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斤重的史料，跨越太平洋，在2026年初春回到中国。

2025年底，加拿大华人段宇豪从美国马里兰州一家小型拍卖行购得一批档案。那是东京审判中美国助理检察官戴维·尼尔森·萨顿的私人档案，包括工作手稿、信件副本以及与重要证人的私人通信等。

萨顿是谁？

1948年2月20日，萨顿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就其中一名被告的指控作总结陈词。（美国里士满大学法学院图书馆）

“东京审判开庭前，萨顿与中国检察官团队一起合作，负责收集日军侵华暴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是检方指控日本侵华罪行的主力检察官之一。他向国际检察局提交的调查报告，奠定了检方提出整个B、C类罪行——即普通战争罪与反人道罪的起诉框架。”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赵玉蕙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批新发现的档案提供了官方记录之外的当事人个人视角，也补充了许多丰富的细节。

赵玉蕙是中国国内最早关注到萨顿的学者之一。2018年前后，她在整理东京审判史料时频繁看到萨顿这个名字，顺藤摸瓜，发现了他与调查日本暴行的密切联系。

萨顿，这个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小镇的平民律师，1946年初接到美国战争部的调令时，大概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指控日本战争暴行的关键人物。

“迟到”的律师

萨顿原本与东京毫无交集。

1895年7月，他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从里士满学院（今里士满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列兵身份入伍。战争结束后，他辞去骑兵中尉的军职，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学习，1920年取得律师资格，在弗吉尼亚州西点镇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此后几十年里，萨顿担任过公民与农民银行董事兼总法律顾问、弗吉尼亚州国王威廉县联邦检察官等职务，生活忙碌又平静。

直到1946年，他的人生被彻底改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筹备已近尾声，负责侦查、收集战犯嫌疑人犯罪证据的国际检察局人手严重不足。美国检察官季南是国际检察局局长和首席检察官，已率领第一批人马飞抵东京。但工作实在太多了，东京巢鸭监狱有100多名甲级战争嫌犯需要讯问，需要调查他们遍布亚洲的战争罪行。于是，萨顿被增调。

1946年2月初，萨顿抵达东京。“他比其他美国检察官到得晚一些。”赵玉蕙说，因为来得晚，他的办公室被分配到其他楼层，与向哲濬带领的中国检察组恰好在同一层。

这个偶然的安排或许改变了萨顿的使命。起初，萨顿的任务是去巢鸭监狱讯问与战时财阀相关的嫌疑人，但很快，他被调去协助中国检察组开展日本对华罪行的调查取证工作。

为什么是萨顿？赵玉蕙推测，一方面，萨顿个人能力的确很突出，从后续工作来看，他是一个极其高效、有条理且执行力强的人；另一方面，当时国际检察局已经认定，日本战犯对中国的侵略行动，远远早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指控日本侵华就成了检方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中国检察组最初只有向哲濬和裘劭恒两人。

“史料显示，那段时期向哲濬检察官非常频繁地往国内拍电报，内容多是请国内准备各类文件以充实中国部分审理的证据。因为东京审判的法庭是非常严谨的，讲究证据。而当时中国国内刚结束战乱，档案、人证的流失情况很严重，要找到这些是非常困难的。”赵玉蕙说。

萨顿的加入恰逢其时。

他的搭档是莫罗上校，也是一名美国检察官。两人分工明确：莫罗负责A类（反和平罪）罪行的取证；萨顿负责B类（普通战争罪）和C类（反人道罪）罪行的取证，南京大屠杀、麻醉品倾销、日军生化战都在他的职责范围内。向哲濬负责与中国政府协调，提供证人线索和文件支持。裘劭恒担任翻译和向导，全程陪同萨顿与莫罗在中国的调查行程。四人各司其职，组成了一支高效的国际检方团队。

30天

1946年3月12日，萨顿和莫罗从东京飞抵上海。

麦克阿瑟有令在先：在中国调查的时间不能超过30天。这意味着，萨顿等人要在30天内跑完上海、北平、重庆、南京等地，找到幸存者、目击者，形成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证词。

时间紧迫，萨顿思路清晰：证人最好能说英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和日语，如果证人只会说中文，翻译会大大拖慢效率。更重要的是，证人的可信度要高，例如有政府背景的公职人员、大学教师、传教士、医生等，这些人不容易被辩方以‘可信度不高’的理由攻击。”赵玉蕙向《环球人物》记者解释。

当时上海是证人集合的一个联络点。抵达第二天，萨顿便开始访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接着，他去了美国领事馆，又去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正是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萨顿获得了一条关键线索：金陵大学美籍教师贝德士是南京大屠杀的绝佳证人。顺着贝德士，萨顿又找到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作者、英国记者田伯烈。田伯烈介绍萨顿去南京找圣公会教堂神父约翰·马吉和金陵大学医院（又称鼓楼医院）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的核心证人。

但萨顿还需要中国幸存者的口供。萨顿制定了一套流程：先访谈，再誊写证词，由裘劭恒翻译，最后公证、签名。所有证人都按这套流程操作。只有这样拿到的宣誓口供书，才能作为无懈可击的证据，被法庭采纳。

