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白求恩的名字家喻户晓，却鲜少有人知道，在新四军队伍里也有一位医术高超的外国医生，他就是曾被陈毅称为“活着的白求恩”的奥地利友人罗生特。

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难民，到新四军的战士，从中共特别党员，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罗生特的足迹遍布江淮平原、齐鲁大地与白山黑水。八年烽火岁月，他与战友和老乡们同吃同住，不仅救治了无数生命，还留下一本记录在华“亲睹亲历”的手稿。

刘少奇（左一）、陈毅（右一）和在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在盐城的合影。

可惜，贡献不亚于白求恩的罗生特，名字却长达40年湮没无闻，就连那份珍贵手稿也一度被认为“业已丢失”。幸得老战友与中奥学者的不懈追寻，这位曾被遗忘的老朋友终于重回历史视野。今年，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被转交到他的后人手中，罗生特的故事终成中奥友谊的永恒见证。

到新四军去

1941年3月11日，夜幕降临，在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一位传教士打扮的欧洲人混在人群中，悄悄登上了轮船。只见他身穿黑色长袍，胸前扣眼上别着一枚象征纳粹的卐字徽章。单看这身装扮，除了身旁提着箱子的仆人，恐怕谁都想不到，这位“传教士”的最终目的地竟然是新四军总部驻地——江苏盐城，他那只大得“活像个棺材”的箱子里，除了圣经，还装着从奥地利带来的医疗器械。

他不是传教士，而是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奥地利医生。他的原名雅各布·罗森菲尔德（Jakob Rosenfeld），对于中国人来说略显冗长，时任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罗生特。而在上海，人们更熟悉的是医术精湛的乐孙特医生。

乐孙特医生的诊所开在法租界的一栋两层公寓。因医术精湛，他收入颇丰。每天只需看一两个病人，挣的钱就足以供他在上海滩听戏、看电影、定做西服。1940年，他还盘算着把富余的钱投入一家丝绸出口公司，与远在美国的叔叔维克多合作做生意。

罗生特在上海行医时使用的名片。

看起来，罗生特的生活“一切都很好”。然而，他却萌生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想法，他想加入新四军。沈其震最初完全不相信，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罗生特一时的激情。这个过惯了富裕生活的外国人，怎么可能丢弃漂亮的诊所，像新四军一样住进中国农村的破茅屋？但罗生特的坚持打消了他的怀疑。

彼时，沈其震正以富商的身份，在上海秘密购置药品和器械。经地下党安排，他在上海南京路的光明咖啡馆见到了罗生特。

落座不久，精通德语的沈其震就劝罗生特：“你受不了的。那儿的生活太艰苦！”

罗生特指着沈的时髦西服反驳：“你去得了，我也能去！”

沈其震说：“可是那儿的情况的确不适合外国人！那儿过的是一种最原始、最初级的生活！”

罗生特回答：“我关心的是正义，我能够承受一切。连纳粹集中营我都挺过来了！艰苦的工作吓不倒我。”

听到这里，沈其震不再反驳了，他意识到，这个欧洲朋友是认真的。

罗生特来到中国，原本是为了避难。1903年，他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犹太家庭，母亲是一个庄园主的女儿，父亲是军队的一名文职官员。家境优渥，学业优异，罗生特顺风顺水地考入维也纳大学，成为一名医学博士。在妹妹施苔菲的印象中，罗生特从来不为挣钱而发愁，脸上永远挂着似乎拥有百万美元的笑容。

青年时期的罗生特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那时他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象牙雕刻和明代花瓶，以及林语堂和赛珍珠的小说。然而，中国却救了他的命。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罗生特被关进了集中营。将近一年的非人拘禁后，罗生特瘦得皮包骨头，肾脏受伤，牙齿被敲掉几颗，肋骨被打断了两根……1939年夏天，因找不到他参加共产党的证据，加上集中营人满为患，纳粹将他释放，条件是14天内必须离开德国（当时奥地利已经成为德国的一个省）。

短短14天，罗生特的选择并不多：美国、英国、巴勒斯坦等都对犹太人实行入境限制，他只能像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一样，买一张开往上海的船票，加入“远东大逃亡”的行列。因为上海有国际租界，移民无需担保和其他手续就能顺利登岸。

