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祖拉布·采列捷利 （1934年—2025年），出生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俄罗斯艺术巨匠，在绘画与雕塑领域成就卓著。自1997年起担任俄罗斯艺术科学院主席，代表作《彼得一世纪念碑》《正义战胜邪恶》等已成为世界多地艺术地标。}

2025年春天，莫斯科俄罗斯艺术科学院的灯光温暖。那张沙发上，摆着一只绣着中国元素的靠枕——它静静地见证着主人的离去，也见证着他与东方长达一生的情缘。

祖拉布·采列捷利在睡梦中安静地离开了，生命画上了句点。这位俄罗斯人民艺术家，在跨越90年的生命旅程中，把格鲁吉亚的阳光、中国的山水与俄罗斯的浩瀚气象融为一体，用雕塑记录时代、用色彩塑造精神，树立起了一个时代的里程碑。

采列捷利的一生，是漫长的、丰富的，也是伟大的。他创作了5000余件作品，包括油画、版画、雕塑和纪念性装饰艺术，尤以纪念碑式的雕塑语言闻名于世。他曾为普希金、果戈理、布罗茨基等创作纪念雕塑，将这些文学家的人生一瞬定格；联合国总部前广场上的《正义战胜邪恶》、莫斯科河畔的彼得大帝航海雕像、巴黎圣母院前的教皇保罗二世纪念雕塑等地标性艺术符号，都出自他手。也因为此，他被誉为“苏联后期艺术的见证者”和“欧亚文化桥梁的建造者”。

对我而言，采列捷利一直是仰望的存在。后来因工作缘分得以走近他，才真正看到这位大师的日常——温和、细腻，甚至带着几分孩童般的真诚。每次见面，他总笑着挥手，示意我靠近。那一刻我明白，那些恢宏的纪念碑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宁静的灵魂。

_{采列捷利油画作品《我生来就是园丁》。（俄罗斯艺术科学院供图）}

格鲁吉亚的阳光

1934年，采列捷利出生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父亲是工程师，母亲出身贵族，家里文化气息浓厚，他自幼耳濡目染，对线条、空间和色彩的感知早早萌芽。

他常常回忆起童年的那段快乐时光——在库塔依西祖母的乡间小屋，奔跑在阳光下的葡萄园和山丘之间，与伙伴追逐、放歌。那片高加索的天空，成为他一生中关于光的最初记忆。

受舅父、格鲁吉亚画家齐格拉·尼扎拉泽的启发，少年采列捷利开始痴迷于绘画。每个周末，他都会钻进舅父的画室，呼吸着松节油与颜料的气息，看画家们用颜料和笔触塑造情感。舅父不仅给了他第一套画具，更在他心中刻下了“艺术是信仰”的概念。

1952年，采列捷利考入格鲁吉亚美术学院绘画系。当时，学院推崇严格的苏联学院派，一切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但年轻的他内心渴望自由：课堂上偷偷临摹印象派，课后偷偷描绘城市街角的光影。

毕业后，妻子伊涅莎在巴黎的亲属愿意资助两人赴法深造，但当局只批准采列捷利一人出境。于是，这位来自高加索的青年踏上了通往艺术之都的旅程。

在巴黎，他感受到“另一种艺术”。法国的课堂没有固定题材，也没有标准答案，导师鼓励学生“去发现自己的世界”。在夏加尔的工作室，他第一次看到光与色彩交织的空间：油画、蛋彩画、彩色玻璃、马赛克彼此呼应；在毕加索的工作室，他看到另一种创作节奏：“他先画画，再写字，做陶瓷，然后又回到画布前。”这份不设限的创造力，深深震撼了年轻的采列捷利。

“那一刻我懂了，艺术并非职业，而是一种存在方式。”他说。

这趟巴黎之行，让他彻底脱胎换骨。回到第比利斯后，他的艺术风格迅速成熟，开始涉足剧院装饰、马赛克壁画、彩色玻璃、珐琅彩与雕塑，并开始用形体和色彩书写世界。

在苏联艺术的黄金年代，纪念碑是一种信仰的语言。20世纪70年代起，采列捷利的名字几乎与“纪念性雕塑”画上了等号。“雕塑不仅是塑形，更是用物质传达精神秩序。”采列捷利说。

1980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奥运会总美术设计师，将城市空间变成一座巨大的视觉舞台：喷泉、雕塑、建筑与色彩在节奏中共鸣。1990年，冷战的阴影尚未散去，他的纪念碑《正义战胜邪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揭幕。作品由美苏两国销毁的导弹碎片铸成——战争的残骸被熔为和平的形体，主体是战士挥剑斩杀恶龙。许多人至今还记得揭幕时的场面：阳光照在青铜表面，折射出刺目的光，那光像是来自战争尽头的一道希望。这座纪念碑，使采列捷利真正走上世界舞台。

_{采列捷利的雕塑作品《正义战胜邪恶》，立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前的广场上。（视觉中国）}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艺术进入剧烈转型期。采列捷利的雕塑开始承担“重建文化身份”的使命。他的作品陆续出现在格鲁吉亚、巴黎、莫斯科和美国——从《圣尼诺》的张开双臂，到《悲伤之泪》为“9·11”遇难者祈福，他用形体讲述情感，也用雕塑参与时代叙事。