萨顿对这份工作非常投入。赵玉蕙最近看到的一批萨顿档案显示，他甚至自掏腰包，让远在美国的律所汇钱过来，替证人垫付了几天的住宿费。

南京是萨顿行程的重要一站。裘劭恒多年后还记得去南京走访时的场景：“我们去时已经是1946年3月份了，那么多年了，他们还是泪如雨下啊！所以（我们）看到心也很酸的。具体每个人情况是不会相同的，不过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日军的暴行啊，令人发指，简直不是人呐！”

在南京，萨顿去了美国大使馆，找到了美方与东京高层的往来电文。这些电文证明，南京暴行发生时，抗议已传到东京最高层——这意味着日本领导人对此完全知情。

“检方有一个思路：日军的暴行不光发生在中国战场，而是发生在整个亚太地区，是系统性的，属于日本战争模式的一部分。检方为什么要这样指控？因为被告是甲级战犯，是国家领导人。他们可以说，暴行跟我没关系，人不是我杀的。可检方要追究的是‘指挥官责任’，这是对军官而言；如果是文官，称之为‘阁僚责任’，即你作为最高决策层，明知战场上不断发生违反《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的暴行，却不采取任何行动阻止，你就是有责任的。”赵玉蕙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所以东京审判要做两件事：第一，要证明这些被告犯有A类罪行反和平罪；第二，B、C类罪行他们也逃不掉——具体实施普通战争暴行和反人道暴行的中下级军官由同盟国在亚太地区设立的50多个B、C级法庭去审，东京审判要解决的是最高领导人在这些暴行上的责任。

“铁案”

1946年7月，东京审判进入南京大屠杀案件的检方举证阶段。

时任中国检察官秘书高文彬回忆：“这一个南京大屠杀案子在当时国际法庭审讯时，在当地日本报纸刊登后，（在）全日本引起轰动。东京的大批市民，男男女女都排着队到国际法庭领旁听票子来听。”

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左二）在美国宪兵的押送下进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视觉中国）

萨顿作为检方代表，逐一询问从中国来的证人。马吉正是其中之一。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陷南京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马吉和德国人拉贝共同筹办了南京安全区，目睹了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

拉贝使用过的红十字臂章。（视觉中国）

“1937年12月，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他们对中国平民做了什么？”萨顿问道。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入南京，30万市民惨遭杀害。（视觉中国）

“当时太恐怖了。日军进城后，屠杀马上就开始了。日本军人要么单独行动，要么30多人一起，每个人好像都掌握着生杀大权，然后他们马上开始有组织地残杀平民。我看见一群人被拖出去乱枪打死——主要是用步枪和机关枪。”证人席上的马吉缓缓说道，“我还知道一个学校，里面好几百人都被杀死了。一个女人告诉我，她的丈夫被绑住双手，扔进了水塘。”

马吉用于拍摄日军暴行画面的摄影机、胶片盘。（视觉中国）

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还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长达105分钟的原始影像。这些影像向法庭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证据。

幸存者尚德义也在证人之列。日本战犯百般狡辩。法庭随即播放了一段无声影像。画面背景是南京下关江边，对岸隐约可见浦口。日军完全占领南京后，江边成为屠杀主要场所，尚德义和他的大哥都被抓去过。影片第一个镜头，是一个人振臂高呼的画面。尚德义一下子认出那是他死去的大哥，当庭失声痛哭。

辩方在这期间试图交叉质证，但并不成功。“南京大屠杀案的证据很扎实，”赵玉蕙说，“辩方律师在这一段庭审中很少提出反对意见，也问不出什么来。萨顿有信心把它做成‘铁案’。”

法庭用了3个星期的时间，听取了10人以上的中国和外国证人的口头证言，接受了100多件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对被告宣读判决书。在长达1218页的判决书中，法庭用了两个专章，确认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判决书中写道：“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那些被日军烧毁的尸体、被日军投入长江的尸体，以及其他日军自己处置的尸体。”

高文彬记得，旁听的日本人从法庭里面出来后，“看到我们中国检察人员，连头也不敢抬起来看我们一眼”。

萨顿高度评价东京审判的结果。1950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满怀热情地写下：“东京审判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会预防未来的一切战争。它的确有一定的威慑效果，这也是有益的。但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是向着用法律和秩序体系取代武力体系迈出的一步，是最初的几步之一，但它是一个长长的、向上的步伐。”

“萨顿是一个非常正派的、热忱的、理想主义的法律人。”赵玉蕙说，萨顿后来也一直关注东京审判的后续，希望审判能发挥它应有的价值。

但历史的走向并不如萨顿所愿。冷战背景下，美国对日策略转向，那些被判有期徒刑的战犯陆续被提前释放，贺屋兴宣做了法务大臣；逃过判刑的岸信介重回政坛乃至出任首相。萨顿等人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在政治现实面前，被一点一点地消解了。

萨顿回到弗吉尼亚州，重拾律师旧业。1948年至1949年，他就任弗吉尼亚州律师协会主席。1974年11月21日，萨顿在西点镇的家中去世，享年79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自由主义史观”兴起，东京审判的历史叙事逐渐被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描述为“自虐史观”，需要予以“克服”。时至今日，日本仍未真正完成对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