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8日推出：《张宪文：为了不能忘却的三十万》。

张宪文：我这一生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南京大屠杀。过去讲史学是冷板凳，但坐冷板凳不能心也冷，就是说还要做出成就来，为国家、民族、学科发展做出有意义的成绩出来。

张宪文先生

【先生名片】

张宪文，1934年生，今年91岁。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先后主编了《中华民国史纲》《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抗日战争专题研究》100卷等著作，其中《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铁证，成为当今中华民国史研究学界最具标志性的成果。

一个人，82岁还敢开启一项全新的工作吗？张宪文就敢，不但敢做，而且能做成。

张宪文：82岁开始做这个，我是全力以赴的。从2015年（抗战全面胜利）70周年到今年80周年，正好十年。

今年9月之前，摔伤了腿的张宪文就在为《抗日战争专题研究》系列图书的出版忙活。这套大部头的图书，是南京大学联合北大、南开、武大、复旦、浙大、山大等多所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学术单位，以及两岸数十位骨干学者共同参与完成。耗时10年完成的100卷图书全部出齐后，总字数超过3000万字，这将是海内外规模最大、学术体系最为完备的抗战专题研究系列著作。

张宪文：它独特的地方就是研究一个题目，也就是说问题意识。比如抗战时期我们的大学内迁很感动人，（原）中央大学的人员到重庆，学生到重庆，实验设备到重庆，生物系的黄牛都是实验用品。黄牛是从南京沿着长江赶到重庆，校长出去欢迎。

抗战百卷编委会合影（张宪文为前排右三）

早在1986年，张宪文就领衔承担了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抗战研究”项目，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正面战场的学术专著《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这次主编《抗日战争专题研究》和《中国抗日战争史》，张宪文又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要原创，不要史料汇编；5轮审读，两次查重，对抄袭零容忍，哪怕是引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能超过20%。

张宪文：抗日战争有些问题并不是过去没有研究，是研究得不够，研究得不深。

张宪文讲不要把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像翻烧饼那样翻来翻去。

张宪文：观点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我们历史就是真实地、正确地坚守，所以我的观点是寻求真实、坚守真理。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获得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中国历史类一等奖，张宪文（右三）代表全体编者上台领奖

“寻求真实，坚守真理”，八个字背后，是在书山书海里一次次的攀爬浸泡，也是穿越千里万里的劳顿奔波。还是张宪文，还是十年时光，从2000年到2010年，他组织了100多位学者，先后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档案馆、图书馆等机构收集资料，结集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4000万字。

张宪文：我们的材料都是原始的。去日本军方的一个档案馆，第一天好，他很高兴地拿出材料给你看。后来走的时候，我们要给材料盖个图章，他又不开放，日本变卦了。美国、英国20年、30年的档案全部开放，所以我们从西方得到的材料最多，都是日本屠杀中国军民最重要的证据。

1988年7月，张宪文首访东京庆应大学，并作学术报告，日本多位史学家出席报告会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被认为是反映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最直接、最有力的史料。

张宪文：在我们出版了第五卷的时候，日本就开始派人来找我们对话。不久的时间，日本的外务省在网站上就承认了日本对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30万不是我们定的，是两个审判，南京审判和东京审判确认的这个数字。为什么日本不敢否定这套书？不敢否认这个数据材料？因为都是事实，而且全世界的。

“日本侵华图志”（25卷）选用图片2万余幅，真实反映日本侵华罪行（张宪文为左三）

一条、一条，又一条，再一条……30万条鲜活的生命，不分军民，无论老幼，何以被自己的同类所屠戮？在张宪文眼里，这就是值得花费光阴去研究的事情：南京大屠杀，南京的学者不做，谁来做？

张宪文：我们到日本的3个老师，为了节省经费，到日本一两个月都瘦了。有个老师研究心理学的，他说，“张老师，我跟他们这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对话，我心里很难受。作为中国人，这应该是爱国，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讲，要冷静”。我说，历史学者要做一个“冷血动物”，要冷静地处理些问题，而不是以满腔的热情，不是热血沸腾的。

怎么能确保自己笔下的文字就是非常的理智和冷静呢？

张宪文：因为多！同样一个问题，要很多材料来说明，孤证不能作为证据。大屠杀史料集之外，还出了一个《南京大屠全史》三卷本。我跟我们老师讲，那个三卷本是我们的观点，你不能讲很多的形容词，形容词就是不冷静了，往往会脱离了真实。

