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又一个80周年，即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前，11国法官历经两年半庭审，以海量的铁证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80年后的今天，历史又给了日本一次扪心自省的契机。”“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和14亿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再为殖民张目，为侵略翻案。”

当日本记者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提问“今年中方希望日中关系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回答掷地有声。

80年前的5月3日，东京审判开始。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和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议，当时的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被授权在日本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

这是一场国际大审判。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印度、菲律宾11国派出法官和检察官参加。庭上辩检双方激烈交锋，证据总数4336件，出庭作证的证人419名，另有近780人提交书面供述，英文庭审记录4.8万余页。历经818次开庭，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历史罪行得到系统性揭露和清算。28名被告除两人病死、一人因精神病被予以撤诉外，其余25人全部被判有罪。

重提东京审判，是因为日本的现职领导人竟然声称，“台湾有事”就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可以据此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众所周知，行使自卫权是以本国遭到武装攻击为前提。试问，台湾事务是中国的内政，日本有什么资格插手？中国的台湾地区出了事日本有什么权利行使自卫权？所谓集体自卫权是否意味要掏空规定放弃交战权的“和平宪法”？联想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以“存亡危机事态”为借口对外发动侵略，不能不使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高度警惕和忧虑：日本要向何处去？

重提东京审判，更因为4月12日，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在东京召开党大会，公然表示将推进修宪。其修宪方案包括：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以消除其是否违宪的争议、在紧急状态下强化政府权限等内容。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是事实和现实，有实际的路线和行动，正在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这正是我们重温东京审判的现实意义。

“砰！”1945年9月11日，曾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朝自己开了一枪。

自日本战败后，这个侵略亚洲、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祸首便准备自杀。他枪不离身，让医生每天用墨水在他胸口处圈出心脏部位。直到这天，盟军总部宪兵队敲响他家的门，要对他实施逮捕，他知道是时候了。

宪兵队破门而入，发现东条英机倒在椅子上，左胸的枪击伤口冒着鲜血。虽有医生提前标记，但东条英机并未打中心脏，送医后经多次输血保住了命。

1945年9月11日，东条英机在家中自杀未遂。（视觉中国）

几个月后，东条英机等28个军国主义分子、战争元凶被送上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席。

“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第一个下车的是曾任关东军总司令的南次郎，后面跟着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第六个下车的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松井石根。日本《朝日新闻》称：“这群战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

1946年5月1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日本战犯嫌疑人在被告席上。（视觉中国）

东条英机在庭上面无表情。用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话来形容，他简直“和石膏塑的人一般”。但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贯叫嚣侵略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恰好坐在东条英机身后，忽然半站起身，在东条英机的秃头上打了一巴掌。退庭时，大川周明又给了东条英机的光头一巴掌，并大声喊叫“我要杀死东条”。后来法庭指定的医学专家诊断大川周明患有精神病，但人们普遍认为他是装疯，以便逃脱审判。

据在场的人观察，东条英机坚信日本发动战争是正当的，因此每当庭上有人说到“侵略战争”，他的肩膀就会微微耸起。1946年5月6日，法庭开始对被告进行认罪传讯。庭长威廉·弗拉德·韦伯按流程问：“你主张有罪还是无罪？”东条英机顽固到底：“对全部诉因，我主张（我）无罪。”

“东条英机等被告的辩护律师从开庭之初便质疑：一、侵略战争在被告参与时是否在国际法上已被认为是犯罪？如果不是，那即便审判时认为是犯罪，被告也无罪，因为法不溯及既往；二、不论是侵略还是非侵略，战争都是国家行为，负责的应该是国家而非个人。借由这些法律争议，被告竭力推卸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马呈元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检方作出了有力反击：早在1907年，海牙第三公约就规定了“不得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开战；1928年通过的《巴黎非战公约》谴责通过战争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方式，至此“所有文明国家都郑重承诺与协定，侵略战争是国际犯罪”。国际法对国家和个人同时规定有权利和义务，对于破坏国际法的个人可以处罚，1919年日本签署《凡尔赛条约》，其中明确将起诉德皇威廉二世。

检辩双方的激烈攻防战，由此拉开大幕。

狡猾的辩护策略

1947年12月26日，东条英机走上了证人台，开始为自己辩护。

他准备了一份数百页的口供书，光是在法庭上朗读都花了3天。他在口供书中宣称：同盟国家方面的对日压迫威胁了日本的存在，太平洋战争是自卫战争；“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侵略，是解放；战争过程中并无违反国际法之事实，不愿承受战争罪犯之污名。这份口供书反复出现将侵略战争正当化的论调，封面上却赫然写着“此乃一历史文件也”的字样。庭长当即申斥：“这样一篇东西还配称作历史文件吗？”

东条英机的狡猾顽固也体现在庭审中——

首席检察官约瑟夫·贝瑞·季南问：“你是否理解、意识到，超200万中国人在约4年的时间里被杀害，中国人会产生反日情绪？”

东条英机答：“我当然理解。我明白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但我觉得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应该持不同观点。”

问：“战争是反人类的罪行，你同意吗？”

答：“我不同意。我同意战争给人们带来灾难与不幸，但不论对战胜方还是战败方，这种灾难与不幸没有分别。”

问：“你以首相地位发动战争，你认为在道德和法律上有何过失？”

答：“完全无过，我以为此乃实行正当之事。”

尽管东条英机拒不认罪，但检方早就掌握了大量证据：一份由日本陆军省制定的名为“基本国策”的文件显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前，日本就提出要对此战做好充分准备；在外交记录文件中，证实日本的掌权者知道在中国、菲律宾以及其他地区的战场上发生过暴行。

