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日，孙毅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孙毅

出生于山东省海阳县（今海阳市），男高音歌唱家。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到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曾担任中国歌剧舞剧院党委副书记兼歌剧团团长、中央民族乐团党委书记，荣获“全国首届歌王歌后大赛”民族唱法最高奖“歌王奖”、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主演中外歌剧《艺术家的生涯》《古兰丹姆》《原野》和音乐剧《日出》等。

偌大的会议室座无虚席，歌唱家孙毅走上讲台。没有讲稿，没有PPT（演示文稿），只有一只水杯。他清了清嗓子，接连唱了两首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在那遥远的地方》，歌声高亢嘹亮。特别的开场之后，他开始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艺术初心，连讲3个半小时，最终以一首慷慨激昂的诗歌朗诵结束。

台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天色已暗，无人离场，三三两两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上课的感受。更多人涌向讲台，将他层层围住，交流、合影。他面带微笑，一一回应，直到人群散去。

曾经，孙毅作为一名歌剧演员，站上过各种各样的舞台：从繁华都市的剧院到偏僻乡村的广场，从新疆核试验基地到云南边防部队，从海拔4000多米的“世界屋脊”到地下千米深的矿井……“一眼望去都是人，总是被热切的目光和掌声包围。”孙毅回忆说。如今，他从舞台转身走上讲台，依然如此。

“每次课后都会收到很多反馈信息，这是最初没想到的。与其说学员被我的故事、我的讲述打动，不如说这是一次情感的共鸣和精神的共振。所以，我很乐于去分享自己的些许人生体会。”孙毅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和孙毅熟悉之后，不免惊讶于他的活力——他每每出现都精神饱满、声音洪亮，聊至兴处便高歌几句。也钦佩他的认真——采访前几天，他一再跟摄像记者确认服装和流程，像每次登台演出前一样。“人生处处是舞台，每一次我都如履薄冰。”他说。

“搞中国民族歌剧当然要在中国的土地上”

孙毅走上艺术的舞台，源自热爱。

他天生嗓子好，从小喜欢唱歌和表演。读中学时，父亲在济南师范学校工作，校园里艺术氛围浓厚，他耳濡目染，艺术基因被激发。那一时期，样板戏风靡，他也着了迷，“《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全本唱段，全靠听广播学下来”。15岁那年，他特招入伍从事文艺宣传，真正踏上艺术之路。5年后复员，到济南一家化工厂工作。

人生转折发生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孙毅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太狂妄”的决定：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那一年，声乐系全国只招20人（后扩至40人），“真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我知道这是一个机会，或许是人生唯一一次的机会”。他请假到北京，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叩开了这所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的大门。

1978年，孙毅到中央音乐学院读书。大学生活忙碌而新鲜，中外音乐理论课、视唱练耳课、合唱课、台词表演课、形体课等，“每天去琴房练声，一练两三个小时。但仅练声是不行的，还需要感觉、悟性。在老师的指导下，慢慢体会、消化和吸收”。

5年后，孙毅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大戏——意大利歌剧《绣花女》（又译《艺术家的生涯》或《波希米亚人》）。这是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的经典剧作，孙毅出演男主角鲁道夫，一个穷困潦倒的诗人，与绣花女咪咪相爱。“太过瘾了！穿上戏装，有布景、道具，还有乐队，站在舞台上整个人都热血偾张。”孙毅回忆说。

1987年，孙毅（右）在歌剧《原野》中饰演焦大星。（受访者供图）

因为这次演出，孙毅真正喜欢上了歌剧。中国歌剧舞剧院也看中了他，邀请还没毕业的他出演歌剧《古兰丹姆》的男主角。毕业后，他留在剧院担任歌剧演员，开始在民族歌剧的舞台深耕。“认真研究民族声乐，用美声来演唱中国声乐作品，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说。他饰演《原野》中的焦大星、《日出》里的方达生，也挑战《白毛女》里的黄世仁、《江姐》里的沈养斋等反派人物，在歌剧界崭露头角。

1988年，由孙毅担任团长兼主演的《原野》剧组受邀赴美国演出。这被认为是“中国歌剧首次叩开西方歌剧宫殿之门”——此前中国歌剧只到过苏联演出。因为《原野》，孙毅引起美国歌剧界的关注，还有音乐学院向他抛出橄榄枝。他一一回绝，在接受采访时说：“《原野》的成功更证明了我搞中国民族歌剧的路走对了。搞中国民族歌剧当然要在中国的土地上。”

1992年，孙毅参加“全国首届歌王歌后大赛”，经过几轮角逐，最终以一曲《船工号子》获得民族唱法最高奖“歌王奖”。这次获奖，再次印证了美声与民族唱法结合的可能，也被孙毅视作“人生的高光时刻”。

四个舞台

得奖后不久，一位老艺术家和孙毅聊天，对他说：“不要沉浸在里头，要以此为起点，把艺术之路走得更扎实、更远。”