张宪文考入高中一年级的照片

做历史研究70多年，但这一切的起点，却是个“误会”。年少时，张宪文原本想学经济，在新中国刚刚起步的年月，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出一份力。

张宪文：1953年国家就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问题就提出来了，促使我要研究经济。高考志愿我就报了三个学校，一个是北京的财经学院，东北沈阳的财经学院，还有上海的财经学院。到发榜那天，这个榜是登在大区的报纸上，我们华东地区是《解放日报》，大家围在邮局门口买报纸。报纸上登了一个张宪文，我想这跟我是重名了吧？过了三天，我收到了学校的通知书，录取到南京大学的历史系。

1958年张宪文大学毕业时的照片

张宪文是顶着满脑子的问号进的南京大学，学历史，能干什么？也许，毕业后能去中学教书吧？四年后，张宪文接到留校教历史的通知。

张宪文：我知道教中国现代史是很难很难的，研究历史必须要有材料，这个没提纲，没大纲，材料看不到，档案不开放，所以是很难教的。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照本宣科，准备好提纲，避免讲错了。

站在讲台上总照本宣科也不是办法，张宪文就走出校门，四处去找寻资料。

张宪文：南京大学从重庆迁回来，学生人员都回来了，资料是陆陆续续回来的。正好有一大批资料在我们学校的一个草棚里边，从1945年到1960年，还没有开箱。我带了几个老师去开箱，那些书刊被蛀的、潮湿腐烂的，我们把它陈列在书架上，供教师教学使用。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打印出来跟别的院校交流，这样资料就多了。

南京大学历史系领导及骨干教师，听张宪文1958年初登讲台前的试讲

那几年，张宪文常常带着学生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帮着整理档案，听到从海外运回一批历史资料，就一本一本地往学校买。

张宪文：围绕着一些问题，写了些文章，写了100多篇吧。我想历史内容很庞大，要研究历史，光靠一个人写两篇文章不行，更重要的是组织一个大队伍来解决真正历史上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彼时，周恩来提出，历史不能隔断，应该做民国史研究。能够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借阅到大量新史料的南京大学，最先展开研究。

张宪文：当时这个《中华民国史纲》是50万字，大家推选我做主编。我早上基本上7点钟开始坐在书桌前面写作了，一直到晚上12点。那时候我正好差不多50岁，搞了8个月搞出来了。我儿子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就是：我不学习我爸爸，他在夏天天天光着个膀子坐在那里，从早到晚在那儿写。

从早到晚坐在书桌前不停地写，从此成为张宪文的日常。

张宪文：我们外边买来的包子和馒头摆在冰箱都硬了，要吃的话必须要蒸一下，这样才能把它恢复到原来软的情况，放到火上就忘了，很多次。我满脑子都是工作。

张宪文（左一）在大学时钟爱考古

编写《中华民国史纲》的8个月，最让张宪文费神的是，他得再三斟酌《史纲》中提及的每一条史料，反复琢磨每一个观点能不能站得住脚、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也正是因为那8个月的经历，张宪文开创性地提出，对历史认识的改进要采取“半步走”原则。

张宪文：我讲的原则就是半步走，所谓半步走的话，我们往前推进，推进到一定程度，没材料了，还坚持传统的一些观点。为什么要半步走？就像一个汽车转弯，急转弯会翻车，要缓慢地转弯才好，观点的改变要有一个过程。

曾经有学生问张宪文，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可是历史研究为什么偏要往后看？张宪文回答：为了走得更稳当。

张宪文：过去那么多的仁人志士，那么多的爱国将士，他们献出了生命，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掌握了解历史发展规律，我们也一定要按照规律要求做事情。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冯会玲。张宪文爱逛博物馆，爱看不同的风景，可是，书桌前总是有更大的牵绊。前些年，孩子不止一次地要带他出门游玩，他说，我总是答应得很爽快，但就是走不开。在那一方小小的书桌前，有我们这个民族所经受的苦难，那些有名有姓的、来不及留下姓名的将士、父子、母女、夫妻、师生……他们的性命，摊在先生的书桌上，分明是这样几个字：落后就要挨打！先生舍不得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