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在全球诗坛也享有盛誉，其作品被译成20多种语言，许多诗篇还被谱成歌曲。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基金会网站）

1974年，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佩戴枪支出现在联合国，他演讲的最后一段话至今仍被广为传诵：“我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落下。”

阿拉法特的好友、被誉为巴勒斯坦“民族诗人”的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就是这段演讲的起草人之一。

举凡彪炳史册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仅有壮烈的军事斗争、坚定的政治抵抗，也有以笔为刀、意志不屈的文化力量。巴勒斯坦也不例外。达尔维什大半生在流亡、关押和围困中度过，他坚持用手中的笔争取巴勒斯坦的民族团结和自由独立。阿拉法特称他是“巴勒斯坦的情人”。

在长期的炮火中，巴勒斯坦的国际形象常被简化为百孔千疮的废墟和挣扎求生的难民。达尔维什则用他的诗歌告诉世界，巴勒斯坦同样拥有灿烂的历史与文化，它的人民与其他民族一样，希望以抗争获取尊严。

诗歌的吸引

记下来！我是阿拉伯人！

我的名字没有头衔

在一个引人愤懑的国度里

隐忍自抑。

——《身份证》

1948年，新成立的以色列无视联合国大会决议，夺取了巴勒斯坦大片土地。近百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或遭到以色列驱逐，1948年5月15日后来被称为“Nakba”，即灾难日。

不到7岁的达尔维什亲眼看见家乡比尔瓦村被以军夷为平地，一家人被迫逃往黎巴嫩的难民营。“那时除了光与声音我们没有别的敌人。那个夜晚除了幸运我们没有同盟。充满恐惧的软弱声音训斥着你：别咳嗽，孩子，咳嗽通向死亡的终点！……”在达尔维什生前最后一本著作中，仍能看到灾难日的残酷烙印。

1949年，达尔维什随家人辗转返回故乡时，比尔瓦村所在的加利利地区已悉数被以色列占领，他们沦为以色列统治下的“二等公民”。

童年的达尔维什身体素质一般，无法参与摔跤、踢球等同龄男孩热衷的体育运动。不上学时，他通常跟家中的成年人待在一起，听他们吟诵古老的阿拉伯传说。他为传说中的诗歌着迷，意识到写作可能是自己的舞台：“诗的声音吸引着我。”

在父母和老师的鼓励下，达尔维什的写作天赋很快展露。12岁那年，他受邀参加当地的以色列国庆活动，朗读了自己的诗作。不过，这首诗的主题与官方欢乐的气氛相去甚远，更像一种反思和追问：身为阿拉伯人，为何要被迫庆祝以色列的建国纪念日？

第二天，达尔维什被一位以色列军政长官叫到办公室，遭到对方的严厉斥责。在紧张的同时，达尔维什也觉得十分惊讶：“强大的以色列竟然为我写的一首诗感到不安！”他由此开始将诗歌当作“严肃的事情”来看待。

在巴勒斯坦拉姆安拉的达尔维什纪念馆内，有一面纪念墙，陈列着达尔维什生命中的重要照片。（巴勒斯坦旅游和文物部网站）

中学毕业后，达尔维什在海法定居，担任以色列共产党机关报的编辑。以色列当局以“思想激进”为由对他进行长期监视，要求他每天下午到警局报到，日落后禁止出门。

1964年的一天，达尔维什到以色列内政部做身份登记，办事的犹太女职员带着轻蔑的口气反复询问：“你的民族是什么？”达尔维什深感屈辱，于是在回程的汽车上开始创作《身份证》一诗。

“这首诗被视为达尔维什的成名作，是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广为传诵的名篇。”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师唐珺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其他国家的读者也许很难理解由身份所引发的问题，但是巴勒斯坦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以军要求出示身份证明。在中东战争的大背景下，这直白的愤怒诘问，引起了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强烈共鸣。

从1961年至1969年间，达尔维什5次被捕入狱，他的另一代表作《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就是在狱中完成的。“我见到你，渗透了海盐与沙粒——你美得宛若大地，宛若儿童，宛若茉莉。”他将祖国比为“情人”，直抒胸臆地体现了对祖国的依恋。

