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中国，杰西卡·罗森教授带了几条不同颜色的围巾。

上周在中国美院讲大英博物馆的故事时，她戴着红色系扎染款。第二天上午，82岁的她又连续接受了两家媒体的专访，换成了蓝绿色系拼接款。和围巾搭配的，是出镜率很高的串饰，这似乎是她很喜欢的搭配。本周，她在北京大学讲座，并和考古学家许宏进行对谈，行程排得无比满。

这位英国著名学者的中国考古学家朋友说，她忙并快乐着。

英国艺术史学家、考古学家、汉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爵士（Professor Dame Jessica Rawson），是目前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西方学者之一，学术研究领域涵盖了整个古代中国，尤其是从考古和物质文化的角度诠释早期中国与欧亚大陆及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

2010年到2019年，罗森教授每年都会来中国多次，为了写作一本关于中国墓葬的书。良渚遗址、安阳殷墟亚长墓、三星堆遗址、随州曾侯乙墓、临潼秦始皇陵……通过墓葬中的器物，构建早期中国的历史图景，英文版在2023年出版。而最近，这本书的中译本《厚土无疆：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由中信出版社正式出版。

11月13日，杭州西湖边，杰西卡·罗森教授接受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专访 摄影 李梁

书中讲述的第一个遗址便是良渚。1992年8月，担任大英博物馆东方器物部（现为亚洲部）主任的罗森——那年她49岁，第一次来到浙江良渚。与她同行的，还有著名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中国考古学家王明达、牟永抗陪着他们在吴家埠工作站看了玉器，又去了彭公、武康一带，看土墩墓。

“我第一次去那里时，就已经知道玉琮源自良渚。那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11月13日，西湖边，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专访了杰西卡·罗森教授。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在1970年代开始获得了一个中文的学位，并且开始接触中国古代的玉器，可见您与中国结缘的时间之长，为什么选择东方作为你的主要研究方向？

杰西卡·罗森：我从小就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在英国，当你学习英语的同时，还会学习许多其他语言，比如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

因此，那种存在用奇特文字书写的其他语言的想法让我非常着迷。我一直都想学中文，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都说：“别费劲了，中国太遥远了，你永远也去不了那里。”所以我最初并没有学习中文。我在剑桥大学攻读了考古学与历史学学位，之后进入大英博物馆工作，而大英博物馆要求我必须学习中文。

18岁的杰西卡·罗森在耶路撒冷的遗址发掘

因此，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同时，我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攻读了中文学位。我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75年，那时我已经在大英博物馆工作了（记者注：1967—1994年任职于大英博物馆，并于1987年起担任该馆东方部主任（现为亚洲部））。所以，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来到中国。但从那以后，人生际遇便随之展开，时代也发生了变化。

我关注和研究最多的都集中在北方。但中国北方和南方差异极大，对这两个区域进行比较非常重要。比如，良渚对中国玉器的历史研究非常重要，而北方在这方面则相对次要。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北方与南方是如何互动的？我主要研究的是北方，但也曾多次前往长江流域，包括四川、湖北以及浙江良渚等地考察。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潮新闻·钱江晚报：哪些遗址给您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杰西卡·罗森：对我来说，每一个遗址都是独特的，我无法只挑选其中一两个。就书写而言，我选择了三星堆遗址、曾侯乙墓，这些遗址很容易描述。因此，若要向外界介绍一个遗址，我想我会选择这些。它们对外国人来说尤其具有描述价值。

一方面，三星堆出土的器物非常奇特、罕见，甚至有些怪异，上面有奇异的人像、龙形和各种神兽等形象；而曾侯乙墓则截然不同，它展现的是日常生活——墓主是一位极其富有的人，但你能清楚地看到他生前的生活方式：漆器中的日常用品、漆木家具，还有与他一同下葬的仆人和马器。这两个遗址完全不同，我认为它们会给西方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潮新闻·钱江晚报：这本书的中文名：厚土无疆和英文名Life and Afterlife of Ancient China，都在告诉我们，这是一本有关墓葬的书，书中探讨了12座墓葬（11座墓葬和1处大型祭祀遗址），以我的观察，应该是9个墓，两个史前大遗址和一个大型祭祀遗址，其中最晚的一个是秦代。我们知道，中国有大量的考古墓葬，你为什么会选择这12个？书里，这12个墓是按照年代来排序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你对古代中国的研究始于青铜器和玉器，这12个墓，是否跟你的研究经历、心路历程有关？或者说，它们在你的研究中分别有着怎样的意义？

