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是中国社会学领域公认的先驱者

1985年9月24日清晨，84岁的社会学家吴文藻在北京医院去世。他的夫人冰心在家中得知消息，打开抽屉，取出了吴文藻当年留下的信封。几年前，两位老人曾“背对背”写下遗嘱，并约定，遗嘱要在对方去世之后才能打开。

那是一封“绝顶认真”的人才会写下的遗嘱。文中，除了提到让骨灰撒入河海，遗产交由冰心和孩子们处置之外，更多的篇幅都在交代工作。他讲解着，如何将遗留下来的书籍捐给学校的图书馆，如何将留下的遗稿和资料供后人使用。遗嘱的最后，他还在感叹，自己的两本著作手稿多年前因故遗失，这是他人生中无法释怀的遗憾。

吴文藻是中国社会学领域公认的先驱者，而他的另外两重身份也为人们所熟知：作家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老师。但除了这些信息之外，普通人对吴文藻的形象却并不熟悉。他性格冷静、内敛，光芒也常常被妻子、学生身上的星光淹没。有时，他的子女讲起他，都会不自觉地将“爸爸妈妈”放在一起叙述。

即便生前如此低调，学界还是在这位杰出学者的生平故事中，挖掘出了更多的价值。2025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全新的吴文藻传记《吴文藻传：从社会学中国化到重建中国社会学》，也举办了与他相关的研讨会和展览。用传记作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飞宇的话说，即使以80多岁的高龄去世，吴文藻在学术领域依旧是壮志未酬。回顾他在大时代中起起伏伏的人生，在突出的成就之外，也留有很多未完成的遗憾。

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

北京大学燕南园内，有一幢灰色砖墙的两层小楼，楼前的树木枝叶繁茂，依稀看得到旧日生活的痕迹。这里过去的名字叫“燕南园60号”，从1929年到1938年，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房子的主人都是吴文藻、冰心夫妇。1929年，吴文藻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以燕京大学教师的身份，和冰心一起住进了燕南园60号。这是吴文藻人生中最为耀眼的一段时光，他有爱，有家，有书籍，也有志同道合的同事、朋友围绕在身边，可以畅快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在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社会学为何物的年代里，他的脑海中已经筹划着一张“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蓝图。

本科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费孝通，正是当年常常造访燕南园60号，到吴文藻的书房中漫游的学生之一。初见面时，他本以为，这位留学归国的、瘦高个子的青年，会像当时所有从海外归来的社会学教师一样，用流利的英语为他授课。结果在课堂上，他听到吴文藻用纯正的、带有江浙口音的中文讲述西洋社会思想，大为震惊。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大学教师中是极为罕见的。用费孝通的话说，西洋社会思想的概念，并不是中文语言中原本就存在的。他形容，这种翻译的难度，是比“用中国衣料制造西式服装”还要困难百倍的。

这种特立独行的魅力吸引着费孝通。他慢慢成为吴文藻最熟悉的学生之一，日后，他感觉到了吴文藻身上更多的独到之处。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派克（Robert Ezra Park）到学校讲学。记者出身的派克给学生们传授了“社区调查”的方法，还带着师生们在北京调查贫民窟、天桥、八大胡同的现状。和派克的交流，让吴文藻敏锐地意识到，派克和“芝加哥学派”所提倡的“田野作业”等方式，是一种能够触摸到中国社会真实面貌的方法。从那时起，吴文藻就开始思考，如何利用这些世界上最新的学术流派和实践方法，去指导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是在那年暑假，费孝通等人纷纷开始下乡，实践“田野作业”的新方法。

实际上，对国际学术观点的敏锐和超前，是吴文藻在学术上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吴文藻传》的作者孙飞宇提到，吴文藻从年轻时起，就和全世界的社会学者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甚至能够持续数十年的时间。他提到了一个例子：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吴文藻就和美国现代社会学的巨擘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保持联系，但那时帕森斯在美国学界名不见经传，甚至还遭人排挤。但吴文藻在当时就判断，他的理论非常重要。直到几十年之后，帕森斯才被人尊称为“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大师。

当时，中国的学术研究才刚刚起步，他就计划着将学生们“送出去”，见更大的世面。他安排费孝通在本科毕业后去清华大学，跟随苏联人类学教师史禄国学习。此后，他又在1936年去伦敦时拜访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推荐在英国读博的费孝通拜他做导师。此外，他还推荐学生林耀华到最早设立人类学的大学之一——哈佛大学学习。而另外一位较早被他送到美国的学生李安宅，则在20世纪30年代就获得了调查美国“祖尼人”母系文化的机会。

这一系列的安排可谓极其系统、精准，又大刀阔斧，似乎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晚年的吴文藻曾在自传文字中提到，他“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做出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他的预见性和计划性，为中国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后来，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等人都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中流砥柱。那时，年轻的费孝通也并不知道，未来的自己，会因为老师的安排，写出《江村经济》这样震惊学界的名作。

