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倪夏莲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倪夏莲

1963年出生于中国上海，1983年在第三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取得女子团体冠军、混双冠军与女双季军。1986年退役。1991年定居卢森堡后代表该国参赛，先后参加过6届奥运会，目前正在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很少有运动员能像倪夏莲一样，明明在奥运赛场输了比赛，却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声中谢幕；

也没有人能像她一样，61岁站上奥运赛场，刷新自己保持的乒乓球项目最年长选手纪录之后，还憧憬着下一届再战；

更没有人能像她一样，输了比赛，转身拉上教练兼丈夫的手，把胜负抛在脑后，到海边骑上摩托艇，就地度起蜜月。

2024年，倪夏莲参加巴黎奥运会期间和丈夫沟通。（受访者供图）

这位恣意挥拍的“乒乓奶奶”给赛场带来的，不只是年龄上的震撼，更是心态上的冲击——赢了可以原地转圈，输了也照样笑得开怀。不少人惊叹：原来奥运比赛还可以这样！

2025年4月，倪夏莲在训练中意外摔倒，导致手臂骨折，休养了大半年。这在她近50年的乒乓生涯里几乎从未有过，因为她无比爱惜自己的身体。2026年3月初，她在WTT支线赛杜塞尔多夫站迎来复出后首场国际比赛，打到第二轮。比赛一结束，她便回家沏上一杯茶，钻进自家小花园继续侍弄花草。

她心里比谁都清楚：乒乓球很重要，但从来不是全部，快乐、健康、家人、朋友，都要排在这项运动之前。

以下是倪夏莲对《环球人物》记者的讲述。

“我竟然还在打球”

很多人问我：会打球到什么时候？其实，想要告别赛场的念头，冒出来过太多次了。

23岁那年，我离开中国国家队，当时真的以为自己要和乒乓球说再见了。虽然心里满是不舍，但那时的我，人生规划里只有读书、恋爱、结婚、生孩子这些事。没想到，到了卢森堡，我竟又重新站回了乒乓球台，因为暂时没有其他工作可做，只能打球。

后来我有了孩子，照顾孩子、打理家庭就成了生活里最重要的事。卢森堡曾邀请我参加1996年的奥运会，我拒绝了。一方面，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代表中国之外的国家走进奥运赛场；另一方面，看着身边的孩子和爱人，再加上自己日渐老化的膝盖，我也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到了打不动球的年纪。

倪夏莲和丈夫。（受访者供图）

可谁能想到，一转眼，30年就这么过去了，我竟然还在打球。

事实上，每一次奥运会结束后，我都有过挂拍的念头，但卢森堡乒协一直恳切地希望我能坚持下去。我到卢森堡打球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帮助他们提高乒乓球水平，从来不是为了我个人要达到多高的世界水准。因为我心里清楚，我首先是孩子的妈妈、别人的妻子，我必须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如果我生病了，不仅没法照顾家人，还会给社会添负担，所以真的没必要为了拼成绩而牺牲身体。

大概正是这种清醒，让我在赛场上多了一份松弛感。

2024年巴黎奥运会赛场边，很多观众看见我“吨吨吨”喝可乐，觉得不可思议。其实人是有极限的，很多时候你只能顺着来，不要跟自然较劲，所以我现在就是怎么开心怎么过。运动员的生活固然严谨，但有时候也需要松弛，要学会争取赢，也要学会认输。我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因为我是为自己而活，觉得开心的事就去做，只要不伤害到别人就好。

2024年9月，倪夏莲在北京参加WTT中国大满贯混双比赛。（视觉中国）

年轻时打球，我满脑子都是拿冠军、拿奖牌，可随着年龄增长，这些执念也慢慢淡了。现在的我，更想在赛场展现出另一种模样：拼搏的精神、友爱的态度，以及和大家一起共享公平竞争的快乐。能把这些正能量传递给大家，我觉得比拿奖牌更有意义。

到底什么时候才是真正告别的时刻，我也一直问自己。去年这个时候，你问我还要不要参加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我说“Never say never”（永不说不）。今年再问我，我还是会说“Yes”（是的）。我也清楚，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身体的极限就摆在那里，年龄是我最大的障碍。而且因为伤病，我近一年几乎没怎么参加比赛，奥运积分也已清零。但我认真考虑过年龄、伤病、排名、体力等所有现实问题后，还是无法抗拒心底对乒乓球的热爱，所以我选择继续挑战！

“就算输球，也不能输人”