这句话点醒了孙毅。“当一个文艺工作者实现了自我价值后，应将目光投向社会，担当起社会责任。”他开始走基层，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成了“慰问演出专业户”。在无数次演出中，他总结出印象最深的“四个舞台”。

他站上过“最高的舞台”。1994年，为庆祝布达拉宫维修竣工，孙毅随团赴拉萨参加庆典演出。在海拔3650米的德央夏广场，他演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唱着唱着就因缺氧头疼”。之后，慰问团行至海拔4000多米的那曲时，不少演员开始头晕、呕吐，登不了台。孙毅本想请假，转念一想：“能站在青藏高原上唱歌不容易。此行是我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西藏演出，不能留下遗憾。”他毅然登台，唱起了自己获奖时的歌曲《船工号子》，“乘风破浪嘛奔大海呀嘛，齐心协力把船扳哪……”在“世界屋脊”上响起，高亢嘹亮。

1998年， 孙毅在矿井下演出。（受访者供图）

他也曾深入“最低的舞台”——千米之下的矿井。那是1998年，孙毅随团赴山东某煤矿慰问演出。经多番争取，煤矿领导同意安排井下演出。他带着几个演员头戴矿灯帽，身穿工作服，脚蹬雨靴，下到千米深的地下。没有灯光，矿工们把头上的矿灯打开，齐刷刷照向中央，空旷的巷道成了天然的音响。“这是我人生海拔最低的舞台，但在我心中却很高。”孙毅说。

他面对过“最多的观众”。“我去过很多贫困山区、边疆农村，一听说有演出，人们就如潮水般涌来。”1995年，他参加文化部组织的“重走长征路”慰问团，在延安安塞广场演出时，被当地的场面震撼：演出的土台子被挤得水泄不通，有人站在卡车、拖拉机、自行车上，不少孩子爬到了树上、房顶上，家家户户阳台上也站满人。演出结束，仍有人扒着围墙，不愿离去。

他也曾为“最少的观众”演出。1995年春节前，孙毅到北京密云水库警卫部队慰问。寒风呼啸，汽车驶上水库大坝，水面上结了冰，明晃晃的。透过车窗，他看到不远处有人在执勤，便要求司机停车，走近一看，原来是位年轻的小战士。他当即送上自己的个人专辑，转身欲走又折返，站在战士对面，深情地唱起了《说句心里话》。“那一刻，风好像突然停了下来，只听见歌声划破天空。”第二天，有媒体刊发报道，标题为：为一个人演出演不演？副标题为：战士徐刚成为慰问团演出的“奢侈观众第一人”。

艺术的较量，文化的较量

走得越久，行得越远，孙毅对名利看得越淡。

“我曾到原子弹核试验基地演出，那里的战士长年与风沙作伴，渴望看到倒映天空的池塘，看到绿叶绿草，他们怎样看待名声？我也到过中越边境云南老山主峰，战士们看完我们的演出就要冲锋陷阵，生死难料，名声又值几何？”孙毅说。

回顾往昔，孙毅自觉“人生顺遂”。从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演员到党委副书记兼歌剧团团长，再到中央民族乐团党委书记，他一边坚持演出，一边投身院团管理。

“一是觉得自己对院团有一份责任，更大的动力是想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和更大的艺术空间。”孙毅说。从事管理工作后，他邀请各领域学者给年轻人上课，上文学课、历史课，也上政治课、军事课等。“艺术较量，到最后是文化的较量。没有文化内涵无法打动人。你看看现在火的那些歌剧、舞剧，背后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20世纪90年代，孙毅随全国青联慰问团赴“老少穷”地区慰问演出。（受访者供图）

作为亲历者，孙毅见证了中国民族歌剧发展的起起伏伏。他记得改革开放初期，郭兰英在天桥剧场演出《白毛女》，早晨五六点就有观众去排队买票。“随后，流行音乐、外国歌剧舞剧起来了，使得民族歌剧举步维艰。20世纪90年代曾回暖过，但时间不长。”

近年来，中国歌剧、音乐剧市场逐渐繁荣起来。就在这两年，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等重点扶持了一批优秀剧目，如《义勇军进行曲》《可可西里》《红高粱》《郑成功》等。“整体确实好多了，但还不够。文艺创作要有‘高原’，还要有‘高峰’。这需要更多艺术家投身其中，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孙毅说。

如今，孙毅已退休多年，但比不退休还忙，“总想做点儿什么。融入社会、贡献社会、拥抱社会，我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他将精力倾注于授课、讲座，也担任歌唱大赛的评委。他的学员遍布各地，有学生也有工人，有群众也有干部。“他如同一位执着的‘播种者’，把艺术的种子、初心的力量，撒向更广阔的土地。”有学员评价说。

工作之外，孙毅每天坚持锻炼和练声，“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他也清楚地知道，只要歌声还能打动一颗心灵，他的舞台就永不落幕。

《环球人物》记者 陈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