这种敏感性和先进性，并未随着时间和境遇的改变而转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信并不发达的时代，吴文藻依旧能在报纸杂志，以及海外友人邮寄的材料中获取他所需要的信息，从中分析出社会大势。《吴文藻传》作者孙飞宇提到，吴文藻在1985年去世当年的日记和学术记录中，还提到了半导体等先进科技的内容，甚至预见了即将到来的信息社会。吴文藻的大女儿吴冰曾记述，20世纪80年代，吴文藻一位学生的妻子归国看望他，也曾对她感叹，吴文藻归国多年，对国际社会学的发展现状依然精通，令人惊叹。

“书呆子”

吴文藻的小女儿吴青，曾讲起一件他们全家抗战期间在云南生活的趣事。有一次，父亲吴文藻带着她骑着一匹马，从呈贡到昆明去看牙医。结果因为路途颠簸，吴文藻一不小心，把吴青摔进了田地里。还好田地比较柔软，她也没有大事。吴青并不因此责怪父亲，她知道，这种因为思考导致心不在焉，引发的意外，在吴文藻的人生中已经出现过无数次，早就见怪不怪。

1929年，吴文藻夫妇在燕南园60号安家。此后，他总是沉浸于读书、研究的情境中，忘记了周围的事情，留下了很多“书呆子”事迹。吴文藻的书桌上有一张冰心的照片，他号称“每天都看”。有一天，冰心将自己的照片换成了明星阮玲玉的照片，结果过了很多天，专心阅读的吴文藻都浑然不知。还有一次，全家人在院子里观赏丁香花，吴文藻的母亲喊他出来看，出来之后，吴文藻居然茫然地问冰心：“这是什么花？”冰心逗他说：“香丁。”结果，他也毫无知觉地跟着重复“这是香丁花”。因为这些逸事，内敛的吴文藻与开朗的冰心的婚姻，被清华校长梅贻琦调侃为“书呆子配交际花”。这个说法也广为流传。

吴文藻与冰心 图/中新

如果人们知道吴文藻过去的经历，就会发现，这位总是眼光茫然的“书呆子”，和年轻时酷爱文学，喜欢戏剧的吴文藻，居然是同一个人。1916年，15岁的吴文藻进入“清华学堂”中等部，在这里就读初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受到社会大环境的熏陶，吴文藻开始对孙中山、梁启超等名人的思想感兴趣，开始尽情吸收社会上的先进思潮。升入高等部后，他在“通才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成为学校的活跃分子，还在《清华周刊》担任编辑，阅读了大量文学书籍。他虽然性格内敛，但并不保守，在同学的要求之下，他甚至愿意和梁实秋一起在毕业晚会上反串女性角色。

和其他非富即贵的清华学生相比，吴文藻家境清寒，没有太好的条件供他读书。但他幸运地在清华交到了一生的朋友。班长、室友梁思成数次在生活中接济他，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当面表达过对吴文藻的欣赏，社会学家潘光旦也是他的师兄和挚友。就这样，这个生长在“五四”环境下的新青年，在师友的影响之下下定了决心。他决定跟随潘光旦的脚步，到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学习社会学，寻求“改良社会”之道。从那时起，吴文藻的兴趣开始专注于学术领域，那个喜欢文学的少年，也渐渐在他心中远去了。

读书给了吴文藻人生最好的机会。有趣的是，他和冰心的情缘也是从读书开始。1923年，在前往美国的轮船上，作家许地山认错了人，把吴文藻当作冰心中学同学的弟弟，介绍给了冰心，他们就这样阴差阳错地结识。一开始，吴文藻并没有表达对冰心这位才女作家的倾慕，而是劈头盖脸地问她：要去美国学文学，是否读过关于拜伦和雪莱的评论性著作？他还严肃地提醒她：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读一些课外书，那就“白来了”。这样耿直的表达，在不熟悉的朋友面前几乎是一种冒犯，却给同样耿直的冰心留下了良好印象。她觉得吴文藻为人坦白，提出的问题直指人心，可以作为“诤友”结交。

到美国留学后，在不断的书信往来，互相探望，分享读书心得之后，吴文藻和冰心心灵日渐相通，也有了相守终身的想法。两人性格迥异，思想内核却出奇一致。他们都是被“五四”思想熏陶的人，在充分追求个体自由的同时，对圆满的婚恋家庭也有着期待。1925年，吴文藻向冰心的父母写下求婚书。在其中他称冰心是“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看得出，他和冰心都认为，爱情是个人自由的选择，而婚姻是一种基于个人自由的理性思考，幸福、和谐的家庭，也会成为社会改良的根基。

这封求婚书背后，是吴文藻对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美妙构想。在《吴文藻传》作者孙飞宇看来，吴文藻和冰心是一对完全志同道合的伴侣。他们终身践行着类似的生活理想，也会为彼此做出让步。20世纪30年代末，吴文藻、冰心开始举家迁徙之后，冰心在教学和写作上的时间明显减少，时间更多地分配给了孩子和家庭。吴文藻对家庭也有贡献，他对学术之外的事情比较随和，把家庭大权完全交给冰心，曾为了家人去谋求自己并不擅长的工作，对家人也很宽容。用吴文藻的大女儿吴冰的话说，吴文藻不是一个严父，甚至可以说是“一言九顶”，因为一开口就有好几个人顶撞他。

