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法庭之上，正义的法槌高高举起，然而法庭之外，一双双看不见的手在暗中拨弄天平——

有人以“占领稳定”为由包庇天皇，有人用“免死牌”换走了731部队的细菌战数据，还有法官向甲级战犯行礼。

80年后的今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在危害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不禁要追问：究竟是谁在当年姑息养奸，贻害无穷？又是谁企图让早该入土的幽灵还魂？

美国“太上皇”的小算盘

1945年8月28日，首批美军分空中和海上两路登陆日本。同日，盟国总司令部在东京成立。

数天后，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的身份进驻总司令部。他刚出现，便被一群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人团团围住，她们有的端茶，有的递烟。这是日本政府特地安排的“节目”，想用美色“软化”美军。麦克阿瑟不耐烦地将手里的烟斗一挥，把她们全轰了出去。这一挥给日本人划出一道清晰的界线：从今天起，这里只有一个“主人”。

20世纪40年代，东京市中心的美军军营。二战后，美国领导盟国占领并重建日本，在日本实施了社会改革。（视觉中国）

美国在独占日本期间，出于冷战布局的考量，一手主导了日本战后改革。就在东京审判紧锣密鼓筹备之际，国际格局已悄然裂变——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冷战大幕正式拉开。整个审判过程，恰恰笼罩在这场新对峙的阴影之下。惩处战犯、铲除军国主义这件本该彻底完成的工作，因麦克阿瑟的小动作而大打折扣。

比如，麦克阿瑟在签发逮捕甲级战犯的命令时，给这些人预留了10到15天的“自行到案”期限。如此宽松的时限，无异于给甲级战犯留下了充足的机会去销毁罪证，甚至逃跑。更不必说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到美军正式接管日本的那十几天里，日本政府大楼的屋顶时常浓烟滚滚，海量的战争机密文件在火光中化为灰烬。

再比如，当澳大利亚提出要起诉裕仁天皇时，麦克阿瑟立即给曾任盟军在欧洲最高指挥官的艾森豪威尔发去电报，强调天皇是日本统一的象征，一旦被起诉，日本就会分崩离析。他的理由是，自己亲眼看见过那些拒不投降的日军在天皇一纸命令下迅速解除武装，所以他意识到“天皇是胜过20个师团的战斗力量”，他的意图是利用天皇对日本进行间接统治。

美国政府也派人游说各同盟国，不要起诉裕仁，并嘱咐麦克阿瑟：“对天皇制度的直接攻击，将导致民主力量被削弱，同时助长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两个势力。故此，命令总司令官暗中协助，扩大天皇在公众的声望，并推动其化神为人。”

1945年9月，麦克阿瑟（左）在美国驻日大使馆会见裕仁天皇。（视觉中国）

麦克阿瑟当时住在与皇居遥遥相对的美国驻日大使馆。很快，自知处境微妙的裕仁主动要求拜访麦克阿瑟。二人在当时留下了一张极具象征意义的合影：个子瘦小、穿着燕尾服的裕仁，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麦克阿瑟则一身军便服，手叉着腰，俨然一副“太上皇”的派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持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美国政府不追究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做法，使东京审判失去了追究侵华战争最高决策者责任的机会，也让日本社会难以完成彻底的战争反省。”

被麦克阿瑟包庇的远不止裕仁天皇一人，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也在他的包庇下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731部队全称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基地设在中国哈尔滨，是一支专门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与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因其队长是石井四郎，也被称作石井部队。

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是逃过了惩罚的日本侵略者之一。（视觉中国）

日本战败投降后，侥幸逃回日本的石井自知罪孽深重，在家乡伪装死亡，还举行了一场葬礼，试图蒙混过关。可他早已被美国人盯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便注意到日军在中国进行的细菌战，一直密切关注。1946年1月，驻日美军秘密逮捕了包括石井在内的多个731部队核心成员。起初，石井很谨慎，被审讯时绝口不提细菌战的情况。美军便派出细菌战专家费尔博士与石井等人进行多次密谈，暗示可以与他们达成免罪交易。在费尔的诱惑下，石井终于松口，答应交出全部研究资料，条件是“要保证他本人及所有幸存部下的生命安全”。