1939年8月5日，罗生特和他的三弟约瑟夫以及集中营的难友威廉·戴克，同乘“埃尼阿斯”号轮船，从汉堡出发，远渡重洋，来到了上海。

他在法租界的诊所很快扬名，但罗生特却被无法排解的忧虑环绕。在这个东方第一大都会，南京路熙熙攘攘，霞飞路灯红酒绿，大亨们一掷千金，但在租界之外，日本兵的刺刀肆无忌惮，难民们在铁丝网前提心吊胆，马路上时不时出现冻死饿死的尸体……眼前的一幕幕悲惨情景，总让他想起集中营的恐怖，想起至今留在家乡忐忑度日的母亲，想起因纳粹迫害不得不流落各国的兄弟姐妹。当然，还有办理离境手续时盖世太保的冷笑：“不管你走到哪儿，即便是到了世界的尽头，我们照样能收拾你！”

罗生特不愿再听凭法西斯的任意摆布，不管是德国法西斯，还是日本法西斯。这时，在同是犹太人的好友汉斯·希伯家里，他听到了新四军的故事。

希伯的公开身份是亚细亚杂志和太平洋事务杂志记者，实际上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关系密切。1939年初，他曾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秘密抵达皖南新四军驻地采访，向世界报道了《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

更早的时候，希伯在上海发起了一个外国人学习小组，专门研究马列主义和中共文件，小组成员包括史沫特莱、马海德、路易·艾黎、斯特朗等国际友人。正是在这个学习小组，罗生特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知道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抗战。他被希伯口中的中国共产党深深吸引，强烈要求到新四军去，参加战地救护工作。

从“洋鬼子”到“罗大夫”

经过沈其震和新四军军医处材料科科长吴之理的“考察”，罗生特如愿以偿，这才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提着箱子的仆人，其实是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交通员荣健生。罗生特胸前的卐字徽章，是交通员特意为他准备的，以便应付日本人。为掩人耳目，出发前他特意告诉上海的熟人，自己准备去重庆。

1941年3月20日，罗生特顺利抵达盐城。从上海到苏北，当他脱下伪装神父的黑袍、换上新四军的灰军装时，这位奥地利医生的人生彻底转向。

1942年，身穿新四军军服的罗生特。

此时的新四军正处在最艰难的时期。“皖南事变”后重建的军部，医护人员奇缺。第一次见到新四军一师的“医院”时，罗生特在手记中震惊地写道：“在我们看来，这里就没有医院。伤病员们都躺在地面的稻草上，通常每户农家有10人。什么都缺，缺药品和器械，缺人手和专业人员……伤病护理人员都超负荷地工作……金属器械几乎只用于手术，换绷带用竹子做的镊子，或者更简单，就用削尖的筷子。”

尽管如此，新四军仍竭尽所能，尽可能把这位外宾的生活安排得舒适一些。乡下人的蹲厕对罗生特来说太不可思议，沈其震请人特地为他做了一把小木凳；二师专门养了几头奶牛，只为让他喝上喜欢的自制酸奶。

这种周到有时也会产生让人哭笑不得的小插曲。有一次，卫生部（原军医处）副部长崔义田腾出一所好房子给罗生特住。他只注意到这所房子光线通风最好，却没想到房子靠近老乡的牛棚，自己习以为常的牛叫，听在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耳中，却成了令人难眠的“噪音”。第二天一早，崔义田问罗生特夜里睡得可好，罗生特紧握双拳，竖起大拇指，放在头顶两侧，“哞哞”学牛叫。周围的人先是一愣，等明白过来，宾主哄堂大笑，瞬间打破了尴尬。

除此之外，罗生特的适应能力超乎所有人的预料。初到新四军，他立刻学会了打绑腿，还会像战士们一样，“从一幢半倒塌的小屋的门轴上卸下来一扇门，平放在两个小板凳上”，然后拿出一块油布，盖在门板上隔绝臭虫，裹紧被子沉沉睡去。盐城没有防空洞，一旦空袭警报响起，他就和战友们一起，飞奔向郊外的墓地——数不清的坟丘密密麻麻，恰是天然的防空场所。躲避空袭时，罗生特甚至会淡定地靠着一座坟丘半躺，掏出随身携带的莎士比亚，高声朗诵。