在吴文藻的儿女们眼中，父母更多地把精力花在了学生们身上。吴文藻一直提倡国外大学的“导师制”，但他对学生的态度，却更像中国传统的“师徒制”，是一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持续付出。燕南园60号的大门一直为这些年轻人敞开。受到他们帮助、提携的年轻人很多。比如，中国著名的藏学家李有义就是吴文藻门下的学生。他一开始在燕京大学就读新闻系，跟随冰心学习文学，但后来对社会学产生强烈兴趣，就转到了吴文藻所在的社会学系。因为李有义家境贫寒，吴文藻帮他申请补助，指导他的拜师和研究方向，并终身关怀、支持他的学术生涯。冰心也曾经为吴文藻学生的太太带孩子，为他们处理家庭事务。这样一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夫妇，真切地践行着自己在求婚书中的承诺，互相扶持一生。

外柔内刚的文人风骨

《吴文藻传》作者孙飞宇提到，他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对吴文藻的性格有了全新的感触。他感觉，吴文藻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1940年，吴文藻举家迁到重庆生活之后，和作家老舍往来密切。吴文藻平生没有太多的癖好，除了读书就是偶尔喝酒，酒量倒是不小。当时，老舍就是他的“酒友”。有时两人出门饮酒，酒后的吴文藻不免会愤世嫉俗地发表一些过激言论，但他不会攻击任何人，所谈的都是对时局的不满。

谈及吴文藻的学术历程，大部分人都会疑惑，为何他曾有过“黄金十年”的蓝图和野心，却在1939年之后，在学术界渐渐消失了踪影。实际上，他的命运转折与一个偶然事件相关，也和他这样刚直的为人有很大的关系。1937年8月，吴文藻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离开燕京大学，前往云南大学筹办社会学系。到了1939年7月，“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突然给吴文藻在云南大学的“社会学讲座”的资助方——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负责人致信，借着费孝通与顾颉刚的一场学术争论，激烈攻击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

而傅斯年抨击吴文藻的原因，固然有着在学术上的不同观点之争，同时却也夹杂着门户之间和学术利益之争。数年前，吴文藻曾邀请傅斯年管理的中研院史语所的学者加入他的社会人类学团体，担任兼职，被傅斯年拒绝。而吴文藻到云南大学成立社会学系之后，为了建设“民族学会”，不顾傅斯年的警告，继续“招兵买马”，吸收人才。傅斯年对他“拉人”的行为极端不满，便发起了人身攻击。吴文藻觉得这种指责莫名其妙，他不理会校长熊庆来的斡旋，坚决不向傅斯年道歉。也因为这件事，他从云南大学辞职，离开了学界。

后人已经无从知晓吴文藻当年的心境，只是，他曾在日后的文章中写道，“固执偏颇、排除异己”会阻碍学术发展。似乎就是在暗指这段被人攻击的经历。但辞职也就这样改变了吴文藻的命运。为了养家，也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意愿，他寻找可以参与抗日事务的工作。此后，吴文藻全家到了重庆，他在1941年进入当时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1946年，他又携全家前往日本，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兼盟国谈判顾问，一直到1951年，全家人才有机会回到国内。

1953年10月，吴文藻重回校园，开始到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工作。这个毕生以“教书匠”自称的知识分子，算是重新做回了自己擅长的事。1956年7月，吴文藻由严景耀和雷洁琼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有了新的社会身份。1957年，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开始参与更多的社会事务。此时，距离他愤而“出走”，中断自己的学术生涯，也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可惜的是，吴文藻年轻时所绘制的那张“社会学中国化”的蓝图，因为社会学学科的彻底停办，只能暂时搁置。

命运转折，二十年后，已近暮年的吴文藻等来了社会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1979年3月16日，吴文藻在“座谈会”上，亲耳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宣布的“恢复社会学”的消息。那天，他身体不适，已经无法读完自己的讲话稿。看着比他年长的学者们依旧身体健康，他想要发光发热的心情变得更加急迫。很快，吴文藻开始参与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等高校研究生的教学活动。重新开始带学生之后，他似乎青春焕发，依然像当年在燕南园60号时那样，将学生叫到家中学习，倾其所有地指导，事无巨细地写下评语。

1985年的秋天，吴文藻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一生酷爱研究、教学和读书，除了“求婚书”之外，极少表达浓烈的情感。他在晚年曾经写下一篇自传文章，通篇都是对此生研究和教育工作的回顾，私人事宜都是一笔带过。冰心看后都会嗔怪，她在他的人生中居然只占寥寥数笔。而“书呆子”吴文藻并不在意这些琐事。那个幸运地在清华享受到了“通才教育”的少年，或许也曾在他暮年后的梦中闪现。而这样的教育，也是他用尽一生的时间，想要留给后人的东西。

参考资料：

《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作者王炳根，福建教育出版社

《吴文藻传：从社会学中国化到重建中国社会学》，作者孙飞宇，北京大学出版社

《“教育原来在清华”——追忆我的父亲吴文藻》，作者吴冰

《我的书呆子爸爸》，作者吴青

发于2025.11.24总第121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