得到了石井的“投名状”，美国人对731部队的庇护愈发不加掩饰。麦克阿瑟对日军细菌战的调查处处阻挠，规定所有情报必须交给亲信威洛比将军管辖的第二参谋部。

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没有一个战犯因细菌战被起诉。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日后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大型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医科大学教授，或是医学机构的座上宾。

徐持认为，这样的做法违背了惩治严重国际犯罪的义务，也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强权政治面前，国际法治原则可能被交易、被牺牲。“这不仅在当时损害了国际法的权威，也为日后国际社会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荒唐的印度代理法官

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签署并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命令。

美国人最初设想的是，签署投降书的9个盟国各派一名法官，组成法官团。但在英国人的主张下，印度和菲律宾的法官也被增补进来。最终，法官团定为11人。

印度殖民政府得知后，紧急物色人选，可法官们以各种公私缘由相继推辞。最后，刚从加尔各答大学副校长职位退下来的拉达宾诺德·帕尔，因复信最快获得了任命。

帕尔出生于1886年，幼年家庭贫困，靠着学校和好心人的资助才勉强完成学业，后在加尔各答总统学院和加尔各答大学法学院攻读数学与法律，毕业后做了律师。然而，印度方面很快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帕尔只是在法官临时空缺时当过代理法官，并非正式的法官。但木已成舟，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把帕尔送上前往东京的飞机。

1946年5月14日，帕尔抵达东京时，审判已在进行之中。人们很快便察觉到，这个姗姗来迟的法官举止过于反常。

5月17日，帕尔第一次走进法庭。落座之前，他全然不顾众人诧异的目光，面向甲级战犯所在的被告席方向，双手合十，对着东条英机等人行了一礼。一个月后，帕尔毫不掩饰地站到了被告辩护人一边——坚持主张所有甲级战犯全部无罪。他给出的理由是：检方所指控的反和平罪及反人道罪，都是“事后法”的判决结果，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这些日本人应该是无罪的。他还专门写下一份长达1200多页的“少数意见书”。

帕尔的反常举动，源于其个人经历与殖民地历史背景交织下的认知。他长期与印度激进独立运动领导人鲍斯保持着联系。鲍斯曾是印度民族英雄，但在二战中与东条英机勾结，投靠日本在新加坡成立的伪政府，推崇“大东亚共荣圈”，还组建了伪军替日本人卖命，试图借日本之力驱赶英国殖民者。在鲍斯的影响下，帕尔将日本发动的战争解读为“亚洲解放战争”。

徐持说，从国际法角度看，帕尔的论点既不符合法理演进规律，也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特别是帕尔关于“事后法”的说法，当时就被多数法官反驳：对反和平罪、反人道罪的追究，并非创造的新法，而是对既有国际习惯法的宣告。

而且，帕尔的论证并非纯粹的法律解释，而是深嵌其反共、亲日的政治立场——他公然赞赏“八纮一宇”口号（二战时期日军宣扬东亚战争“正当性”的用语，意为“天下一家”），认为日本发动的是“亚洲解放战争”，甚至主张外国可因“中国共产主义威胁”而干涉内政。这种逻辑与法庭证据严重脱节。

正因如此荒唐，其他法官没有采纳帕尔的意见。东京审判结束后，帕尔的意见书一度被禁止公开发表。直到1952年美军结束日本占领，日本右翼势力立刻将其全文出版。这成了战后第一份系统为日本军国主义“鸣冤叫屈”的文件，帕尔从此被日本右翼奉若神明，发给他的访日邀请络绎不绝，裕仁天皇还授予他一枚一级勋章。帕尔去世之后，右翼势力在供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内立起了一座帕尔的“彰显碑”。

徐持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日本右翼势力制造“帕尔神话”，刻意放大帕尔“全员无罪”的结论，故意隐去他对日军暴行部分承认的内容，更无视帕尔任命过程的偶然性、印度政府对帕尔立场的否认声明，企图通过立碑、出版宣传、政治作秀，将其塑造成“反西方的正义化身”，本质上是为复活侵略历史寻找“合法外衣”。所谓“帕尔神话”不过是右翼势力的“自画像”。

