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海尔曼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迈克尔·海尔曼

1957年出生于德国，投身国际志愿服务50年，2005年定居中国，现为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HPP）云南和重庆代表处首席代表。

“我来自云南‘德族’，云南最小的民族。”

说这话的人叫迈克尔·海尔曼，是位德国人，目前担任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HPP）云南和重庆代表处首席代表，这是家国际非营利慈善组织。20年前，海尔曼只身来到中国云南，致力于疾病防治、农村发展与学前教育等工作。他的足迹遍布云南16州（市），其主导的HPP慈善项目吸引了4500多名志愿者参与，超过450万人从中受益。

今年3月，穿着白色中式短褂的海尔曼，在北京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他自称在中国“有根”，连讲话都习惯用“咱们中国”开头。“咱们中国每天都有进步，发展速度前所未有，我得让自己时刻沉浸其中。”

“记得刚来时，每到秋冬，原本就崎岖的云南山路变得更泥泞了。在雨中，我只能推着吉普车上山，花两天时间才能从昆明抵达阿嘎村。”海尔曼回忆，“而如今，走完这一路只需要四五个小时。”

2013年10月,海尔曼在位于云南镇康县的塘尚水幼儿班，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受访者供图）

在海尔曼看来，正是基于对民生的重视，中国才得以消除绝对贫困。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阿嘎村村民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瘦瘦高高的海尔曼常卷起裤腿站在稻田里，和村民一同插秧劳作，还帮助修建灌溉蓄水池。而他推动的幼儿班项目，更是帮助中国乡村焕发出新活力。

不想成为“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军队的一员

构建和平美好的世界，是海尔曼的毕生使命。

1957年，海尔曼出生于德国多特蒙德。父亲是来自西德的医生，母亲是来自东德的教师。每当假期来临，他都会远离被机器轰鸣声包围的工业区，前往叔叔的农场，感受乡村生活的静谧。

学生时代，海尔曼常泡在图书馆，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为了解朝鲜战争，他在图书馆翻了3个月资料，“史料与老师讲的不一样，老师没做调查，只是重复教科书上的内容……”他还读到毛主席的著作，对中国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国从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一跃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这非常鼓舞人心。”

18岁那年，海尔曼从书架间被“拽”了出来——收到德国政府的兵役通知单，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二战期间，我们家族的许多成员牺牲了，包括我外公。我也读过纳粹军医门格勒的书，他曾残忍地对战俘做人体实验。我对那段历史深感羞愧，不想成为‘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军队的一员。”海尔曼说。

经过两轮听证，海尔曼被准许以18个月的社会服务代偿兵役。他来到一家医院的临终关怀中心，陪伴120位临终老人度过了最后时光。海尔曼握着他们的手，和他们聊天，经历了一节节宝贵的人生课——他们平静地离世，是因为曾坚守信念，毫无遗憾。

紧接着，海尔曼放弃已经考取的医学专业，背起行囊远行，足迹遍及45个国家。贫困、战乱、饥饿与浪费……这些见闻，让他了解到世界残酷的一面，从此立志为贫弱群体服务。他做过钢铁工人、卡车司机、推销员，赚到钱就去中东、南美等地区做公益。

海尔曼相信，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现在想来，海尔曼当时唯一的遗憾是，“由于没能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医生，父亲曾有10年不和我说话”。

打造防艾“最后一公里”

1987年，在丹麦一家研究所的资助下，海尔曼以国际交换生的身份来到中国，在复旦大学学中文。“我一直想去中国看看，这下梦想成真了。”

在中国2年，海尔曼每天都有许多感悟。第一年寒假，他跟河南的同学冒着大雪去看黄河，体验当地农民的生活。第二年暑假，他一个人骑着飞鸽牌自行车，一路到武汉，随后又坐船到南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流下热泪……在他眼中，中国是一个能推动和平与发展的国家——这与他的人生理念不谋而合。

1999年，海尔曼正式加入HPP。6年后，云南省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邀请HPP参与乡村振兴计划，海尔曼被选为驻华代表。“第二次来到中国，我有了一种游子归家的亲切感。”海尔曼说。他暗下决心，要帮助中国乡村的困难群体走出困境。

2009年11月，海尔曼在第五届中国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经验交流会上发言。（受访者供图）

21世纪初，海尔曼深入云南田间调研后发现，由于共用针头等原因，边境地带成为艾滋病传染高发区。于是，艾滋病预防便成了他在中国推动的第一个项目。海尔曼从亚洲开发银行筹来第一笔启动资金——200万元人民币，将项目落地在毗邻缅甸的云南临沧市临翔区。