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混双决赛前，中国队找到我，希望我能做孙颖莎和王楚钦的陪练，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我之前和朝鲜队交过手，加上我的打法跟朝鲜队很像，所以他们希望我来帮忙。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后来莎莎他们拿到冠军，我真的特别高兴。因为球太难打了，全世界都在盯着中国队，把他们研究得透透的。赛后，很多朋友、同胞都来感谢我，我特别感动，其实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心里一直感激中国，是祖国把我带上了乒乓球这条路，手把手教会我打球。我上小学时，看到电视上有人打乒乓球，觉得特别好玩，正巧学校有乒乓球队，老师来班里挑队员，选中了我。没过多久，学校合唱团也向我发来了邀请，二选一之下，我先选择了唱歌。但我心里始终惦记着乒乓球，几天后，还是去了乒乓球队。那时候，我每天5点就起床，在路上买份大饼或油条当早餐，6点准时开始训练，练到7点半再赶去学校上课；下午3点放学，又匆匆坐公交车去上海杨浦区的江湾体育场训练；傍晚回家吃完晚饭，还要再去加练。爸妈都心疼我，觉得我太辛苦，可我自己不觉得累，大概这就是做喜欢的事迸发的力量吧。

我是以全运会银牌得主的身份进入国家队的，那年我才16岁。可一进国家队我发现，这里高手如云，我一下子变得很普通。我个子小，打的又是直板，别人用横板轻松就能回球，我却要在球台前不停地左右跑动，还经常露出防守空当。打法的局限性像一座大山挡在我面前，我3年内几乎没参加过比赛，一直坐“冷板凳”。

教练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尝试改练长胶。要知道，这种打法当时在中国队里是没有先例的。我改了，但决定做得异常艰难。换一种打法相当于一切从头开始，万一新打法没练成，运动生涯可能就此终结，我也没有回头路可走。小时候我读书还很不错，但那时我已经18岁了，以前的同学都上大学了，我再也赶不上了，心里特别不甘。

现在想来，那几乎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如果当时赌错了，我的人生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还好，我成功了。

1983年春天，是我乒乓球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高光时刻。在日本代代木体育馆举办的第三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我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女单、女双、混双和团体四项比赛，最终获得女子团体和混双两枚金牌。

1983年，倪夏莲在日本参加世乒赛。（受访者供图）

从那一年拿到世界冠军开始，我收获了很多人的喜爱，这中间也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虽然我现在生活在卢森堡，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尤其有了自媒体之后，我感觉和国内离得特别近，能吃上一碗小馄饨、一碗稀饭，就特别开心。

每次站在赛场上，我都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去赢，就算输了球，也绝不能输人。我虽然代表卢森堡参赛，但我代表着中国人的风貌，我要让外界知道，这位奶奶来自中国，60多岁也能把乒乓球打得很好。

“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乒乓球已经融入我的血液里。我要谢谢它，给我带来了无数精彩瞬间和美好回忆，磨练了我的意志；也是它让我从上海走到卢森堡，给了我人生全新的可能。

但乒乓球终究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我还有很多想做、要做的事。我现在也在做房地产开发，有个项目已经等了我很久，之前我一直忙着比赛没时间处理，接下来会专心把它做好。我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朋友，我们会聚会、出行。家里有个小花园，我喜欢把它打理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家人。我的儿子是理疗师，开了间诊所；女儿去年到荷兰读了大学。在家里，我和孩子们经常会在上海话、英语和德语三种语言中切换。Tommy（我的先生）听不懂也没关系，哈哈哈……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他们的儿女、孙辈，都搬到卢森堡来了，整个大家庭都聚在一起。一切都很圆满，我很知足。现在儿子也结婚了，说不定很快我就能当奶奶了。我的想法很多，根本不用担心自己会闲着没事做。

我最要感谢的还是Tommy，是他带我走进了另一个天地。他不仅帮我提高外语水平，还会把欧洲人的想法、理念讲给我听。我刚到欧洲时，孩子发烧，欧洲这边的做法是让孩子脱掉衣服，但中国人看到孩子发烧，觉得他冷，就会给他捂汗，说这样能发汗退烧。欧洲人说这样做不对，我儿子也说，穿太多太热，会把孩子热坏的，就得脱衣服。你看，单是医疗方面，东西方就有这样的差异。所以我让儿子回到国内学中医，再把东西方好的东西结合起来，这才是最完美的。

还有人邀请我拍电影，我觉得大概就是想让我凑个热闹，毕竟我是业余的。去了后我才发现，不仅那个角色要讲上海话，而且很多情节都是我经历过的，所以拍的时候基本都是一条过。

你看，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花在乒乓球上的时间，大概会越来越少。总有一天，我还是要和乒乓球好好说一声“再见”的。但是乒乓球之外的人生，充满太多可能性，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门”关上。

《环球人物》记者 陈佳莉 杨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