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蜀素帖》（局部）。（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在“宋四家”里，米芾官职最低——最高为礼部员外郎（品级七品），诗文也不能与“苏黄”比。他之所以能跻身“宋四家”之列，主要是书法本身的成就太高了。苏轼曾评价米芾的书法：“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将米芾与钟繇、王羲之并列，盛赞其书法如江中风帆、阵前奔马，灵动奔放又沉稳酣畅。

米芾这个人性情独特，常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举止，有“米颠”之称。有一回，苏东坡在维扬宴请，来客都是一时名士，米芾也在场。喝酒喝到一半，米芾忽然站起来，对东坡说：“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东坡回答：“吾从众。”可见，米芾的“颠”众人皆知，当时就有人说米芾“人物标致可爱”，所以“一时名士俱与之游”。

相比“宋四家”里的其他三家，米芾更像是一位“职业书法家”。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书法艺术上，“一天不写字，就觉得思路滞涩不畅”。米芾的儿子米友仁也曾说：“先臣芾所藏晋唐真迹，无日不展于几上，手不释笔临学之，夜必收于小箧，置枕边乃眠。好之之笃，至于如此，实一世好学所共知。”说他每日将自己珍藏的晋唐真迹都摆在书案上，不断地临摹，晚上再收到小箱子里，睡觉时放在枕头边上。

大年初一，米芾照常进行书法日课。他的草书帖《元日帖》，是写给一个朋友的信札，其中谈到，大年初一站在明亮的窗前焚香，面朝西北思念友人，随后展开唐太宗的墨迹赏读临写。

唐太宗的书法墨迹只是米芾收藏之一。他的斋号叫“宝晋斋”，因珍藏诸多晋人书法珍品而有此号。“宝晋斋”不仅收藏了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谢安、顾恺之等东晋名家，还有唐代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数量大，精品多，是北宋民间书画收藏界的“标杆”。米芾能在书法上有如此高的造诣，很大原因是他的“范本”太高级了。他直接对着最顶尖的真迹学，前人的笔法细节、墨色变化看得一清二楚。但他并未止步于模仿，而是在传统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沉着痛快”的独特书风。

米芾的行书代表作《蜀素帖》，尤其能体现他在笔法上的造诣。《蜀素帖》的得名有点特别，因为这件作品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绢上——北宋蜀地生产的一种质地精良的高档丝织品——本色绢，所以被称为“蜀素”。此绢制作讲究，织有一行一行的乌丝栏，但纹路粗糙，且不易受墨，对于书写者是一个“挑战”。

这一卷蜀绢，织于北宋庆历年间（约11世纪40年代），后被湖州知州林希获得。1088年秋天，米芾到了湖州，林希就向米芾展示了这卷珍藏的绢，并请他挥毫。米芾书兴大发，提笔挥毫，一气呵成，作诗八首：《拟古》二首、《吴江垂虹亭作》二首、《入境寄集贤林舍人》《重九会郡楼》《笔林公岘山之作》《送王涣之彦舟》各一首，即我们今天所见的《蜀素帖》。这一年，米芾38岁，写出了光照书史的行书杰作。

如今看《蜀素帖》，尽管过了近千年，还是那么精神十足，笔锋跳跃，跌宕起伏，每个字鲜活得就像被赋予了灵魂。又由于写的是自己的诗，可以想见米芾挥毫之时的心手双畅，甚至是“得意忘形”。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读到这卷作品后，题跋道：“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米芾《紫金研帖》。

相比《蜀素帖》这样精心书写的长卷，米芾信手拈来的信札或随笔，更可见其癫狂性情。如他的随笔《紫金研帖》，上书：“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原来，苏轼借走了米芾的紫金砚台，临终前嘱咐他的儿子，要把砚台随他一同入棺陪葬。这方砚台是米芾晚年所得，认为它是“人间第一品”。最终，米芾取回了这方砚台，理由是“这般能流传后世的珍宝，怎能和人逝去后归于清净本真的灵魂相伴着一同埋葬或消逝呢？”巧妙化解了追回陪葬砚台可能引发的非议。

这幅行书放笔而为，沉着痛快，气势酣畅，一则随笔竟成了“神来之笔”。

米芾这一生，对书法如痴如狂。他激烈批判唐楷“一笔书，安排费工”，尤斥颜柳“挑剔过分”“如蒸饼状丑怪”，认为其失却“平淡天成”之趣；他主张“远追晋人格”，标举二王“天真超逸”，尤其推重王献之“破体”之自由。他将自己的痴与狂、谦抑与张扬，尽数倾泻于方寸之间，也提醒着后人：法度之上，仍有性情在纵情舞蹈。（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书法教育与研究中心）

《环球人物》作者 方建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