其中最具象征性也最具争议的，是高达98米的《彼得一世纪念碑》。它矗立在莫斯科河与运河交汇处，巨大的彼得大帝形象立于船首，手持金色卷轴，目光望向西方。有人说那是帝国的象征，也有人说那是改革的寓言。无论褒贬，它的存在本身就像一场视觉宣言：一个国家，正在重新定义自己的过去与未来。

“如果雕塑不引发争论，那它就只是装饰。”采列捷利从不回避宏大叙事，相信艺术必须拥有“承担历史的勇气”。无论是《正义战胜邪恶》的战士，还是《彼得一世纪念碑》的航船，都在表达同一个主题——在破碎与重生之间，艺术能否保存人类的尊严。

采列捷利的回答是肯定的。他用雕塑证明，即便世界秩序崩塌，艺术依旧能够让信仰有形、让时间有声。

_{莫斯科河畔采列捷利设计的《彼得一世纪念碑》。（IC Photo）}

东方情结

采列捷利的一生，艺术从未被国界束缚。对他而言，世界是一个可以用色彩与形体相连的整体。在这幅辽阔的艺术地图上，中国是他始终挂怀的温柔之地。

我曾多次造访他的办公室及其郊外的家，也有幸几次受邀参加家宴。席间，他常提到童年记忆里的一位中国人“鲁福”。他说，那是在第比利斯工作的中国工匠，勤劳、寡言、心思细密。采列捷利提起他时，总带着微笑：“他让我第一次明白，勤奋与智慧是共存的。”这段童年记忆，像一束温柔的光，照亮了他此后一生的艺术世界，也让他对中国念念不忘。

采列捷利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中国之行是在2015年。那一年，81岁的他应中国美术馆之邀访华，捐赠油画《北京的向日葵》和雕塑《守护和平》，并亲自开设示范课。课后，他对我说：“中国学生眼神里有一种纯粹的光。他们不像欧洲年轻人那样急于表现自己，而是在聆听颜色的声音。”

这次访问，也让他对中国艺术与精神的理解更为具体——一种“以宁静见力量”的智慧。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胡同的静谧与长城的延绵，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称那是“最像时间的建筑”。

此后，他与中国的艺术交流不断延续。

2018年，他特地为在莫斯科的中国青少年开设油画班，穿着白衬衫、系着红围裙，亲手教孩子们“让颜色发出声音”。2023年，中国美术馆为他举办大型个展“生命的律动”，展览分为“优游”“沉吟”“丰盈”“百态”四个篇章，既是艺术的阶段划分，也像他对人生的自我总结。有中国评论家写道：“采列捷利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温度的俄罗斯——那是情感、信仰与人性并存的国度。”

一年前，我曾走进采列捷利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工作室，看到沙发上并排放着两只靠枕——一只绣着中国古装人物，另一只是俄罗斯套娃。老人笑着指着它们，说：“这就是我的世界——中国的平衡，俄罗斯的温度。”当时他还补了一句：“中国艺术的平衡与节奏，是最接近自然法则的。这是一种心的秩序。”

_{2018 年，采列捷利为在莫斯科的中国青少年开设油画班。（俄罗斯艺术科学院供图）}

落幕与传承

2024年春天，莫斯科迎来了名为“阳光花园”的大型个展——那是祖拉布·采列捷利九十华诞纪念展，也是他一生艺术的回顾。

在大展前的那段日子里，采列捷利像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当时，我们常到他郊外住宅讨论展览细节——老人总是到门口迎接，笑容温和如旧。午餐时，他依旧照顾着每一个人。谈起展览时，即便倦意袭来，也舍不得离席。讨论到某个细节，他会忽然睁眼，带着幽默说：“小伙子们，办展有问题？交给祖拉布，全搞定！”

一年后，2025年4月22日凌晨，采列捷利去世。消息传来时，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陷入静默。谁都没有料到会如此突然——21日的下午，我们还在他的办公室一起品尝从杭州带来的明前龙井。

第二天，安魂仪式在莫斯科的耶稣救世主大教堂举行，那是他亲手参与修复的建筑。钟声缓缓回荡，队伍从主厅排到了街口。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唁电中称他“忠诚于高尚的理想与初衷”，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称他“让艺术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如今，艺术的接力棒传到他的外孙瓦西里·采列捷利手中——由他担任俄罗斯艺术科学院主席。

相比外祖父，瓦西里更关注策展、艺术教育与国际合作。每当谈到中国，他的语气总带着一种亲切。“祖父告诉我，东方艺术最打动他的，是那种含蓄中的力量。我希望科学院未来与中国的合作也能拥有那种力量。”

祖拉布·采列捷利离开了，但他所塑造的形体——那些布满光影与力量的作品——仍在这个世界上延续着他的呼吸。那些被阳光照亮的形体，以及背后的信念，正由后人继续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