杰西卡·罗森：中国发现了数量庞大的墓葬，但并非所有墓葬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在考古报告中，我特意挑选了那些涵盖北方与南方、不同历史时期，并且在考古报告中有详尽记录的墓葬。我必须仔细考察每一座墓葬包含的细节：有哪些类型的随葬品？墓葬的朝向如何？结构是怎样建造的？

因此，我会说，我选择这些遗址是基于它们在地域和时代上的多样性。你们称之为“九座墓葬、两处史前遗址和一处祭祀遗址”，但在英文语境中，我们觉得这种分类并不重要——反而会让读者感到过于复杂。实际上，我认为共有12处不同的遗址，其中大多数都有埋藏于地下的遗存。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些遗址的实际面貌及其地理位置，而不是术语上的精确区分。你们在中文里对不同遗址使用不同词汇时非常讲究，而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些遗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们位于哪里？

潮新闻·钱江晚报：这些年您经常来浙江，来良渚。2017年12月，我曾经在杭州采访过您，那是“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良渚古城水管理系统国际学术研讨会”，那年也是良渚古城发现10周年。而您第一次来良渚时的情景，还记得吗？

杰西卡·罗森：我第一次来浙江，去良渚，是在1992年。王明达、牟永抗等等，陪着我。

那次，我和罗泰一起来，他比我年轻得多，中文也说得比我好。我当时需要帮助，于是我们两人从香港去了良渚。我记得是在上海遇到他的，之后我们一同参观了反山以及其他一些遗址，但当时那些地方几乎没怎么发掘。

1992年那次，我们在工作站看到了许多玉器，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当时整个良渚还完全是乡村景象，还没有发现如今的良渚古城，环境非常优美（记者注：王明达先生回忆，1992年8月21—23日上海博物馆主办“吴越地区青铜器研讨会”，在上博老馆的贵宾室看福泉山良渚文化精品陶器。会后，王明达和牟永抗陪罗森、罗泰来杭，在吴家埠工作站看完玉器后，还去了彭公，武康一带，看土墩墓）。

王明达老师告诉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从左到右，依次是林巳奈夫、罗覃、黄宣佩、贝格立、孙维昌，王明达、罗森、牟永抗、苏芳淑，罗泰，1992年8月24日，上海博物馆老馆(河南中路16号)贵宾接待室，看福泉山良渚文化精品陶器

我第一次去那里时，就已经知道玉琮源自良渚。早在80年代，已有去过浙江良渚和上海的学者传回消息，提到这里属于新石器时代，并发生了重要的文化转变。而我1992年去的时候，是我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最后阶段，是在我去牛津大学之前，那时我还不到50岁。

到了牛津大学之后，我拥有了更多研究时间，也指导了更多像这两位一样的学生（记者注：《厚土无疆》两位译者李晨和陈北辰）。对我来说，去牛津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而良渚正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但与今天又完全不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潮新闻·钱江晚报：那次来良渚之后几年，您出版了一本杰作《中国古代玉器：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Chinese Jade，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1995），玉器也是您最开始研究的中国文物。你觉得玉器在中国文化中扮演了什么样角色？你对良渚的玉器、玉文明是怎样看的？

杰西卡·罗森：我刚进大英博物馆工作时才二十多岁，我所在部门的主管对我说：“请去地下室，从现在起你就负责这个特定区域，要为所有的玉器撰写详细的描述。”