在沈其震的回忆中，抵达盐城的当天，罗生特就站上了手术台。他常常从早晨八点到夜里一两点，手术接连不断。就连陈毅和刘少奇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他都因抢救重伤员而迟到了半小时。

罗生特在他的手记里，细致勾勒了战地手术室的真实场景：“农舍中最大、相对最亮的那间被定为手术室。首先得远离蜘蛛网，地面用来苏水清洗，如果可能的话把窗户开得大一些，再用透光的纸糊上。两个桌子拼在一起权当手术台。洗澡盆用酒精烧灼消毒，用热水、升汞和酒精洗手……最大的困难是照明。许多夜间手术我都是在一两只手电筒（手电筒是这个地区很大的一件宝贝）发出的微弱光照下进行的。”他还特别强调，器械、金属网和手术服的消毒无可挑剔，“感染比人们预计的要少得多。”

当时，新四军军部和三师驻在苏北盐城，四师驻在淮北地区，二师驻在淮南地区，如果要从军部到各师去，必须穿过敌人的据点和封锁线。不分昼夜地越沟涉水，是罗生特的常态，他在一篇介绍新四军医疗工作的文章中写道：“在一周之内，我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医疗中心做手术。为了到达各地，我得骑马，或者步行，或者沿着河流乘小船。”有一个医院“分布在八英里长的地区里……从一头到另一头查访所有的‘病区’，要花上整整一天。”

包括罗生特在内的五名正式医生，要对五千名左右的伤员和一万名左右的病人进行治疗。一个又一个的手术和检查中，罗生特身上开始长满虱子，也学会了只言片语的江苏方言，他戏称自己成了一位“老人”。此时，大家对他的称呼悄然变了，“最先我是洋鬼子，然后人们叫我大鼻子，现在在部队和老百姓中我是以罗大夫闻名。”

与延安失之交臂

1943年6月，一个令罗生特振奋的消息传来——陈毅决定送他去延安。去延安，这个愿望在罗生特心中酝酿许久了，他渴望像埃德加·斯诺那样，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书。在新四军的两年多，他已收集了陈毅、刘少奇、赖传珠等将领的资料，若能亲赴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定会让这部书稿更加精彩。

在此之前，他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那是1942年3月，刘少奇从新四军返回延安时，原计划带沈其震、罗生特等医疗专家同行。一切准备就绪，罗生特领到了便装、两头骡子、医疗器械和药物，计划与翻译扮作游医先到重庆，再乘飞机前往延安。可惜，最后关头，因人数太多目标太大，计划被取消了。

这一次，部队做了更周密的安排。由手术室负责人李磊、化验室负责人蔡和、病房负责人夏汀、翻译方政和警卫员李光组成护送小组，随罗生特北上。二师还特地从上海购置了一只手提医疗箱，上面刻着红十字标志和“德国泌尿外科博士罗森菲尔德”的字样，以备不时之需。

不想，罗生特“神医”的名声太响，当一行人途经新四军四师驻地时，师长彭雪枫爱才心切，热情邀请他帮助四师整顿卫生工作。尽管对延安向往已久，罗生特还是留了下来。他视察各部门，为预防瘟疫出谋划策，关照野战医院的危重病人，还每天接待或乘船、或用小推车送来求诊的老乡。

北上行期渐近，中秋之夜，罗生特与战士们品尝月饼，唱歌跳舞，直到深夜。当他在满月照耀下穿过洪泽湖银波荡漾的水面时，不禁感慨：“在新四军，我找到了新故乡啊。”

没想到，就在整装待发之际，一封紧急电报再次改变了他的行程：山东军区来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病情加重。

抗战时期的罗荣桓。

在罗生特笔下，罗荣桓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人物，“精力充沛的黑眼睛在镜片后闪闪发光，一种在中国格外少见的活泼的面部表情使他微微发福的面孔很有生气。”但他又是一个“最不听话的病人”。几个月前，罗荣桓专程从山东前来请罗生特为他诊治。据其夫人林月琴回忆，当时罗荣桓尿血不止，日渐消瘦，军中的几位大夫都诊断不出是什么病，还是陈毅建议他到新四军找罗生特。于是，1943年5月，罗生特为他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为确定出血部位，罗生特拿出了自己最宝贝的“武器”——膀胱镜。可是，看着眼前虚弱的病人，他又面露难色：膀胱镜需从尿道插入，当时没有麻药，病人将会十分痛苦。罗荣桓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鼓励他放手大胆地做。