“检方与法庭以日本御前会议记录、内阁决议文件、战时军政指令为核心罪证，完整还原东条英机主导日本对外侵略决策的全链条。这些官方文件无可辩驳地显示东条英机的个人意志与战争行为直接关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持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另一被告板垣征四郎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的主犯。他打算以15名证人为前驱、本人殿后的策略来对付检方的诘问，但很快就挨了当头一棒。

他推出的第一名证人是岛本正一。1931年9月18日，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发生爆炸，日军趁机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岛本正一当时就在柳条湖担任日军联队长。此人称，当晚因赴朋友之宴，酒醉而归，未得到柳条湖事件发生之报告。中国检察官向哲濬（音同俊）表示，岛本正一当晚酒醉，怎么能在今日出庭作证呢？法庭采纳了检察官的意见，责令该证人退出法庭。

等到板垣征四郎上场，其口供书也有几十页之多。他反复说，九一八事变是偶然发生，并非他等二三幕僚所策动；伪满洲国之成立，乃出于东北人民之“民意”。这些狡辩在检方的物证、人证面前站不住脚。“板垣征四郎的定罪以关东军作战命令、他本人起草的机密文件及参谋本部记录为主要依据。这些书面证据直接证明他是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建立伪满洲国的核心策划者。”徐持说。

检方找到了曾在东条英机手下任兵务局长的田中隆吉出庭作证，他供述板垣征四郎曾秘密运送大炮到奉天（今沈阳），九一八事变前8天，所有的部署都已经完成，对外则说正在挖井。柳条湖爆炸案发生后，国际联盟曾派人调查真相，形成了《李顿报告书》，明确记载爆炸发生15到20分钟后，从长春开来的日本列车就在柳条湖路段顺利通过，爆炸未对路基造成太大损坏，由此可断定日军的作战行动不能被认为是所谓的“自卫”措施。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也出庭作证，九一八事变后，板垣征四郎威逼他到长春去当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说，自己无权甚至无个人人身自由，如签订对日条约、对内颁布命令，均系板垣征四郎等人所包办。

溥仪的证词还牵出另一被告土肥原贤二——1931年，土肥原贤二找到他，要他去做伪满洲国的“皇帝”。为了恐吓他，土肥原贤二送给他一箱装有炸弹的水果。

土肥原贤二是臭名昭著的日本间谍。审讯过程中，他的做派又与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不同，他拒不登台作证，始终未发一言。“这是土肥原贤二选择的一种辩护策略。被告在法庭上消极沉默，一是认为无论自己是否辩护，不会对审判结果产生什么影响；二是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证明被告人有罪是检察官的责任，也就是沉默权原则和被告人不自证其罪原则。”马呈元说。

这样一来，检察官就没有对土肥原贤二进行反诘的机会，更谈不到利用他们的侦讯口供作为反诘的材料。“再加上土肥原贤二长期从事间谍工作，书面命令极少，因此对他的定罪高度依赖间接证据与证人证言。”徐持说。

中国检察官想到了“一箭双雕”的办法，既然土肥原贤二经常和板垣征四郎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在反诘板垣征四郎时将二人联系起来。于是，庭审中有了这样经典一幕：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音同玉）拿出日本陆军省秘密档案中的一份军情电报，其中写着“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以证明这两人在中国作恶多端。土肥原贤二的美籍律师跳了起来，提出反对，说“这份电报讲的是一只老虎，与本案无关”。倪征解释“谈虎色变”这一成语的含义后，庭上笑声一片，庭长驳回了辩方律师的反对。

“溥仪出庭的证言与其他旁证相互印证，逐渐形成了土肥原贤二完整的阴谋链条。”徐持表示，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的审判是“认定侵略战争核心罪责的关键环节”。三人虽角色不同，但均被证明参与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的连续侵略阴谋。

13级死亡阶梯

1948年4月16日，东京审判结审。在巢鸭监狱中等待判决的被告们十分煎熬，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重光葵在日记里写道：“心力已经快耗干了。”

宣判的日子终于来了。庭长韦伯从11月4日开始宣读判决书，直到11月12日下午宣布：除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在审判期间患病身亡“免予起诉”，大川周明“因疾病中止审判”，其余25人全部有罪。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被判处绞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铃木贞一、贺屋兴宣、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东京审判期间，东条英机在法庭上。（视觉中国）

“《东京宪章》第一条明确规定，法庭应实现‘公正而迅速的审判’。然而，东京审判实际耗时31个月，接近纽伦堡审判的3倍，当时中外舆论多有讥讽，称之为‘蜗牛式审判’。我一度认同这种批评，但深入研究后才发现，审判耗时较长有其客观原因——案件规模之大、证据之庞杂、跨法系程序之繁琐，远超纽伦堡审判。法庭本可依据宪章授权，立即驳回辩方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撤销多余指控、对部分被告区别对待等，以大幅缩短审判时间，但法官们选择了另一条路：宁可牺牲效率，也要把每一个程序环节走扎实。这使得东京审判一直保持着作为国际刑事审判先例的厚重分量。”徐持说。

土肥原贤二等人开始了垂死挣扎——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但此举非法，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之下，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不予受理”。多苟延残喘了半个多月的7名死刑战犯，终于在1948年12月23日迎来了绞刑。

7人提前收到了通知。监管人员说，东条英机在最后一天请求吃一顿日本饭菜，得到了允许，其他6人则仍然吃美军军用口粮。

1948年12月22日午夜，穿着囚服的战犯分两批走过13级死亡台阶，站到绞刑台上。行刑官在战犯的头上蒙上黑罩，脖子上套上绞索。23日0时1分30秒，总行刑官下达执行的命令，绞绳慢慢往上抽动，将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武藤章、松井石根绞死；0时20分，总行刑官再次下达执行的命令，将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绞死。

7个罪行滔天的日本战犯，在绞刑架上结束了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