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6日，田青参加“共生·共荣”2025环球人物年度盛典。（段元勋/摄）

田青上台了，手上只拿了一个麦克风。

这是一场关于“守护传承民族文化”的主题活动，田青受邀演讲。上场前，为防止演讲嘉宾临时“卡壳”，工作人员递给他几张长方形的手卡，卡的背面贴着一些关键词，田青摆摆手拒绝了。

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今年77岁的田青，已和民族文化打了几十年交道，对自己要讲的内容有信心。

2000年，田青在青歌赛上发言点评。（受访者供图）

25年前，在那个学院派唱法为王的年代里，田青偶然代替朋友担任某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以下简称青歌赛）评委。现场，他指出参赛选手发声、音色等高度同质化的“千人一声”问题，并提出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以促成我国声乐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不成想，他的发言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并直接促成了音乐界乃至文化界对民间与非民间、传统与现代等问题的思考。田青无意间成了电视“红人”，后来青歌赛也在民族唱法组里单独分出了“原生态唱法”。

这几年，田青写的书《中国人的音乐》又在年轻人中间火了。在豆瓣网站上，网友们给它打出8.6分的高分。“我原来担心年轻人不能接受，结果根本不存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都携带着中华民族音乐的基因，这本书只是激活了它。”田青说。

田青的写作为什么可以吸引年轻一代？在这轻盈叙事的背后，有着他怎样的人生经历，又蕴含着他对文化怎样的理解？以下是田青的讲述。

“我是幸运的”

不要看我现在讲“中国人的音乐”和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我最早学习的主要是西方音乐。20世纪70年代，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考入天津艺术学院作曲系，主要课程是西方音乐的“四大件”：作曲、和声、复调、配器。

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同时负责“中国古代音乐史”和“西方古典音乐名作”两门课。与有大量音响的西方音乐史课相比，中国古代音乐史课的音响很少。一次课堂上，学生问我：“中国古代的音乐那么好，可它们现在在哪儿呢？”现在回想，后来我一生的努力，包括我想写一本《中国人的音乐》，初心可能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1982年，我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系，成为杨荫浏先生的关门弟子。

本来，一个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学者不会进入公众视野，但是一次偶然，我成为观众眼中的“铁面评委”。2000年青歌赛上，我提出要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鼓励声乐、艺术的多元化。没想到，我这5分钟的即兴发言很快发酵，许多人表示支持，但也有人反对，甚至有一家媒体连发4篇文章批判我。

回头来看，这场辩论的本质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接续历史。近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技术还是文化，我们都是打开国门学习西方。我们那班研究生，60%毕业以后去了美国。改革开放以来，学院派的民族唱法适应新时代，反映新内容，在受到大众欢迎的同时塑造了大众的审美，人们逐渐熟悉了这样的声音而淡忘了“土气”的民族固有唱法。所以，我提出的“原生态”唱法意外地挑战了当时的审美定式。

这意料之外的社会反响，间接促成了我后半生学术事业的转向：走出书斋，面向社会，积极提倡向民间学习，挖掘民间优秀歌手，从提倡声乐领域的“原生态”唱法开始，全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其实，这样的转向也来自杨荫浏先生的影响。他一贯的学术作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杨先生研究律学，不但亲自做律管实验，而且把研究的结果应用于实践，比如做“弦乐器定音计”之类的工具，到乐器工坊教工人如何保证乐器定音的准确。

因为和传统文化的接触越来越多，我也因此有幸参与中国早期的非遗实践：从建立我国非遗保护四级体系和传承人制度到促进立法，从在全国各领域、各阶层宣传非遗保护工作，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等等。

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申报片，我是总编导，当时压力很大。那时一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非遗，而且是每两年宣布一次。只有20天时间就要报，拍新片来不及，怎么办？我们找到央视，要来所有和古琴有关的纪录片，三天三夜，一边看一边记下相关素材的精准时间点，然后“攒”出了这部申报片的主体部分。我们把它当成国家任务拼了命做，做完我就病了，但我不后悔，反而庆幸。