经过检查，膀胱没有问题，是肾脏出现病变。进一步诊断需要X光机，可整个根据地都找不出一台，罗生特只能采取保守治疗。待病情稍稍稳定，惦记山东战事的罗荣桓，很快把多多休息的医嘱丢在脑后，返回了前线。

如今一听他的病情加重，罗生特赶紧动身。9月下旬，医疗组到达山东军区，检查确认仍是肾脏病变。还是没有X光机，罗生特也只能继续保守治疗。为了防止罗荣桓病情恶化，他和医疗组决定留下——延安之行，再次搁浅。

延安没有去成，但罗生特始终没有忘记写书的愿望。医疗工作之外，他随时随地找人谈天、收集素材。在他眼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将领们各具魅力。

罗荣桓是“履行革命职责的楷模”，沉默寡言，即使说话，也言简意赅，不管怎么动员，都很少谈自己的事。罗生特无奈，只好采取迂回战术，去采访他的战友和部属。

陈毅曾留学法国，文武兼修，爱好文学音乐的罗生特与他一见如故。两人经常结伴游泳，同唱《国际歌》，共吟《马赛曲》。罗生特对这位朋友不吝赞美，认为抗战胜利以后，陈毅可以担任驻法大使，在外交上会有极大的成功。后来，陈毅果然成了新中国的外交部长。

刘少奇的生平被罗生特视为“对现代中国历史的概括”。罗生特一直困惑封建经济为何能在中国长期延续，在一次日军进攻的间隙，伴着茅屋外的瓢泼大雨，刘少奇就此问题向他作了两小时深入浅出的讲解。罗生特觉得，刘少奇的解答“听起来简直是一种享受”。

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也是一个堪称典范的父亲。罗生特经常看见他趴在写字台上，左手抱孩子，右手写报告，同时准确指挥警卫员，把炼乳、糖和水混合到一起，制作婴儿食物。

粟裕看起来特别年轻，和部队里的年轻人一样，“勤奋和兴趣无与伦比”。罗生特第一次给伤员摘除膀胱结石时，所有不值班的医生都来围观。粟裕还好奇追问，骨头渣是怎么变成桃子大的结石的。

洪学智“长着一张长满痘疤的大脸盘”，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一位人物”。他组建的8000人的民兵队伍，仅在1942年10月就进行了40次战斗。在一次战役中，击毙了50名日本人和150名伪军士兵，俘虏了50人，还摧毁了三艘日本摩托艇。

罗炳辉是个体重260磅的巨人，“没有一匹马愿意让他再骑第二回”，被战友们戏称为“活佛”。这位“活佛”还是种菜专家，他骄傲地向罗生特展示亲手种植的巨大南瓜、黄瓜、红薯等。每次拜访他，罗生特总能看到一杆猎枪竖在院中桌旁。有一次，罗炳辉一边讲述军旅生涯，一边在朦胧暮色中以无可挑剔的枪法射下一只飞过的野鸭，这一幕令罗生特啧啧称奇。几天以后，罗生特参观了二师一个连队的训练，看到战士们举枪瞄准时，枪筒上都系着两块砖，这才恍然大悟：“罗师长的枪法也是这么练出来的。”

新四军的“证明人”

每采访一位将领，罗生特都告诉他们，自己将来要写一本书，向世界发行。他相信，自己在人民军队中的时间比白求恩、斯诺都长，这本书一定会受到欢迎。为了满足他的采访要求，陈毅还写过一封长信，信中道：“新四军的艰苦斗争为你所亲见，所身受。新四军的一切，你永远是一个证明人。”

世事难料，由于罗生特的早逝，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记载他在华“亲睹亲历”的一手素材，不仅没有出版发行，就连书稿下落都成了一个谜。奥中两国的学者和知情人士一度以为，这部手稿怕是业已丢失，只能化为心头永久的遗憾了。

直到2002年，失落50年的手稿，被罗生特的外甥女在其遗物中重新发现。丢失多年的珍宝失而复得，奥地利汉学家格尔德·卡明斯基激动不已，当年就将其整理出版。第二年，恰逢罗生特诞辰100周年，中文版的罗生特在华手记终于面世。

