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岐山在办公室里查阅资料做研究。（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张岐山

1943年出生于辽宁锦州。1982年获中国医科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硕士学位。曾任中国医科大学生物制药研究所所长，国家二级教授、国家药监局新药审评专家。

张岐山已经83岁了，但他觉得自己的“战斗”还远没有结束。

童年时代，他因为一场家庭意外而立志从医，当理想完全实现后，他又看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为了新的理想，他与毒蛇打了7年交道，获突破性成果，之后又继续为攻克“缺氧”难题而在各种动植物中寻找答案。如今，在同龄人含饴弄孙的年纪，他依然在实验室里与药用植物红景天“较劲儿”。

“支撑我走过60多年科研路的，是两股气：一股是心痛之气，一股是感恩之气。”张岐山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本事是国家和人民给的”

在张岐山的记忆里，1948年的锦州农村总是天黑得特别早。那时，他的父亲正战斗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后来，父亲又去了抗美援朝前线，家里只剩下母亲与他这个独子。

然而，一场意外骤然降临，年仅32岁的母亲突然得了急病，卧床不起。在那个思想愚昧、物资匮乏的年代，村里人生了病也不去医院。当时，有人帮忙请来“跳大神”的巫医，但奇迹没有发生，母亲静静地走了，留下只知道嚎啕大哭的张岐山。“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母亲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可我总觉得那不是什么大病，只是急症，如果是现在应该很容易治好，可在当时，她连一片阿司匹林都没有吃过。”张岐山惋惜而又无奈地说。

从那时起，一个念头在他心底疯狂生长：“我要学医，我要救像我母亲这样的人，我要让农村不再因为无知而死人。”

1956年，张岐山从村小学的4个班里脱颖而出，成为那届仅有的两名考上初中的学生之一。这本是喜事，现实却如冷水浇头——每月6元的伙食费，这个残破的家庭根本无力承担。幸而得到国家助学金帮助，他才能继续读书，一路读到高中、大学，助学金也增加到每月9元、15元。

本科毕业后，张岐山被分配到一所医院，当了八九年的外科医生。改革开放后，他又考入中国医科大学，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读了硕士研究生。1984年，张岐山作为国家公派的留学生，前往苏联医学科学院学习深造。

1985年，张岐山在苏联医学科学院进修时留影。

在苏联留学的近3年时间里，张岐山像海绵一样疯狂吸收着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分子生物学知识。临近毕业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向张岐山抛出了橄榄枝，希望他能留在大使馆工作，但张岐山婉拒了。

“我的本事是国家和人民给的，我的专业是医学，我不能离开它。”张岐山说。带着几箱子书和资料，他坚定地回到了母校中国医科大学。

蛇口取毒液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研制出了一种治疗脑血栓的特效药，效果显著，但价格令人咋舌——一支药在中国的售价高达1000元，而一个疗程需要10到20支。当时，国内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不过几十元，为了进口这种药，中国每年要花费10多亿元外汇。

当张岐山看到这组数据时，心痛不已。他下定决心研发同类特效药：“既然外国人能造出来，中国人也行！”凭借分子生物学的底子，他对日产药物进行反向分析。然而，制药工艺是绝密的，没有任何资料可查。经过半年的研究，他终于确定有效成分存在于一种蛇毒中。问题是，中国毒蛇种类众多，哪一种才是对的？蛇毒又该如何提取？

张岐山把目光投向了长白山，那里有一种叫作白眉蝮蛇的毒蛇。为了获得毒源，他跑到辽宁清原满族自治县向蛇农采购，看着蛇农徒手抓蛇，他心里直打鼓。

毒蛇买回来了，怎么存放又成了问题。一开始，张岐山将它们都放在编织袋里，扎上口，袋子的孔隙可以透气。没想到有一天，几条蛇居然咬破了袋子，在实验室里“散步”，吓得众人魂飞魄散。张岐山急中生智，想到蛇会冬眠，干脆把几十条蛇全部“请”进了冰箱。

这个“土办法”果然奏效，蛇在低温下进入麻木状态，终于成了安全的“原材料”。

提取蛇毒时，又是一番惊心动魄。张岐山戴上厚手套，用大钳子把蛇夹出来，再用手捏住蛇头，将其毒牙对准试管。随着手指的按压，致命的毒液喷射而出。采集完一条再采集另一条，几十条蛇采集一遍，每次只能获得几毫升的毒液。

从这些毒液里，张岐山提纯出了单一成分“降纤酶”，之后又合成了降纤酶蛋白质结晶。在经过了大量动物实验后，特效药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步——人体测试。虽然张岐山确信药物安全，但没有人敢用，直到他的老伴站了出来：“我来试。”

张岐山提前备好了所有的抢救措施，将药剂缓缓推进了老伴的血管。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没有任何毒副反应。

经过专家反复检测，张岐山研发的这款药物的疗效已经超越日本特效药。2000年，在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当张岐山拿出高纯度的降纤酶蛋白质结晶照片和三维结构图时，各国科学家都服气了。评委会将金奖授予了张岐山，这让之前傲慢的日本人哑口无言。

坚守黑土地

张岐山载誉归来，全国各地的药厂负责人也慕名而至。其中一家上海知名药企负责人亲自飞到沈阳，开出了年薪100万元的高价，只要张岐山带着技术过去就行。

那时的100万元，可谓天文数字，张岐山当时的月工资也不过几百元。但他没有接受。对方以为他嫌少，准备加价，张岐山说：“不是钱的问题。我这个药之所以能研究出来，是因为中国医科大学给了我很好的平台和大力支持。我在这里学习、工作了几十年，我的根在黑土地里。”此后几十年里，不断有橄榄枝抛来，他都一一拒绝了。

2012年，即将70岁的张岐山退休了。当同事们都以为他终于要歇歇了，他却说“退休了，我还可以继续做研究”。

“我这辈子其实就研究一个课题——缺氧。中国心血管疾病患者有3亿多人，其中很多人患有心梗、脑梗，其本质是血管堵塞导致器官缺氧坏死。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细胞自然缺氧也是慢性病之源。如何解决人体慢性缺氧的问题？我想从中医和中药里寻找答案。”

2015年，张岐山（左）在西藏考察。

去西藏考察时，张岐山发现，凡是上高原的人都要提前喝含有红景天成分的口服液。这种长在海拔5000多米、雪线附近的植物，在极度严寒、紫外线强烈、氧气稀薄的恶劣环境下，竟然能顽强地生长。“这种植物体内一定含有对抗缺氧的特殊物质。”张岐山说。就像当年研究蛇毒一样，他又开始了新的探索，试图通过分析红景天的成分，来破解其对抗缺氧的基因密码。

“青藏高原的植物资源是中国的瑰宝。我们有责任把这篇‘论文’写在高原上，将那里的资源转化为健康产品，造福人类。”

张岐山的“科研长征”，仍在继续。

《环球人物》记者 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