紧接着是招募防艾员，培训合格后定期入户科普防艾知识，并提供艾滋病快速检测、发放安全套及相关咨询服务。海尔曼和防艾员一起，跋涉在崎岖山路上，挨家挨户与村民交谈。他们捧着一沓沓传单，带着温暖的微笑，通过提问普及防艾知识。每当听到村民给出正确答案，海尔曼就会迅速从纸箱中拿出牙刷牙膏当奖品。海尔曼还带着防艾员参加村组会议、党员干部会等，并自编自演文艺节目，让村民在轻松氛围中主动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随后，他们再动员潜在感染者接受筛查。若结果呈阳性，相关人员将被转介到乡镇卫生院。

逐渐地，越来越多村民对艾滋病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临沧市的一位女士曾告诉海尔曼：“我过去花10元钱在无证小诊所拔牙，没意识到这会有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现在我宁愿花更多钱去大医院治疗。”

2012年2月，海尔曼在四川布拖县参加由当地妇联组织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培训活动。（受访者供图）

“这种面对面的防艾模式，填补了公共医疗系统和个人之间的最后一公里，类似于中国的‘群众路线’。”海尔曼笑着解释，“这套模式后来复制到疟疾防治宣传上，同样有效。”海尔曼也因此获颁“中国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突出贡献荣誉奖”。

“我们志愿者来‘带孩子’”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是古老的知识……关注山区的小孩，是咱们共同的责任。”采访中，海尔曼唱起这首自己作词的歌谣，眼眶逐渐湿润。这首歌的旋律，也曾无数次飘荡在云南偏远乡村的幼儿园上空。

2008年9月，海尔曼去云南临沧市镇康县扶贫时发现，许多成年人因为要在家中带孩子，没办法参加产业培训。“如果由我们志愿者来‘带孩子’，大人们就能集中精力忙生产忙工作了。”海尔曼带着思考进一步走访，发现云南山区许多村子规模小，教育资源有限。“孩子们面对陌生人，总是羞怯地躲在长辈身后。更小一些的学龄前孩子，每天被绑在母亲背上，跟着下地，没机会接受正规学前教育。”海尔曼说，乡村教育环境与城市存在差距，“这很难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海尔曼决定与当地政府一起，开启提升中国乡村儿童学前教育质量的实践。他在桃子寨自然村选中一处闲置房屋，将其翻修，用作“未来希望幼儿班”的教室。没有专业施工队，没有昂贵的材料，他就和家长们一起拔草、刷墙、修葺屋顶、拼装地垫。教师则由社区推选，教师工资由入学孩子的家庭均摊。同时，海尔曼的团队协助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为教师提供补贴和培训，建立起家委会、村委会、学校、教育局、扶贫办等多部门联动机制。最终，3至6岁孩子在这里混龄编班，一起听故事、唱歌、做游戏。10多年间，这样的村级幼儿日托班陆续开办了900多个，解决了9万多名农村儿童的入园问题。他就像永不言弃的“愚公”，帮助中国乡村一点点解决教育难题。

如今，海尔曼依旧在教育扶贫的路上不断努力。“近年来，我们创办了社区亲子游戏中心，发放《家长培训手册》，打造家庭‘早教加油站’。”于是，旧纸箱变成“故事屋”，碎布头做成“触摸板”，废轮胎成了秋千椅……海尔曼也常亲自上阵，教孩子画画，带孩子唱歌，甚至在操场上陪他们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当孩子们紧紧握住他的手、扯住他的衣角，海尔曼总是开心地说：“看来群众希望我一直留在这里。”

“不能因为一栋房子而离开中国”

20年来，一个接一个的公益项目，几乎填满了海尔曼的日常生活。“考察项目、争取捐赠、组建团队……我每天的日程都很满，这不现在还有400封电子邮件等着我一一回复。”海尔曼对记者说，“跑马拉松，成了为数不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

海尔曼的切身体会是：“跑马拉松的第一个10公里很容易，下一个10公里难一点，而到了30公里以后的路，身体就开始吃不消了。”在工作中，海尔曼也曾遇到自己的“30公里”。“我曾和一个捐助者谈了一年，每次他都表示项目很有意义，愿意捐款，却一直让我等。后来的某一天，他变了主意，捐款打了水漂。”海尔曼很失落，但他迅速调整，立马又信心满满地投入下一个项目，“我希望还能在中国再干30年”。

在中国，海尔曼最大的遗憾是，每年只有3周时间回德国陪母亲。“我妈妈90岁了，有一次她问我，‘我要去养老院了，你想继承我住的房子吗？’母亲其实是在委婉表达，希望我回到德国，但我别无选择——我的团队在中国，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实现人生价值。我不能因为一栋房子而离开中国，更不应该让一栋房子定义我的下一个30年。”后来，母亲慢慢理解了海尔曼的选择。

有人曾问海尔曼：“为什么要来中国做‘愚公’？”他的回答是：“2000多年前，梁惠王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答：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正如孟子的回答，为什么要谈利呢？我只想为建设美好公平的世界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海尔曼看着记者，带着真诚的笑容，“当然，改变从不是一蹴而就，还是继续做个‘愚公’，一步一步来。”

《环球人物》记者 冯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