定的市场支持。他们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的判断，也有能力把这种判断转化为影响力。

所以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去简单评价这种变化，而是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我经常开玩笑说：人类社会之所以进步，就是因为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

《环球人物》：您曾在书中写道，中国已进入后喻时代（长辈向晚辈学习），并表明了对后喻时代某部分迎合青年的隐忧。这几年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新思考？

廉思：移动互联网尤其是数智技术的发展，深刻重塑了代际之间的知识结构、信息结构和权威结构。但越是在后喻时代，越要警惕把“重视青年”简单等同于“迎合青年”。青年当然重要，青年经验当然值得尊重，青年表达当然需要被看见，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要围着青年当下的兴趣、情绪和偏好打转，更不意味着谁更会说“青年喜欢听的话”，谁就真正懂青年，谁就会做青年工作。

我个人浅见，青年工作不是讨好青年，而是理解青年、引导青年、成就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