翻阅《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一书，果然如陈毅所说，敌后抗战的生动侧影比比皆是。

从奢华舒适的大上海到闭塞贫穷的苏北农村，巨大的生活落差并未消减这位奥地利医生的热情。恰恰相反，在与农民和战士们同吃同住的过程中，他渐渐解开了心中的谜团：为什么这支装备如此落后的队伍，竟能抗衡高度机械化、兵力明显占优的日本侵略军？

问题的答案，在他从上海秘密前往苏北的路上已初现端倪。罗生特敏锐地察觉到，日本所谓的“占领区其实从未被真正占领过”。当那艘“脏得无法形容”的小海轮在张黄港靠岸时，他注意到岸上有几个日本士兵在晃来晃去。然而，当日本兵看见他胸前那枚原本不情愿佩戴的卐字徽章后，不仅没有检查行李护照，反而恭敬地向他敬礼致意。

穿越哨卡进入村庄后，敌后抗战的真实图景徐徐展开。一位长髯飘飘、外表威严的村长接待了他们，他对外是“傀儡政府的官吏”，暗中却为上海运来的药品和书籍放行，甚至把伪军的弹药卖给新四军。随后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大地主，他拥有漂亮的庄园，却是一位“仇视日本人的爱国人士”。一路有惊无险，罗生特由衷感叹：“日本人只能占据大的交通要道、大的市场和城市，而它们之间的乡村，那无数的村庄都是属于我们的。”

在新四军各部队奔波行医的日子里，罗生特对这支人民军队的认识越发真切。他详细记录了一户农家的故事：

这户人家原本有四个儿子，前一年刚失去了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老三，现在8岁的小儿子又病得奄奄一息。当罗生特救活这个孩子后，农民和这位救命恩人一起躺在稻草堆上，开始闲聊：“去年日本人到这里，见什么拿什么，所有的鸡、玉米、豆子还有油都不放过。之后国民党又来了，我赶紧把大儿子给藏起来，否则的话，他们就会像对邻居们那样把他从我身边抓走了……”

起初，农民弄不懂新四军给家里带来的变化。他觉得妻子“简直完全发疯了”——那么大年纪还跑去开各种会，甚至想跟战士学写字；大儿子“疯得更厉害”，居然要自愿参军。但随着与新四军的接触，他的想法变了，“没人拿我的任何东西，捐税也比原先少了好多”，部队居然还拿出少得可怜的珍贵药物，给小儿子治病。农民最终告诉罗生特：“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人”，他决定把大儿子送进新四军。

游击战是新四军的另一个“秘密武器”。罗生特观察到了新四军作战的“惯例”，“几乎每天都有小规模的战斗。太阳下山后撤退，黎明前突然袭击，这些使敌人一直无法得到安宁，不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他还用富有文学色彩的笔触，记录了一次夜间突袭的完整过程：

在紫红色的霞光中太阳徐徐落下去了。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在稻田间狭窄的小径上，三个连向严密防卫的日本人阵地渐渐逼近……天开始下起了毛毛雨。我们穿着棉布鞋的战士们猫着腰，悄无声息地急急行进着，黑暗中，他们的手有时会触摸到稻子……队伍离开了掩身的稻田，在坟墓间寻找隐蔽处……配备有云梯的第二连稍稍落后，他们从西边过来……第一连……在东边瞭望塔附近布下阵地，带有炸药的第三连在半个小时前就已经出现在北城门的附近。他们在多处都紧紧地靠着城墙，开始了挖掘坑道的工作。

突然，在一声简短的命令下，东望塔附近响起了哒哒的机关枪声。吃惊的敌人也用炮火回击。但是这时人们已经听到了从北面传来的爆炸声。政治指导员下令进攻南城门……在黑暗中，我们的队伍更占优势，老百姓也帮助我们确定方位。不久，一切都结束了。

最让罗生特吃惊的，是战俘们的转变。在一次次战斗中，上千名伪军士兵被俘，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要么领到一笔路费回家，要么自愿加入新四军，“90%以上的人选择了第二种可能性。”这些新成员经过短暂的政治教育，很快就能与老兵融为一体，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

新四军的教育怎么会有如此神奇的魔力？“小鬼”李光向罗生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只有16岁，却是一名老兵。5年前，在福建北部的一个贫穷村庄里，红军收留了他。个头还没步枪高的李光，从此跟着红军一边南征北战，一边学习读书写字。