“谁是这土地语言的拥有者”

我的祖国是旅行箱

只是没有人行道

没有墙

——《高影赞歌》

1970年，达尔维什第二次离开祖国。在长达25年的流亡中，他的足迹遍布亚欧大陆，其中停留最久的城市是黎巴嫩的贝鲁特和法国的巴黎。

作为巴勒斯坦民族诗人，达尔维什经常参与公开活动。（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基金会网站）

在贝鲁特，达尔维什加入巴解组织，并担任《巴勒斯坦事务》月刊主编。当时的贝鲁特是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他在此结识了众多诗人。唐珺认为，走出占领区的达尔维什找到了新的土壤，用密集的意象代替了创作初期的简单抒情。从橄榄、香橙到麦种、茉莉，“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化为祖国的象征”。

对于巴勒斯坦风物的挖掘，实际上关系着家国空间和记忆的重塑。达尔维什曾谈到一位以色列诗人的创作，指出对方将巴勒斯坦的土地称为以色列土地，一些诗歌美得令巴勒斯坦诗人汗颜。“于是我们之间存在一种竞争：谁是这土地语言的拥有者？”

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攻陷了巴解组织的大部分基地。轰炸机、穿甲弹、迫击炮……猛烈的轰炸和屠杀再一次给达尔维什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他不得不告别相对宁静的生活，辗转于叙利亚、突尼斯、约旦等地。1985年，他受阿拉法特之托，前往巴黎主编文化刊物《迦密山》，随后在巴黎断断续续生活了10年。

唐珺专著《抵抗，作为一种诗观》。（受访者供图）

唐珺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直到来到巴黎，达尔维什的诗歌才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诞生，一种远离祖国的距离感使他能够以“旁观者”姿态冷静审视祖国、阿拉伯民族和世界。这一时期，达尔维什笔下的意象进一步丰富，其中大量意象来自阿拉伯特色的神话和历史。比如在《我是优素福啊，父亲》一诗中，达尔维什写道：“父亲啊！我的兄弟们不爱我，不愿我在他们中间。父亲啊，他们殴打我，向我投石头并辱骂我。”优素福的故事源于《古兰经》，而诗人化用其中手足相残的段落，指向了现代阿拉伯和犹太民族的纷争。

达尔维什还运用各种意象，刻画巴勒斯坦同胞流离失所的苦楚。在他的笔下，流亡者是“摆脱了身份之地引力的自由人”，“无法回到任何一个曾经走进的家”；祖国时而是旅行箱，时而是芝麻粒，时而又是一根晾衣绳，“晾着每一分钟都在滴血的一块块手绢”……

1987年，达尔维什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当选为巴解组织执委会委员，是《巴勒斯坦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不过，他在“奥斯陆协议”上与阿拉法特产生了分歧，认为该协议“带给巴勒斯坦人少得没有底线的公平”。

1993年，他退出巴解组织，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力图以诗歌的方式，继续巴勒斯坦的抵抗事业。

留住“一个身份”

我们有半份生命

我们有半份死亡

有一些永生的计划……和一个身份

——《此地，此刻，此地和此刻》

流亡使得达尔维什获取了新的创作养分，但也带来了“抛弃”故土和人民的“良知之痛”。在异国他乡，他时时拷问内心：“离开是对的吗？”1994年5月，根据巴以双方达成的协议，巴勒斯坦实行有限自治。达尔维什感到“不应该浪费这个机会”，于1995年回到拉姆安拉，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定居地之一。

但现实似乎距离达尔维什的理想越来越远。进入21世纪，巴以和平的曙光仍未显现，双方不断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在晚年的一次采访中，达尔维什坦言，年轻时他认为诗歌可以是变革的工具，但后来他得出结论，“诗什么也改变不了”。

