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泽东在看《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1937年，陕北窑洞内，煤油灯晕开暖黄的光。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坐在毛泽东对面，忽然听见他轻声念起一句中国古诗，接着又缓缓低吟自己写的律诗。

采访结束后，她在笔记里郑重写下对毛泽东的印象：“他首先是一位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诗家的风格，但诗中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

9年之后，另一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交谈间，她同样被那份诗意打动，后来写下感慨：“毛泽东不仅熟悉古代诗人，而他自己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毛泽东的诗具有古代诗人的伟大品质。”

两位西方记者或许没料到，这位“诗人”的作品不仅让众多外国人印象深刻，部分词句还成为中国外交思想的独特注脚。

“把汝裁为三截”

念奴娇 昆仑

1935年10月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即将抵达陕北。毛泽东登上岷山，极目远眺，莽莽昆仑如银色巨龙横卧天际，雪光与云气在眼前翻涌，随后这首《念奴娇·昆仑》落笔成形。

彼时，毛泽东与西方国家尚无直接交往，他也不知道未来将在陕北窑洞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以划时代的战略家眼光洞察世界风云。在汪建新看来，从《念奴娇·昆仑》中最能窥见毛泽东深植于心底的世界情怀。

1937年，毛泽东、朱德（中）与史沫特莱（右）聊天。（新华社发）

毛泽东后来重读旧作时提笔批注，这首词“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他还特意将初稿中的“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笑称“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汪建新认为，毛泽东设想剑劈昆仑、分赠改造成果时，将日本侵略者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秉持“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爱憎分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这首词以“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收笔，让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愿景跃然纸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李珍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指出：“这一句既蕴含着反对帝国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也是理解毛泽东世界和平思想的重要切入点。”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提到这首词时直言：“长征结束时，他甚至引出一条山脉，作为超出中国自己的革命之上的世界和平的景象。”在特里尔眼中，1935年的毛泽东，除了是战略家和领袖，更是一位“放眼远眺的诗人”。

这份诗意里的坚定信念，后来被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化作理性宣言，“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需要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和平为上”的外交立场确立，将毛泽东追求和平世界的初心落到实处。

李珍追溯了毛泽东秉持“太平世界”情怀的根源：“中国传统和平思想秉持‘和为贵’的道德观，形成‘亲仁善邻’‘务共安人’的理念。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侮与侵略，人民遍尝战乱之苦，对和平的渴盼尤为迫切。这些都成为毛泽东格外重视世界和平的思想动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和平观，则为他提供了分析问题的科学武器。在他对世界局势的所有思考中，和平始终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也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鲜明底色。

“独有英雄驱虎豹”

七律 冬云

1962年12月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1962年，毛泽东在69岁生日当天写下这首自寿诗《七律·冬云》。汪建新说，面对诗中“雪压冬云白絮飞”“高天滚滚寒流急”所喻指的严峻国际局势，毛泽东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梅花欢喜漫天雪”的豪迈气魄，表达了直面挑战、敢于斗争的坚定信心和无畏勇气。

新中国亟须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外部挑战接踵而至。1950年，毛泽东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写下的“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便直接映照了当时的朝鲜战争。

尽管朝鲜战争后中美没有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美国却始终奉行孤立、遏制中国的政策。1955年，毛泽东在接受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递交国书时举行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

此后，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国际形势进一步恶化，毛泽东诗词中的反对霸权主义意味也愈发浓烈。除《七律·冬云》外，1963年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两句，以辛辣笔触嘲讽了霸权势力的狂妄自大；1965年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则运用寓言故事，描写了鲲鹏和蓬间雀的对话，其中还罕见使用“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样的语言，把对霸权主义的极度蔑视展现得淋漓尽致。

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毛泽东始终秉持“冷眼向洋看世界”“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思想定力。李珍说：“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定力，对新中国外交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以及公开或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中国依然坚定地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IC photo）

也是这种非凡定力，让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末国际形势初现重大变动迹象时，迅速调整了外交方向。当时，中苏美三方力量出现了微妙消长。与此同时，美国长期奉行的僵硬对华政策开始显现松动迹象。此后，中美双方开始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释放缓和信号。彼时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将这一过程形象地称为错综复杂的“双人小步舞曲”。

1972年2月，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右）。（中国新闻社）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破冰之旅”终成现实。在这场改写中美关系历史的外交活动中，毛泽东的诗词也扮演了传递立场、增进共识的重要角色。

周恩来专门对来访的尼克松提及：“在你下榻的宾馆楼上餐厅里，我们挂了一首毛泽东主席书写的关于庐山的诗，诗的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你到中国来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尼克松回应道：“现在我们已经在顶峰了。”

周恩来接着说：“还有一首《咏梅》，我想挂但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主席在那首词里说的是，采取主动行动的人不一定是伸手攫取己利的人。等到百花盛开时，他就消失了（指‘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他进一步解释：“我们同意你的想法，你是采取主动行动的人。你也许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

在人民大会堂的答谢宴会上，尼克松出人意料地援引了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名句作祝酒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当时现场掌声雷动。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1961年11月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961年10月，郭沫若观看浙江绍剧团赴京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挥笔作诗。诗中批判唐僧人妖不分、是非不辨，斥责其“对敌慈悲对友刁”，甚至主张“千刀当剐唐僧肉”。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前排右一）、朱德（后排左二）和郭沫若（前排右二）等人合影。（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毛泽东看到这首诗后，写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提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的观点。正如汪建新所言，毛泽东认为唐僧虽愚钝糊涂，却属于可团结教育的中间派，核心是要分清敌、我、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此前后，毛泽东在与多位外国兄弟党人士及外国友人谈话时，数度强调在对敌斗争中要注重团结大多数、争取中间派。他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说服中间派”。

面对部分国家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与中国交恶的情况，毛泽东秉持不计前嫌、换位思考的态度，实现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目标。1956年2月10日，他会见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问团时表示，中国完全理解包括泰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自身的难处，这些国家“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

此外，毛泽东还明确区分外国政府与人民，着力团结各国广大人民群众。1961年10月7日，他在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客人时指出：“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

在所有可团结的力量中，广大亚非拉国家始终是毛泽东着力团结与合作的核心对象。

1956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说道：“你认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

针对亚非拉，毛泽东的相关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深化。

20世纪60年代，他拓展了此前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明确亚非拉是“第一中间地带”，是反对苏美两霸的直接同盟军；70年代，他进一步提出“三个世界”的著名战略论断，将亚非拉国家归为第三世界，确立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李珍认为：“这一系列战略思想，确保了复杂国际形势下我国对外政策的稳定，对于我国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与战争威胁、发展同第三世界及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以及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9年，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新华社发）

毛泽东诗词中对亚非拉人民的支持随处可见。1958年，毛泽东创作《七律二首·送瘟神》时，用“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彰显集体主义精神，与同期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相呼应。后来，他又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用一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鲜明表达了中国对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定支持。

毛泽东借诗词传递的外交智慧，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1974年5月，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在会见毛泽东时便谈及：“我读过毛泽东主席的许多诗词，十分爱读。这些诗词中含有人道的感情以及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关于生活的概念。”面对这样的赞誉，毛泽东谦逊回应：“我不会写诗呢。”马卡里奥斯则诚恳补充：“不管怎样，你是在写诗词、书写历史并改造自己的国家。”

直到今天，毛泽东诗词仍然在外交舞台上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芒。这是一种穿透历史长河的力量。当我们奋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时，我们更能体会到这种力量——“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本组报道中的诗词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

《环球人物》记者 陈佳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