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5日，刘寿山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受访者供图）

抗战老兵刘寿山99岁了，生活极有规律：每晚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看完将电视转至戏曲频道，听一小会儿戏，8点多钟便睡下了。但这段时间以来，他的心头多了一份牵挂——等9月3日，看阅兵直播。

他期待着，看飒爽的年轻战士正步铿锵，看先进的武器装备列阵而来。“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喷出彩色烟雾，那很漂亮！”他操着一口融合了四川口音的山东话兴奋地说。

仅仅设想一下那振奋人心的场景，刘寿山的思绪就被拉回80年前。“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在街上听到消息的人激动得又哭又笑。抗战终于胜利了！当时我们区里有40多个村子、五六万人，我负责组织大家开庆祝大会，农民们扭起了秧歌，各种表演多得很……”在炎热夏日的早上，他向《环球人物》记者缓缓回忆胜利的喜悦与背后的血泪。

把日本鬼子炸上天

1942年，16岁的刘寿山与一友人约定，去平度县城（今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报名参加八路军。“我走这条路去，他走那条路去。他还说，如果他在路上遇到敌人，就把敌人消灭了再去报到。”结果，刘寿山在县里没等到友人——“那位战友在路上不幸被日本鬼子用机枪打死了。”

刘寿山没有因此退缩。他加入了八路军平度县游击大队，队长就是县长，名叫乔天华。此人枪法好，“麻雀站在电线上，他一枪下去可以打中好几只”，游击队员们都向乔天华学习枪法。

“我刚开始不懂打枪，后来也没问题了。我觉得枪是一般的机械，学起来倒没有好多难处。”刘寿山说，当时他苦恼的是，用的枪是汉阳造，打几发子弹之后，枪筒子就发热，必须要休息一下再打。“武器装备不如敌人，我们就和敌人搞麻雀战。敌人来了，我们就跑上山，打一枪换个地方，再打一枪再换个地方。敌人不晓得我们在哪里，追也追不上。”

那时，日伪军频繁对平度县大泽山地区进行“扫荡”。刘寿山所在的队伍一边和敌人打游击，一边开展地雷战。“我们在山沟沟里建了一家小工厂，专门用来生产地雷。”

刘寿山记得，当时他们常搞“群雷爆炸战”，即在敌人来之前埋设大量地雷，只留一根引线，待敌人主力部队进入雷区后，一拉引线，地雷全部爆炸。此外，他们还设有“弹簧雷”，即在地雷不远处设置踏板机关，敌人一踩上去，地雷就爆炸；还有“挂雷”，就是地雷挂在屋门上，敌人闯入时，一推门，引线便收缩，地雷瞬间爆炸，等等。

“我们用得多，铁制的地雷就短缺了。怎么办？大家看到山沟沟里的石头，想到石头也可以做地雷！”刘寿山说，他们请石匠给石头打凿窟窿，然后再放进炸药杵实，最后根据需要装上不同的引爆装置，石雷就制成了。为了更加隐蔽，女同志主动剪掉头发，用发丝做地雷引线。有些石头太大，不便搬运，刘寿山和战友就趁着漆黑夜色，就地在巨石上凿出埋雷的洞，将其变成“超级炸弹”。

石雷使日军的金属探雷器无用武之地。“只要日本鬼子一过来，我们就拉引线，把他们炸上天！”刘寿山说。渐渐地，地雷战打得敌人闻风丧胆，令日伪军哀叹“进了大泽山，把命交给天”。大泽山因此被誉为“石雷之乡”，这段故事多年后被改编成电影《地雷战》。

电影《地雷战》剧照。

1943年秋，刘寿山所在队伍通过地雷战结合麻雀战，先后3次打退敌人的“扫荡”，杀伤日伪军100多人，受到西海军分区表彰。如今回忆起来，刘寿山表示：“我们的胜利依靠的是群众。”

有一次，日军动用坦克和装甲车来“扫荡”，刘寿山和战友们隐蔽到山洞里。“白天不出去，晚上去侦察，吃饭成了难题。没想到到了晚上，老百姓悄悄给我们送来吃的，条件好的给我们蒸了馒头，条件一般的给我们送来苞谷粑粑……可以说，抗战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

永远忘不了的血泪账

常有人问刘寿山：“你当年就不怕被杀吗？”

“怕啥！活着一条命，死了无所谓，中国人就是要有这个脾气，有这个胆气，生死不怕，和敌人斗争到底！”刘寿山对《环球人物》记者讲述这段话时，声音不自觉提高了几分。

这种胆气和刘寿山过往的经历有关。1926年，他出生在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县大泽山镇谭家夼村。6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妹妹回到外祖父家。外祖父识字、明理，村民之间有了纠纷往往都是请他出面调解。