像李光一样，新四军中的大多数战士入伍时都是文盲，但部队要求他们在两年内必须学会一两千个字，能够阅读报刊甚至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这些年轻人的学习热情和勤奋让罗生特印象深刻，“每天清晨，军号响过之后，大家就开始做体操或军操，然后是一个半小时的政治、文化教育，这些都做完后才开早饭。”

这一切深深感染着罗生特。1941年，他托人转告上海的朋友，说自己找到了“一份如意的工作”，甚至试图说服学医的妹妹施苔菲也来中国加入新四军。

1942年春天，他郑重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他本是社会民主党人，对斯大林和苏共印象不佳，但新四军亲密的官兵关系和军民鱼水情彻底征服了他。不久，经陈毅和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钱俊瑞介绍，中共华中局批准，他成为一名中共特别党员。

高级的“万金油”大夫

1945年8月，得知日本投降后，罗荣桓对妻子林月琴感慨道：“我的‘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了！”这个特殊的“五年计划”，是从1943年罗生特抵达山东算起的。那时，深知病情严重的罗荣桓，给自己定下了坚持工作五年、打败日本侵略者的目标。在山东战场，乃至后来的东北解放战争，罗荣桓能够坚持战斗到胜利之日，罗生特功不可没。

他本来是泌尿科医生，罗荣桓的病恰好是他专业所长。但他的工作远不止于此，因根据地严重缺乏医务人员，罗生特迅速让自己变成了一名高级的“万金油”大夫。从血吸虫病到化脓性中耳炎，从斑疹伤寒到疟疾，从外科创伤到回归热，他什么病都看，任何病人都来者不拒。

20世纪80年代后期，罗生特的名字已经许久未被提起，然而，当解放军后勤学院学术部原研究员冯彩章和李葆定来到山东省莒南县调研时，当地老人还清楚地记得蓝眼睛、黄头发的“罗大鼻子”。抗战时，莒南县是八路军山东军区机关驻地，罗生特住过这个小县城的26个村庄。在质朴的山东老乡口中，这位菩萨一样的神医治病救人的故事，数不胜数。

曾炳华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兵，在1942年的甲子山战役中，左腿被敌人击中。因伤势过重，此后一年多，腿伤始终不见好转。战友们都在冲锋打仗，自己却在医院一躺就是一年多，连大小便都要人照顾，他几乎绝望了。就是这时，罗生特来到了山东。两次手术后，他的腿伤痊愈，一直活到了1993年。“罗大夫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是曾炳华生前挂在嘴边的话。

1944年，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彭葆仁患乳腺癌，需要做切除手术。这样的大手术，当时连济南、青岛的大医院也未必能做。但罗生特和山东军区卫生部长黄农搭档，在根据地简陋的手术室，成功实施了手术。

同年秋天，军区召开庆功大会，罗生特被邀请在主席台就座。会议正在进行，一位驻地附近的村长急匆匆地跑进会场，说有一位产妇难产。罗生特听了二话没说，赶到产妇家中，此时产妇已经休克，听不到胎音，而且家里找不到任何干净的东西来助产，罗生特干脆把大会发给他的奖品——一条白毛巾垫在产妇臀下。最终，产妇保住了一条命。

西辛庄的张月芹那年才9岁，不知为何浑身发烫，几个小时便不省人事。家人都开始准备后事了，恰好罗生特出诊回来，便给张月芹检查、打针。1992年，为纪念罗生特，山东省莒南县人民医院更名为罗生特医院。儿孙满堂的张月芹赶来，带着一面送给罗生特后人的锦旗，上面写道，“没有罗生特医生就没有俺一家人”。

因为治好了太多老乡的病，罗生特在山东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几乎人人都知道“大鼻子神医”，有时他去出诊，儿童团的团员站在村口查路条，他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呶，路条！”儿童团团员便笑嘻嘻地放行了。

在莒南县两年多，罗生特不仅救治了数不清的病人，还培养了一大批卫生战线的医学骨干。山东军区卫生学校第一期学员王丁一记得，当时卫校驻在莒南县陈家老窝村，罗生特则随卫生部经常移动。但不管离卫校多远，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严寒，只要有课，他都按时甚至提前赶来授课。由于语言不通，虽然有翻译，但他还是“一面讲，一面观察我们的面部表情”，“当看到我们疑惑不解的神态时，他就画图、用手比划着反复讲，直到我们明白为止。”