2002年，田青（右）在山西左权县采风，记录盲人乐手的音乐。（受访者供图）

3年后，中国艺术研究院加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牌子，我被任命为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我记得，当时讨论非遗代表性人物的认定称号时，大家争论了挺久：是叫“大师”还是叫“国宝”？我说，日本的相关称号是“人间国宝”，我们叫“国宝”肯定不妥，“大师”在社会上又有歧义，不如叫“传承人”。那时，大家还担心这个称号不够响亮，但你看，现在大家都为当传承人而骄傲。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在非遗保护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可以说，我是幸运的，遇到了国家越来越强调文化自信的新时代。

“盲人摸象”

我常说，过去我研究音乐，就像盲人摸象，摸到肚子以为是一堵墙，摸到鼻子以为是一根绳。后来，做了这么多年非遗保护，从音乐走向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手工技艺等更广阔的领域，我才隐约看到一点大象的模样。

《中国人的音乐》就是我把我看到的那头大象展现给大家。

新冠疫情期间，我在家中百无聊赖，心想：这或许正是一个静心写作的好时机。20万字的书，我3个月就写完了，而且几乎没有修改。一切就好像水到渠成一样，多年的思考，像串一条珠链一样，一个珠子一个珠子忽然就串了起来。

当然，遇到的难题也有。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样的音乐应该入选“中国人的音乐”？中国音乐浩如烟海，该如何取舍？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贫儿，误进了一个宝库，眼都看花了。但我毕竟要忍痛割爱，而且“割”不止一首，是很多首。最后，我将整本书的内容分为3部分——乐器与器乐、民歌与声乐、新音乐。我可以保证，我选出来的这36首音乐作品是精中之精，都是一个人要了解中国人的音乐必须要知道的。

我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不能像写学术论文那样用学术圈内的方式自由写作。要让更多人愿意读，我尽量写得生动、引人入胜。

几乎每个小节，我都用一则故事引入。比如，“新音乐”那一章，我写到《我的祖国》，开头用的是朋友转来的一段“快闪”短视频——在机场的候机大厅，一个小女孩用稚嫩的童声唱起了“一条大河波浪宽……”，随后几个年轻人走到她身边为她伴奏。接着，一个又一个年轻人走到女孩身边一起歌唱。候机大厅的旅客先是面露惊诧之色驻足倾听，不久便开始自然而然地跟着唱。当唱到“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时，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放开喉咙加入歌唱，众口一音，激情澎湃，大家似乎都忘记了登机时间……歌声有一种力量，凝聚了人们的情感和文化认同。

我在写书伊始，就没想给自己设置条条框框，写音乐史不能只写史，写美学不能只分析美学。我希望我能站在一定的高度去叙述这些内容，不是只找一个点去打井，而是造一片湖，比河要宽广，比溪要汹涌澎湃。举个例子，河北吹歌跟辽南鼓吹、五台山笙管乐、山西的道乐是什么关系？河曲民歌跟左权民歌是什么关系？山西的“山曲儿”跟陕北“信天游”、内蒙古“爬山调”又是什么关系？民间乐曲跟当地人的方言习惯、生活环境又是什么关系？我更多是想尝试在异中找同，在同中发现异，见木见林，而不是只盯着眼前的一片树叶。

2024年11月，田青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作主题演讲“嵇康与《广陵散》”。（视觉中国）

原本，我还担心年轻人不接受这本书，没想到两年印了3万册。但细想一下，又完全能理解。现在的年轻人中，学唱民歌的、唱昆曲的、弹古琴的，都有一大批，就像穿汉服一样，已经是一种时尚了。因为大家的喜欢，这本书还获得了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文联啄木鸟奖等4个奖项，成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荐书目。

有网友写道：“从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作者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兴奋、饱含真情的。就像作者在书中写的那样：写作过程是前所未有地顺畅和愉悦。我读得也非常顺畅和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