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近日召开的2026长三角·大湾区文学周暨第十三届宁波文学周上，一场为期5天、围绕多重主题的文学对话精彩展开。其间，我们循着作家与学者的思考，将目光投向中国海洋文学的书写和发展；还与毕飞宇、孙甘露两位作家进行了对谈，聆听他们对文学与创作的见解。

孙甘露：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千里江山图》等。

记者：我们关注到，您的作品《千里江山图》被改编成影视剧、舞台剧等各种形态，以更多样的形式呈现。这些后续的工作，您参与了吗？

孙甘露：目前对这部作品的所有改编工作，我都没有参与。我觉得最好就是尊重改编的创作人员，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记者：把文学作品转化为影视作品，改编的边界在哪？如果为了纯粹的戏剧性，牺牲大的框架，您能接受吗？

孙甘露：其实绝大部分的编剧，还是非常尊重原著的。我相信即便有一些改编，也是为了怎样适合影视化呈现的这个特质。影视化表达有它的特殊性，文字的叙述、小说的叙述和电影电视的叙述、影像的叙述，是不一样的。影视创作团队知道怎样通过影视化的手段来改编和呈现作品，他们是行家，对所在领域的门道更了解。

记者：假如《千里江山图》这样一部严肃的作品，被放在互联网上用30秒短视频去解读，甚至分解成有可能是断章取义式的片段，去博取流量，您会怎样去看待它？

孙甘露：退一万步讲，人家关注到了我的作品，这已经是一种重视。至于别人说什么，我相信互联网上大部分自媒体还是比较善意的。即便有不够善意的解读，对作者来说，也要去承受。人这一生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类似的事情，即便是觉得没什么道理，笑笑就算了。

记者：您认为纯粹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的流量之间，是互为加持还是互相消解？流量会影响作家对文学品质的追求吗？

孙甘露：说实在的，从写作者来说，大家都希望自己写的作品能被更多的人读到，或者说能够卖得更好。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愿望。一部作品面世，能获得关注、有更多的读者，当然是好事情，但如果为了更多的人看，就完全不计较手段，这肯定也是不行的。

记者：所以对现在的创作者而言，是不是我们更要在这个时代去坚守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不被流量所牵着走？

孙甘露：从最初来说，创作出一本书到最后能卖出几本，这件事确实不可预知。因为这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读者和自媒体等各方面对作品的关注，会有各种各样的角度。但流量也有两面性，它并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只能说是按照自己一贯想法，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喜欢做的、能做的，就认真做，至于结果，就不必那么在意了。

记者：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例，一些获奖者原来可能在大众当中不太有存在感，但一旦获奖了，他的书一下子就卖爆了，突然有这样一个节点，带火了作品和流量。这类事情该怎么看待？

孙甘露：就诺贝尔文学奖而言，那种一有人获奖，作品就断销的狂热，在今天中国的翻译出版界，已经渐渐平静了。从读者层面来说，现在很多读者见多识广，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也有比较高的鉴赏能力，因此大家的判断会更加趋于理性。不会因为别人怎么说，就被带着走，这是背后的原因所在。

记者：不过，从一些文学圈的热点事件来看，一些读者有时候还是会简单地被一个故事或者是一句话所牵引，从而带动一本书的销量，或对一个作家的关注。

孙甘露：我想或许对作家本人来说，他未必知道自己会因为这些而受到这么高的关注度。无论如何，通过此类热点事件把更多的读者带入阅读、购书中，引起大众对阅读的关注，这是很积极、很正向的反馈。让更多的人来阅读文学作品，从而关注年轻的作者，这是好事情。

记者：您现阶段创作的作品和年轻时的作品对比而言，存在比较大的变化。其中暗含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孙甘露：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具体来讲，文体文风实际上跟具体要处理的内容有关联。另一个方面，一个人从20岁到60岁肯定有变化。就算今天的我们，也很难设想30年以后会怎么样。因为一个是自己在变化，一个是年代和环境也在变化，所以你对写作的认识、叙述方式也在变化。

至于说读者接受不接受或者怎样来看待，我觉得确实要听读者的。我做过很多年的编辑，编辑工作以及你们记者工作，对写作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观察。写作跟阅读一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创作者得从读者那里的反馈来调整自己。

记者：所以，您时常会通过外界的变化去不断调适自我。

孙甘露：因为人都有局限性，不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完全正确的、不需要改变的人，这个自我意识很重要。我们所讨论的、关注的，恰恰是生活中那些不稳定的、残缺的，或者说是不完整的。写作和人的成长实际上是一个道理，不断修改作品、调整自我，本身就十分有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