我当时对玉器一无所知，于是不得不开始阅读资料、查看照片，并着手整理它们的器物类型学。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我说的是70年代），还没有关于玉器的系统性描述。1970年代根本没有好的玉器研究著作，良渚也尚未被充分介绍，甚至连良渚的大型墓葬都还没有被发现。

因此，我在良渚尚未被真正发现之前就开始研究玉器了（记者注：上世纪70年代初，江苏和上海已发现了一些良渚文化遗址，如江苏草鞋山遗址，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等，浙江反山王陵等大墓1986年发现）。你们得想象一下，我当时就像在月球上写作——我所研究的材料在中国本土极为稀缺，也没人能去中国，而当时中国人对玉器的描述也写得不够好，所以我只能从考古报告中学习，研究过去发表的材料，比如《文物》《考古》等期刊中的报告，依据玉器的纹样进行断代分类。能够研究一个几乎无人涉足的领域，这本身就令人兴奋。让我感到特别有意思的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玉器都缺乏准确、细致的描述。因此，我觉得这项工作非常有趣。

我陆续写了几篇文章，最终成果在约二十年后汇集成一本图录，也就是我在1995年出版的这本著作。这背后是整整二十年对各种观点的探索与积累。

1970年代，人们对良渚几乎一无所知。几个世纪以来，良渚玉器偶然被发现过——不仅在良渚本地，在中原的安阳妇好墓中都有良渚玉器，而西周墓中也有良渚玉器，这是因为这些玉器曾经流传到了远方。

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困惑。在1970年，我们对良渚几乎没有任何了解——考古学家尚未进行系统的发掘。反山的墓葬那时还没有开始发掘，甚至整个遗址都还没有被真正发掘过。

因此，关键在于1970年至今，考古学家们一直持续不断地工作，他们对这一极其复杂的遗址进行了深入发掘，并取得了重大的发现。

但是，我们不能只关注玉器本身，还必须思考：那里曾经生活着什么样的人？那是一个大型聚落还是小型聚落？他们与其他人群是如何联系的？

对中国的意义在于，良渚实际上是一座极为重要的大型城市，与上海以南、长江以南广大区域有着广泛的联系，就像一个拥有中心城市的小型国家。

良渚的重要性也远不止于玉器——玉器只是它的一个方面。你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往往是玉器，但在我看来，遗址本身非常重要，那些随葬玉器的墓葬也同样重要。

我认为良渚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于，它证明了早在殷墟之前，中国就已经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良渚是一座高度发达的城市，拥有高度复杂的社会结构，这远早于青铜时代。

由此看来，金属对中国复杂社会的标识性作用并不重要。用西方标准来看，殷墟作为文明时代是相对较晚的。但良渚、石家河，以及北方同样出土玉器的大汶口等遗址，都属于早期文化。玉器是这种高度复杂社会的一个标志，而遗址的规模、影响力范围及其影响的时效性，才是真正重要的。

潮新闻·钱江晚报：良渚遗址是这本书讨论的第一个遗址，我注意到你用比较多的笔墨讨论“琮”的问题。琮有神奇的身世，当考古人员把它挖出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它应该叫什么名字；而在古代文献中的琮，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已经不知道它的样子。它和名字和实体长期脱离了，当研究人员把二者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就把新石器时代、上古三代和后来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具备了5000年不间断的文化脉络，你怎么看到这样的连续性。

杰西卡·罗森：让我们回到真正重要的问题上来——重要的是玉器的使用。制作玉琮在技术上极其困难，而且要获取合适的玉料也非常不易。因此，这体现了当时人们高超的技术能力以及对玉石材料的深刻理解。

“玉琮”之类的术语是后世才出现的称谓。我们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当时的人们究竟用什么词来称呼这种器物——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这类玉器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艺术上都极难制作，同时，它们还具有象征性的功能。人们将其视为某种至高无上、来自遥远权威的力量的象征。