 “安倍心中住着一个岸信介”

2007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时，专程前往加尔各答拜访了“故人”之子——帕尔的儿子。在印度议会发表演讲时，安倍也特别提到：“帕尔法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展现出的高尚勇气，即使在今天也受到许多日本人的尊敬。”

靖国神社内不仅供奉甲级战犯，还立有帕尔“彰显碑”，旨在“表扬其功绩”。（向隆万 / 摄）

安倍为何对帕尔推崇备至？

答案或许藏在他的血脉里。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曾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经历了漫长的拘留审查。

1939年由东京国际情报社发行的《世界画报》，刊登了当时在伪满洲国任职的岸信介的照片。（中国新闻社记者 孙昊声 / 摄）

岸信介原姓佐藤，后来成了岸家的赘婿。他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1932年，日本关东军以武力在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岸信介历任伪满洲政府实业部总务司长、产业部次长及总务厅次长等职，负责掠夺中国东北的经济资源，还资助过731部队，与东条英机等人并称为操纵伪满洲国的“五大头目”。侵华期间，他生活放荡，性情古怪，人送绰号“满洲之妖”。他却得意扬扬地向人夸耀：“满洲是我的作品！”

日本战败投降后，岸信介被关入东京巢鸭监狱。在冷战拉开大幕的背景下，岸信介等多名战犯在美国的庇护下被释放。岸信介对美国的“恩典”感激涕零，出狱后感慨道：“在巢鸭监狱中我已经死亡了，我的余生是一种恩赐。”

岸信介还博得了美国人的青睐。时任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向他承诺，如果日本能够坚定地帮助美国对抗共产主义，他就能得到想要的支持。

1957年2月，61岁的岸信介如愿成为自民党总裁并出任日本首相，曾经的甲级战犯登上了权力顶峰。4个月后，他出访美国，受到空前礼遇，副总统尼克松称他是“美国最忠实的朋友”。

为了巩固美国人的信任，岸信介上台后不遗余力地屈从美国，并插手台湾问题。他公然跑到台湾向蒋介石示好，说：“如果收复大陆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又积极为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效劳，卵翼所谓“台湾独立同盟”，企图重新染指中国领土台湾。

岸信介也是“改宪派”的代表人物，他打算通过解释宪法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宣称“为了自卫，即使在现行宪法下也允许拥有核武器”。

1960年，岸信介强推新的《日美安保条约》，激起日本人民的强烈不满，引爆了战后最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岸信介被迫下台。6岁的外孙安倍晋三就是抗议现场的见证者之一。

安倍晋三是岸信介最宠爱的孙辈，自幼在他膝前长大，据说岸信介会在晚上给小安倍讲睡前故事。安倍也从不掩饰自己对岸信介的敬意，直言自己“继承了外祖父的政治基因”。

在台湾问题上，安倍屡屡发表类似“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危险言论；在对华问题上，他不断呼吁美国出手制衡中国，甚至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声称“日本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对抗中国”。

安倍还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公开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妄言“所谓的甲级战犯在东京审判中被定为罪犯，但在日本国内法上，他们不是战争的罪人”。正如曾采访岸信介20余次的东京国际大学名誉教授原彬久所言，“安倍心中住着一个岸信介”。

2014年9月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与新内阁成员合影。他身旁是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右一）。（视觉中国）

徐持认为，甲级战犯岸信介战后重返政坛并出任首相，是日本国内政治环境与美国对日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漏网遗毒祸害至今——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多次坦承受岸信介理念影响，现任首相高市早苗更以安倍路线追随者自居，在历史认识、修宪问题上一脉相承。“日本右翼的动向与战后责任清算不彻底直接相关，且与现实政策紧密结合。因此，研究东京审判的意义远超历史本身，和平不是一次判决就能永久锁定的成果，而是需要每一代人主动捍卫的文明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