大多数学员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罗生特讲课尽量用最通俗的语言。比如讲解破伤风的症状时，他特别强调病人会紧紧地咬着牙躺在那里。说得多了，学生们都记住了“咬紧牙关”这个词。有一次罗生特向学生打听一个会议的内容，学生告诉他：“简单地说，还有两年的破伤风！”罗生特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原来，会议讲的是国际形势，说的是我们还要咬紧牙关，再战斗两年。

其实，早在苏北时，罗生特就建议过，创办卫生学校培训专业人才。1941年7月，新四军华中卫生学校在盐城成立，罗生特为学校制定了严格的培训制度，并亲自编写教材、制作教具，定期给学员上课。学员邓文秀回忆当年的教室，“夏天我们就在树林子里，冬天就找一块避风的空地，或在老百姓的打麦场上上课学习。没有桌椅，双膝作课桌，背包当凳子；没有黑板，把老百姓的门板借来当作黑板，或者就在地上写。有人民群众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机动灵活地上课，遇到情况，随时都可以转移。”

就是在这样的“游击教室”，一批批学员成长起来。多年后，他们还记得罗生特对一名好医生的生动比喻：“一个医生，他必须有音乐家的耳朵，鹰一样敏锐的眼睛，一双万能的手，戏剧家的嘴巴。”

耳朵和眼睛用来观察病情，万能的手用来做手术，戏剧家的嘴巴有什么用？时任山东军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的万毅对此深有体会。1944年10月，在与日寇作战时，子弹从他的两腮穿过，打穿了舌头和七颗半牙齿。罗生特检查后风趣地安慰他：“你被打掉的七颗半牙的牙根要一一拔掉，再装上假牙，不会妨碍你吃饭，也不会影响你的容貌。相反，你会变得更漂亮，因为你的脸上会多一对小酒窝。”一席话把在场的同志都逗乐了，万毅负伤后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

相比南方的新四军，山东军区的卫生工作条件更简陋。难得的是，这位拥有博士学位的洋顾问，却从种种土办法中看到了当地医务人员的聪明才智：没有凡士林，他们就用牛油、羊油，随着不同季节而改变比例调配成“凡士林”；没有胶布，他们便用牛皮纸涂一层胶来代替。

受到他们的启发，罗生特也学会了就地取材、因陋就简。一位左心衰竭的病人急需毛地黄注射液，他巧妙地使用缴获的日本红葡萄酒作为替代疗法，嘱咐护士每日三次、每次15毫升给病人服用。当部队爆发痢疾却缺少磺胺时，他提出没有磺胺就吃大蒜和马齿苋，同时指导大家以预防为主，每班都挖临时厕所，便后用土掩埋。就连培训医务人员时，他也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固定伤肢不一定要用木板，树枝、枪把、伞把乃至高粱秆都能应急，“如果这些都没有，鞋底也行。”

迟到的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罗荣桓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生特也离开他的第二故乡山东，踏上了东北的黑土地。在那里，他出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继续投身于解放战争的洪流。自1941年加入新四军，至1948年底平津战役结束，这位特殊身份的中共党员，在战火最炽烈的前线坚守了将近8年。

1949年1月，北平迎来和平解放，罗生特得以暂别硝烟，在古城中度过了几周宁静时光。他游览了紫禁城、颐和园与北海公园，同时建议即将南下的部队开设短期培训班，让在东北历练成熟的外科医疗干部们，提前熟悉南方常见的内科与热带疾病。

他本来计划随军南下，然而，医生向他下了禁令——在北平，一直替别人看病的罗大夫到协和医院检查了身体，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冠心病、主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和陈旧性心肌梗塞。他不得不留在北平休养，病中多思，回到奥地利与家人团聚的想法日渐强烈。最终，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同在休养的罗荣桓试图挽留他：你在中国军队干了8年，已经熟悉了中国的环境，结交了许多中国的朋友，好比是把根扎到了中国的大地上。你回国去，一切都不熟悉，还是留在中国比较好。罗生特似乎被说服了，他答应回去看看再说，如果在那里不合适就再回来。