我们并不知道良渚人当时是怎么想的。这个概念很难解释清楚，但其实我们每个人——包括你们、也包括我——都有自己对宇宙、对世界的理解，而这些理解各不相同。

良渚人对宇宙和世界的看法，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但他们显然认为玉琮（或这类玉礼器）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是用一大块玉石，耗费极高的技术难度精心制作而成的。

我们必须承认，古代人在技术和科学方面同样非常娴熟，他们拥有卓越的艺术与工艺技能。我们要坦然承认，有些事情是他们能做到而我们做不到的。

因此，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他们生活在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之中。我们通过汉字所了解的中国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晚得多的世界观，主要形成于战国时期或汉代，这与良渚人对“玉琮”的理解完全不同，而这种差异本身也极为重要。

如果你从过去取来某件东西，并将其用于一个新的时代，它就会获得新的意义；如果今天将它放进博物馆，它又会获得另一种全新的含义。意义是不断变化的。但若过去的意义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我们就无法确切知道它原本的含义。因此，我们不知道这些玉器对良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而我们应当心怀感激，因为这些器物本身得以留存至今。这正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责任：去承认并尊重那些他们无法完全理解的事物。

我们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不相同。我认为对中国而言，“玉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由一种不会腐朽、不会改变的材质制成。因此，当它在后世——比如妇好墓或西周墓葬中——首次被重新发现时，人们并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古老，也不知道它源自何处。

而它之所以能持续保持重要性，恰恰正是因为后来的人们不知道它的真正来源。这一点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同样，你们也不知道良渚人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我认为，这正是你我之间一个真实的差异所在。

潮新闻·钱江晚报：说到墓葬，你怎么看待厚葬的习俗？因为厚葬其实并不等于高级或者奢靡。它和生产力、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关系你怎么看。

杰西卡·罗森：在所有文化中，社会地位的高低都与墓葬密切相关——地位越高，墓葬就越复杂。中国在这方面尤为突出，除了埃及之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墓葬体系。埃及的墓葬与中国同样复杂，但两者之间有一个区别：埃及墓葬中使用了更多的明器，而真实器物相对较少；当然，他们也会放置一些真实的物品，但同时大量使用明器。

而在中国，早期墓葬并不大量使用明器，明器直到秦汉时期才开始大规模出现。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早期，墓葬中埋藏的是真实的器物，这表明人们相信逝者将在死后的来世继续使用这些物品。

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思考：秦始皇并不愿意面对死亡（他希望长生不老），但最终他还是去世了。他期望在某种意义上于死后继续统治。因此，他拥有了一支军队，以及环绕其陵墓的整座“地下城市”般的陪葬坑群，还有一座结构极其复杂的陵墓，里面甚至有精致的马车。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时的人们相信秦始皇将在来世继续扮演统治者的角色。

我认为，你们应当意识到：人在生前与死后所处的不同层级，在观念上是延续一致的——皇帝不仅在生前是皇帝，在死后世界中依然是皇帝。一个穷人也是如此，死后也同样贫穷。

潮新闻·钱江晚报：除了研究中国古代，我知道你还特别关注古代东西方的交流，而这是大部分普通读者难以想像的，你能简单说说上古时期，东西方交流的情况吗？

杰西卡·罗森：如果你观察中国在整个欧亚大陆中的位置，就会发现它与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和欧洲是相互隔开的。这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们经由草原之路或丝绸之路连接——但这种连接非常有限。因此，中国与伊朗之间无法直接连通，因为青藏高原横亘其间。这是欧亚大陆的一个独特特征。欧亚大陆是从中国延伸至欧洲的整片大陆，而要实现彼此之间的交流，就必须绕行北方。这意味着通道极其有限，只有极少数物品能够通行。

因此，从西向东传播的是金属技术和马匹，而从东向西传播的则是丝绸和各种高质量的原料，远达地中海地区。这种交流是中国文明与西亚及欧洲文明共有的特征。然而，双方所追求的东西却截然不同。

中国产品有着非常高的质量，并且采用不同的材料，丝绸、陶瓷、香料，甚至竹制品。当人们在西方市场看到它们的时候，就心生向往，欲来到中国而不能。另一方面，中国人早已从西方引进了冶金术、金属以及马匹和其他动物。因此，这种交流极为重要。