在唐珺看来，达尔维什并没有放弃抵抗，而是更专注于审视个体命运和人性本质，从而启发巴勒斯坦人民捍卫自己的文化属性，用一切途径保留人文形象和国家形象。“在诗人看来，巴勒斯坦人民应面对现实、自强不息，不能仅仅在悲情中徘徊。”

与此同时，达尔维什还对巴以冲突的历史、文化原因进行深入的反思——早年在被占领土生活期间，达尔维什的生命中出现过一些相当重要的犹太人，包括他的初恋情人、希伯来语启蒙老师等。从一开始，他就“不曾将犹太人视为恶魔或是天使，而是视之为人”。

换言之，达尔维什反抗的并非以色列人民，而是战争本身。知名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评价，达尔维什后期的诗歌把巴勒斯坦事业的悲剧性和属于全人类的悲剧性，用一种非常出色的诗歌语言融合起来。这让达尔维什在以色列也拥有大量读者。他经常受邀请到以色列诵诗，离世前还在海法朗诵了他的最后一首诗。

2008年8月，因心脏手术失败，达尔维什在美国休斯敦逝世，享年67岁。他的灵柩移至拉姆安拉的那天，上万民众自发前来悼念。

达尔维什的墓碑就陈列在纪念馆中部走廊的尽头。（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基金会网站）

在拉姆安拉一处风景秀丽的山坡上，巴勒斯坦政府为达尔维什修建了纪念馆。中部通道的尽头是达尔维什的墓地，墓碑上刻着他的诗句：“蝴蝶的痕迹不可见，蝴蝶的痕迹不消散。”

《环球人物》记者  冯群星

延伸阅读：巴勒斯坦文化名人

爱德华·萨义德

1935.11—2003.9

巴勒斯坦裔美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1978年出版《东方主义》一书，指出19世纪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是没有真实依据、凭空想象出的东方，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人民和文化有一种强烈的偏见，他由此成为后殖民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积极参与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业，常就相关重大事件撰写文章，著有《巴勒斯坦问题》《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等。

斯利曼·曼苏尔

1947—

巴勒斯坦艺术家。他运用橄榄树、清真寺等源自巴勒斯坦生活、文化、历史与传统的符号，展现了巴勒斯坦人民坚韧不拔的精神。1973年，他参与创立巴勒斯坦艺术家联盟，同年发表他最为知名的作品之一《苦难骆驼》，画中描绘了一个背负着耶路撒冷蹒跚前行的男人。2019年，他因在国际上弘扬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文化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沙迦阿拉伯文化奖。

巴希姆·汉达克吉

1983.12—

巴勒斯坦作家。小说《天空颜色的面具》于2024年获得阿拉伯小说国际奖（IPAF），这是阿拉伯世界最负盛名的文学奖项之一。评委会主席纳比勒·苏莱曼认为，这部小说“剖析了家庭破碎、流离失所、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等复杂而痛苦的现实”。汉达克吉被指控参与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活动”，自2004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

穆罕默德·阿萨夫

1989.9—

巴勒斯坦歌手。他在加沙南部的难民营长大，2013年从难民营翻越边境前往黎巴嫩参加选秀节目《阿拉伯偶像》，凭借良好形象和描述巴勒斯坦民族历史的歌声赢得大批粉丝。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亲自打电话鼓励他，呼吁全民为他投票。他在决赛中一举夺冠，被许多巴勒斯坦人视为民族团结的象征。后被任命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青年大使。

莉娜·苏蕾比

1992.9—

巴勒斯坦女歌手。因翻唱阿拉伯经典歌曲在社交网络走红，截至2024年已发布40余首涵盖中文、英语、法语、阿拉伯语等多语种的作品。2022年为北京冬奥会演唱主题曲《一起向未来》阿拉伯语版，受到更多中阿歌迷的关注。

巴西勒·阿德拉

1996.6—

巴勒斯坦导演。2024年2月，他与拉谢尔·瑟尔等人联合执导的纪录电影《唯一的家园》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该片记录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村民的日常生活，实录推土机铲平房屋、士兵填埋水井等场景。该片斩获第七十四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观众奖最佳纪录片及最佳纪录片金熊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