“外公为人处世的正义感深深影响了我，让我从小特别憎恨邪恶势力。”1938年，年仅12岁的刘寿山走上抗日之路——加入抗日救亡儿童团，并被选为乡儿童团团长。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学习成绩好。当时，大泽山抗日根据地的民兵和群众需要学习识字，以更好地与敌斗争。村上开设了革命学习识字班，每晚有老师来讲课。刘寿山被选为“小先生”，协助老师办好识字班。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够“调皮”。抗日救亡儿童团的孩子们不仅要站岗、放哨，还要了解敌人的各种情况，给驻地八路军和民兵联防传递情报。“我天不怕地不怕，到处跑。日本人的一个据点，离我们只有10华里（5公里），我们有时伪装一下，过去给他们送饭，趁机搜集情报。我还经常在乡里的集会上，揭露敌人罪行，宣传抗日救亡。”

刘寿山所在的抗日救亡儿童团被誉为“一支活跃的小八路军”。但那个时候，活跃也意味着危险。“被日军发现的话，我们就要掉脑袋了。我母亲害怕极了，担心我遇害，1940年暗地里托我大舅把我诓骗到沈阳，送去一家商店当学徒工。”

一年后，刘寿山跑回老家，种三亩薄田，养活母亲和妹妹。但很快，他再次走上抗日道路。“我曾目睹沦陷区人民的苦难，深深懂得了亡国奴的耻辱。”他加入村里的民兵队，配合八路军打击日伪军。

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日伪军愈发丧心病狂，到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大肆烧杀抢掠。据统计，组建了民兵联防的高家村，仅1942年就接连3次遭日伪军烧杀，全村222户人家，有183户房屋被烧光。

“日军走到哪里，就杀到哪里、烧到哪里、抢到哪里。我们在谭家夼村的老房子被烧了。村里有个女娃，在日军‘扫荡’中被抓了，日军轮奸了她，再用刺刀将她活活捅死。我大舅在沈阳做生意，最后也被日本人整死了。有的村子，一两百人，眨眼就被杀光，没有地方埋尸体，日军就挖个大坑把尸体扔进去……”刘寿山永远忘不了日军的暴行，“我决定去参军，和敌人算一算这笔血泪账！”

若他们也能过上幸福生活……

离家参加八路军时，刘寿山带了一床薄被。“那时有个顺口溜：八路军三大宝，钢笔、虱子、破棉袄，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那床薄被，随他走南闯北好几年，抗战胜利后还在用。

抗战时条件艰苦，刘寿山没能在抗战时期留下一张照片。直到1949年，他随部队来到南京，穿上新军装，走进了照相馆，拍下了人生中第一张着军装的照片。那时的他年仅23岁，面容英俊，眉眼间透着坚毅，期盼着继续为祖国作贡献。

1949年，穿军装的刘寿山。（受访者供图）

新中国成立后，他转业到广安县（今属四川省广安市）工作，当过县政府办公室主任，1953年同县委宣传部的女干部杨宗菊恋爱结婚。

杨宗菊也是一位革命战士，她所在队伍的响亮名声和刘寿山的地雷战队伍不相上下。“她做过地下工作，曾经是华蓥山游击队的，就是有‘双枪老太婆’的那支游击队。”刘寿山与杨宗菊的儿子刘洪澄说，“母亲今年93岁，身体还行，但脑壳不管用了，以前的事都不记得了。”

20世纪70年代开始，夫妻俩将人生的大半时光投入到四川南充的建设中。南充的天然气、电力建设及发展，都离不开刘寿山的努力。“我们给人民作了一点贡献，但也寥寥，都不算啥。”刘寿山谦虚地说。他没讲的是，他和杨宗菊的4个孩子，3个曾入伍参军。尽管刘寿山年轻时很少向孩子们讲自己的抗战经历——那时一想起牺牲的战友，他就哽咽得讲不出话来——但家族后辈仍深受他的影响，对人民军队有深厚的感情。

如今，刘寿山和老伴住在南充市五福堂颐养院。快百岁了，他不愿给人添麻烦：衣服脏了，他自己用洗衣机洗；吃的依旧是粗茶淡饭，只是特别喜欢吃水果，尤其是四川的广柑；他每周三下午教颐养院的老人们书法，已经坚持了好几年。他总说自己给人民办的事情还不够多，“虽然我年纪大了，能办还是要继续办。我能写字，那我就给大家写写字”。

2025年7月24日，刘寿山和老伴在颐养院。（本刊记者 杨皓/摄）

家人们常来看望老两口。前几年，刘寿山见家里年轻人用的都是智能手机，于是赶时髦也换了手机，注册了微信，还学会了在手机上看新闻。安享晚年时，他时常忆起牺牲的战友，想着如果他们也能过上这翻天覆地的幸福生活该多好啊！

今年4月，刘寿山生了一场病，病好后感觉腿没以往有力了。前两年，他还能每天在院子里走6000步。现在，他用上了助步器，得扶着小车前进了。“我的战友目前仅剩两人在世，恐怕再过几年就没有了，我们这一代人就要和人民告别了。”

昔日的抗战故事，刘寿山开始不遗余力地对后辈讲：“中国人的血泪史，千万不能忘记。”采访那天，讲到最后，他的嗓子有些哑了。他戴上眼镜，伏在书桌前，郑重地给《环球人物》记者写下一句话：祖国繁荣昌盛，永立强国之林。这是刘寿山的祝福，也是牺牲的“他们”的心愿。

2025年7月24日，刘寿山写下的祝福。（本刊记者 许晔/摄）

（感谢南充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本篇报道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