这种情况在今天依然如此。你我穿着相似的衣服，正是因为我们通过电视和社交媒体彼此交流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该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从西方引进了动物、马匹和金属。而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从中国引进了丝绸、瓷器和高质量的材料，双方通过这种交流得以发展，这种交流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向西方出售电动汽车和 T 恤，而我们向中国出售机器、技术和其他种类的材料，从而助力彼此社会的发展。但这种交流并不会改变各自社会的根本特质——中国依然是中国，伊朗依然是伊朗，欧洲也依然是欧洲。

总体而言，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并不会改变一种文化本身，而是帮助该文化向前推进。我认为，这一点是中西方都尚未充分认识到的：文化交流有助于自身文化的发展，但并不会改变你自身的文化本质。

潮新闻·钱江晚报：接着上面的问题，在您看来中国文明它的特点是什么？

杰西卡·罗森：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第一个差异在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人们以水稻为主食，而水稻是一种非常高产的作物，单位面积土地上依靠水稻养活的人口，远多于依靠小麦和面包所能养活的人口。因此，小麦和面包的营养价值不如水稻。

此外，西方不仅种植农作物，还大量饲养牲畜，而你们饲养的牲畜较少。在西方，许多土地用来种植牧草喂养牲畜，而如果把这些土地用于种植粮食，就能养活更多人口。因此，人口密度的差异是中国与西方之间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另外，你们的文化更具南方特征。比如现在我们正坐在十一月明媚的阳光下，而在英格兰，此时阳光微弱，天气寒冷且多风。气候截然不同，也因此导致生产方式不同。你们拥有比我们更强、更高质量、更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这正是中国在过去和今天都能成为重要出口国的原因。

此外，从墓葬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大不相同。中国社会以家庭为核心，家庭的价值和重要性在社会中居于首位。在西方，家庭固然重要，但社区（共同体）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西方，构建紧密的社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足球方面表现卓越的原因之一：我们更重视足球队这个集体，而非个人。而你们在乒乓球或游泳方面非常出色，因为这些是个人项目。我们热衷于团体运动，因为这体现了我们整个社区协同行动的精神。

因此，我认为这或许是我们文化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但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很难理解，对西方而言也同样难以领会。如果我们不能开始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真正理解彼此。

所以我建议，试着把中国想象成乒乓球冠军，而欧洲则是足球冠军——这本质上是“团队”与“个人”之间的区别。

潮新闻·钱江晚报：考古和博物馆在中国很热，不知您怎么看这种热度？

杰西卡·罗森：我认为博物馆和考古学现在在中国非常受欢迎，因为人们正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们会说，人们如何与自己的社群和过去建立联系，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在西方，这个问题正面临困境；而在中国，你们在回望自身历史方面做得非常好。

唯一的挑战在于，你们需要将自身的过去与我们的过去进行比较，并认识到：无论是今天还是历史上，中国文化其实包含了许多西方元素，正如我们西方文化也融入了许多中国元素一样。但这种交融只是一种简单的交流，并不触及根本的身份认同——你们的身份认同与我们的截然不同。我刚才已经解释过，这种差异体现在“家庭”与“社群”的不同重心上。

我认为，这正是你们如此重视博物馆和考古学的原因之一：你们希望通过审视过去，确立一种有别于美国和西欧的、独特的中国身份认同。

潮新闻·钱江晚报：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的几十年，您如何看待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杰西卡·罗森：我认为中国在考古学领域的发展令人惊叹。在我看来，20世纪和21世纪至今，中国的考古学发展很迅猛，规模很大，没有任何国家的发掘数量能与中国相比。

但对你们来说，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向我们（西方）阐释这些成果。你们需要制作更优质的影片、策划更出色的展览，以便更好地向西方讲述自己的过去。

