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印象中，用星座来分析命运和性格，是最近几十年从西方引进的新事物。但是，在阅读苏轼《东坡志林》时，惊奇地发现，唐宋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讲究星座了。

苏轼在《东坡志林·退之平生多得谤誉》条中是这样说的：“退之诗（《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即今摩羯）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苏东坡小像 元 赵孟頫/绘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苏轼明确从他和韩愈同属摩羯座（一为“身宫”摩羯，一为“命宫”摩羯，皆为古代命理学术语）的角度解释他们的坎坷命运；二是苏轼从同属摩羯座的前辈韩愈那里获得了命运的认同。从韩愈的诗和苏轼的议论可以看出，唐宋时期民间已经流传着摩羯座命运坎坷的说法。

苏轼的出生时间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即公历1037年1月8日6点至8点间，韩愈的出生时间虽无明确记载，但据苏轼推测，也属于摩羯座。据学者研究，十二星座最初产生于古巴比伦，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传入古希腊，然后传入印度。中国唐宋时期的星座知识是从印度经过佛经翻译传入的。在唐代已有一定的影响力，韩愈、李贺、杜牧等都在诗文中提到过。

辽代张世卿墓室中的“十二星宫”图

《东坡志林》撰写于苏轼晚年，韩愈和他自身的坎坷经历，使他得出摩羯座命运坎坷的看法。

韩愈三岁而孤，由兄长韩会抚养。不料十二岁时，兄长韩会病逝，由寡嫂郑氏带回河阳（今河南孟州）抚养。韩愈虽然文才出众，但是科举并不顺利，他曾“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上宰相书》），最后只能从幕府谋取一份差事。

干了五年幕府工作，韩愈好不容易调入中央任礼部管辖的国子监四门博士，半年后升任监察御史。时值关中大旱，饿殍遍野，韩愈向德宗皇帝上《论天旱人饥状》，如实反映情况，请求减免徭役。结果触怒了当政者，被贬为广东阳山县令。

《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中的韩愈画像

韩愈后因协助宰相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但是又逢宪宗皇帝兴师动众地从凤翔（今宝鸡市）法门寺迎接佛骨舍利子到宫内供奉，韩愈感到，这样会产生上行下效的恶劣影响，于是他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崇佛活动有害无益。韩愈在文中列举了佛教传入前上古帝王黄帝、少昊、颛顼、尧、舜、汤等多享高寿，而汉明帝崇佛以后的魏晋南北朝“乱亡相继，运祚不长”，触了宪宗皇帝的逆鳞，被贬潮州刺史。

苏轼的科举之路虽比韩愈顺畅，但他一生的坎坷并不比韩愈少。先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在诗文中予以议论嘲讽，结果以诽谤朝政罪在湖州任上被捕，关入御史台监狱，度过一百多个日夜，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在哲宗元祐更化期间，苏轼虽然获得重用，但因与宰相司马光论役法不合，遭旧党排挤，他自请外放到杭州、颍州、扬州等地任职。哲宗皇帝亲政后，重新起用新党，新党对旧党展开报复，苏轼先被贬至广东惠州，又被贬至海南儋州。

苏轼晚年总结其平生事业，曾反讽地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苏轼一生的很长时间都在贬谪之地度过，精力大多用于如何面对贬谪的困境上。

今天我们知道，星座与人的命运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经过诸多磨难的苏轼，在文坛前辈韩愈那里获得了命运的认同。而韩愈的“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无疑给困境中的苏轼以精神上的慰藉。

由于苏轼的影响力，摩羯座命运坎坷的说法传播更广。真德秀、周必大、文天祥、袁枚、曾国藩等都在诗文中讨论过。如周必大曾说：“亦知磨蝎直身宫，懒访星官与历翁。岂有虚名望苏子，谩令簸恶似韩公。”（《青衣道人罗尚简论予命宜退不宜进甚契鄙心连日求诗为赋》）文天祥说：“我生之辰月宿斗，如何谤誉由其口。”（《赠余月心五首》其二）曾国藩也说：“诸君运命颇磨蝎，可怜颠顿愁眉腮。年年力战略城邑，不分上国土一抔。”（《荇农既和余诗而三子者皆见录于有司乃复次韵》）显然，古代文人已经将摩羯座与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的传统连接起来，让摩羯座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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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宏洲，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小说编辑室副编审，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