1949年罗生特离开中国前夕留影。

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天，罗生特在上海乘上了回国的轮船，行李中还放着他的新四军军服。临行前，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设宴为其饯行，在宴会上，他高度评价罗生特的贡献，称赞他是“活着的白求恩”。

当时，罗生特的新四军老战友吴之理正好在上海。老朋友久别重逢，相谈甚欢。多年后，担任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吴之理还清楚地记得，罗生特告诉他，“将来我还要回中国来，要带着未来的妻子一同来。”战争年代，吴之理与罗生特曾多次分别又重逢。他以为，这一次离别亦是寻常事，万没想到，竟成永别。

1949年11月末，罗生特回到了奥地利。那些过去熟悉的道路，如今堆满瓦砾。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兄弟姐妹们仍散落在异国，唯一回到奥地利的哥哥，正要接受一次胃切除的大手术，而母亲几年前已惨死于集中营。

备受打击的罗生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书稿出版的事情上，然而二战后的奥地利，并没有他想象得那般“革命”，出版一事亦不顺利。

他想重返中国。他先去了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但那里没有人知道他。许多年后，罗荣桓之子罗东进满怀遗憾地怀念这位“大鼻子叔叔”：“他当时如果到驻东德大使馆就好了。因为驻东德大使是姬鹏飞，参赞是王雨田，都是他的好朋友。但是在战争年代，姬鹏飞叫吉洛，王雨田叫黄农。他只知道后者而不知道前者。因此即使从报纸上看到他们的名字，仍然不知道他们是谁。”

1951年，罗生特又去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再次提出回中国的申请，大使馆答应向国内报告。1952年，罗生特终于接到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回复，请他去大使馆面谈。

这次见面的详情，已难以确知。我们只知道，这年3月11日，他给住在英国的妹妹写信道：“应我的老公司(指代中国的暗语)的邀请，我在欧洲待了四个星期。会面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不过我还是充满信心。”他还在信中请妹妹帮忙，设法在英国为他弄到一些医疗器械。奥地利汉学家卡明斯基认为，这是罗生特在为重返中国做准备。

同一年，王雨田也接到了罗生特妹妹的来信，大意是罗生特想回中国。据王雨田的夫人张惠新回忆，那时正好王雨田回国休假，就此事请示了陈毅，得到同意。但等他回到东德进一步联络时，却听说罗生特在以色列因心脏病骤然去世——他本来只把客居以色列看作是返回中国前的过境停留。

罗生特去世的消息传回国内，当年的战友们无不唏嘘。此后几十年的历史风雨中，罗生特的名字一度湮没无闻，但为他立传的愿望不曾在老战友们心中消失。1977年11月底，肺癌晚期的王雨田躺在病床上，瘦骨嶙峋，大口喘着气叮嘱张惠新等亲友：“罗生特大夫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罗大夫与白求恩一样，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我的身体不允许我办理这件事了，只能寄希望于你们操办了。”

20世纪80年代，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熟悉罗生特的老战友都已逝世，所幸，还有林月琴、张惠新等人四处奔走。张惠新的儿子王民伟曾撰文讲述母亲那些年的奔波，“她从收集一篇文章、一张照片开始做起，一个又一个电话、一次又一次地登门拜访，东跑西奔地进行收集整理工作……聚会成为母亲做宣传鼓动的好机会……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为罗生特树碑立传的活动中来。”

1992年10月5日，在山东省莒南县人民医院，召开了一场隆重的纪念活动。莒南县人民医院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正式命名为罗生特医院，4米高的罗生特塑像竖立在医院前。随后，一批关于罗生特的传记、纪录片、展览陆续进入大众视野。2003年，罗生特失而复得的手稿在中国翻译出版，中奥两国领导人分别为该书写了贺函，称赞他为“中奥人民友谊的象征”。

1952年4月22日，罗生特在以色列一家医院，猝然行至生命的终点。许多年后，这家医院的一名医生遇见了二战时流亡上海的奥地利人库尔·迈曼，他好奇地问迈曼：“您是否认识一位名叫罗森费尔德的医生？他曾经是我们医院里的一名病人。他总是说，他在中国人那里当过将军，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说的话。”

今年8月，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由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转交给了罗生特的后人。这枚跨越国界的纪念章，当是对那位以色列医生最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