从我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考古工作已经从最初非常简单的发掘，发展到如今极为复杂的发掘技术。去年五月，我参观了武王墩，那真是一次非凡的经历。我也参观过三星堆，我认为这些都是高度先进的考古实践范例。

此外，还有一些墓葬遗址，比如浙江良渚、甘肃马家塬，考古学家们对结构极其复杂的墓葬进行整体提取，将整个墓室完整地作为一个整体移入实验室进行研究。这种做法也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的高度专业化与技术先进性。

而随后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发掘，是一种高质量、精细化的发掘方式，我认为这是中国考古学一项非常重要的进展。

但问题在于成果的传播。一方面，学术出版速度非常缓慢；另一方面，通过影片或展览等形式向公众展示的内容也相当有限。你们或许并不了解西方观众希望看到什么。

我认为，未来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发展——你们需要积累更多经验，以一种能让全世界都能理解的方式来呈现这些考古成果，因为中国的考古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到目前为止，向海外阐释和推广的工作还非常少。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又怎么看博物馆和考古、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比如，博物馆如何充分地对考古成果和资料进行解读和展示？

杰西卡·罗森：在我看来，博物馆这种形式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展示精美器物的传统方式。但这种方式很难呈现出社会的复杂性。我认为，除了博物馆本身，我们还需要制作关于发掘过程的视频，并对玉器、青铜器等所涉及的技术进行深入讲解和讨论。

我知道中国有许多科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明白这一点，但他们尚未发展出有效的方法将这些内容向公众充分展示。不过，良渚博物院就做得非常好，其中有一些展陈实例，将整套玉礼器及其所有相关组件集中在一个地方完整呈现，令人印象深刻。

我认为如今博物馆正在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传达历史，但这仍然是一个难题——即便在西方也十分困难。对于一位专注于发掘、深入理解所见之物的专家来说，要将这些复杂的知识清晰地传达给普通观众，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这座连接专业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尚未真正建立起来。

我认为，这正是你们这一代人需要去发展的方向：如何在不强调“最大”或“最好”的前提下有效传递信息。人们总是喜欢说“这是最大”“这是最好”，但我觉得不必执着于此。你们需要发展出一套新的表达方式，比如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子”，或者“这是一件罕见的发现”。比如，我会说，玉器是中国信仰体系和工艺技术的重要基石之一，应当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和阐释它们，而不仅仅是宣称“这是最大、最好的”。

三星堆规模确实宏大，但更重要的是，它与众不同，甚至显得奇特而独特，它做到了其他遗址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它向你展示了古人进行仪式时的情景，呈现了一种叙事，展现了一场表演——这在中国其他任何遗址中都未曾出现过。直到佛教艺术兴起之后，你才开始看到带有故事性和叙事性的内容；而在那之前，真正的史前遗存中只有极为有限的故事和图像表现。

然而，三星堆这样的遗址中，你却能看到一场非凡的仪式表演。我认为，如果你读过我的第四章，就会发现我明确指出：这种现象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出现。而良渚遗址则以它自己的方式，与其他所有遗址截然不同——因为它关乎中国玉文化的根本起源。

潮新闻·钱江晚报：我关注到书中的绘图，和我们平时在学术著作中看到的不太一样，做了重绘。图像也是您研究的重点，能否谈谈图像在考古学的意义。

杰西卡·罗森：我们之所以重绘，是因为书面向的是一群不了解中国的观众。比如，一个商代的容器，在考古报告里，常常是分开展示的，一半保留原有的纹饰，另一半则是剖面图，以展示青铜器内部的结构和实际大小。这样处理后，器物看起来就不那么“完整真实”了，但能更清晰地呈现其工艺与体量。

所以我需要说服西方人，让他们看到我所看到的东西。正因如此，我们才重新绘制了这些图示，使其呈现为完整的图像——而不是只提供一半的线图，而是给出完整的复原图。中国的考古学家可能会对此提出批评，但若不这样做，就会失去西方的关注。我们必须理解你们，而你们也需要理解我们，否则人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些图示。

部分图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感谢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晨对本次报道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