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30日，黄凤在广东汕头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牛志远/摄）

除了一头白发，黄凤一点也不像快100岁的老人。她面色红润，耳聪目明，声音洪亮，每天雷打不动地要做一件事——读书。

黄凤所有的书加起来其实只有两摞，书单也简单极了，比如《韩江纵队史》《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第四支队史》《凤凰山革命根据地发展简史》等。这些书，黄凤已经读了不知多少遍，书的封皮皱了，纸张也泛黄了，她却总喜欢捧一本在手里。

见到黄凤时，她家中客厅的茶几上就放着一本正在读的书，书名是《边区虎将——刘永生革命斗争纪实》。黄凤向《环球人物》记者骄傲地介绍:“刘永生，著名的‘游击大王’。他是韩江纵队的，属于闽粤赣边纵队的一支，我年轻时也是闽粤赣边纵队的一员。”

黄凤的女儿张冲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其实母亲没去过学堂，书里的字也认不全，但她能看懂书里讲什么。“因为书里写的都是抗战的事，是她亲身经历过的。”

“要抗争！”

1939年，是黄凤生命中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的6月27日，她的家乡广东潮州沦陷了。当时黄凤只有13岁。

《潮州城沦陷忆事》一文记载了这座城市“从安居乐业走向绝望”的沉痛历史。“在沦陷区里生活的人，首先尝到的是人格受辱。本城沦陷初期，日寇于马路上设置岗哨，行人经过须面向岗哨者立正并鞠躬，若稍形草率或匆忙而过，轻则一耳光，重则数枪托。遇到凶残的日军，还要把人背起，向上一抡，越肩而过，从高处向地面猛力一摔，叫作‘老虎背猪’。至于出入城过岗哨，被搜身是必然之事，而妇女所遭受之凌辱，尤为难堪。”

日军的魔爪不只伸向了潮州的城区，也伸向了黄凤所在的意溪镇黄厝围村。

日本鬼子来之前，黄凤的生活还算安宁，她在家中行三，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因家中贫寒，他们都没有上过学堂，姐弟5人在农闲时每日有一项固定的任务：放牛。日本兵来了村里，全村人安宁的生活被彻底打破。白天，日本兵从几十里外的潮州城来到村里烧杀抢掠，村民纷纷四散逃命。黄凤年纪小，腿脚快，常常一溜烟就牵着牛躲到山上，侥幸活了下来，等到夜里日本兵走了再下山回村。

但许多人不像黄凤这样幸运。《潮州城沦陷忆事》中记载，潮州城沦陷前，居民和闽西、兴宁、梅县一带常住人口约10万人，至1945年，全城只剩1万多人口。

许多个深夜，遭遇日本兵“扫荡”的村子里都酝酿着抗争的火苗。黄凤总是悄悄地出门，去听各种宣讲。

宣讲的人都是年轻人，来自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以下简称青抗会）。青抗会的前身是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是由潮汕地区的中共党组织组建的，呼吁“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致抗日”。潮州、汕头相继沦陷后，青抗会迅速组成十几支战工队，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在党组织领导下协助前线军队进行战地救护、通讯联络、情报收集，还有一路人马在驻地组织乡村巡逻队、开展抗战文化教育、建立群众组织等。

青抗会的哥哥姐姐们在村里讲形势，作报告，喊口号。黄凤其实并不能完全明白，但听得多了，参与救亡的种子在她心中悄然萌发。“我心里知道，我们的家园被日本人给占了，很惨，我们不能这么惨下去，要抗争！”就这样，13岁的黄凤加入了青抗会。

“姐妹间”

黄凤的加入并非孤例。

在潮汕乡村，设有供未婚少女集体生活的专属空间“姐妹间”。几个女孩在此刺绣、玩耍，这里也成了信息交流的中心，诸多知识与见闻通过这一空间传递。

黄厝围村也有这样的“姐妹间”，包括黄凤在内的12个女孩住在这里。先后加入青抗会后，便按照岁数排序，称呼彼此“大姐”“二姐”……黄凤比大姐小8岁，是其中年纪最小的，大家都叫她“十二妹”。

黄凤特意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了大姐、三姐、六姐和十姐。“大姐黄秀，人称‘贼婆’，她是我们的主心骨，有她在，我们十二姐妹从没闹过矛盾；三姐王贞敏，是外乡人，后来才加入‘姐妹间’，青抗会的领导专门派她来跟组织联系；六姐黄秋兰，生于泰国，11岁回到村里；十姐黄艳，她家中富裕些，上过两年小学，是我们12个人中唯一识字的。”

十二姐妹聚齐后，“姐妹间”撤了绣架，支起课桌，办起了识字班，由十姐教大家认字。黄凤最先学会的3个字是“共产党”，她笑着说：“因为我们十二姐妹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贴宣传标语，但我们都不识字呀，十姐教我们认‘共产党’这3个字，这样我们才不会把标语贴错了。”

贴标语的工作必须秘密进行。待夜深人静，村落沉入梦乡，几个瘦小的身影在“姐妹间”汇合，从三姐手里接过标语，再分头将其贴到黄厝围村的墙壁上、树干上。

有些时候，黄凤需要一个人执行任务，比如送信、送情报。她送信的地方在意溪的邻村，相隔约10里路。黄凤脚力快，一路跑着去，单程不到1个钟头。运气不好的时候，她会遇见来村里“扫荡”的日本兵。她跟《环球人物》记者说起这样危险的时刻，语气平淡极了：“逃得了就逃，逃不了就去田里，帮着还没逃走的老百姓做农活，日本兵没跟过来，我就混过去了。”

这样惊心动魄的时刻，怕过吗？黄凤的回答朴素而震撼：“那时候也不懂怕不怕，就是觉得心中有股劲，我知道共产党是为我们打鬼子的党，我就要一心一意跟着党走，听党的命令。”

1941年，黄凤15岁。在过去，潮汕姑娘到了这个年纪就要“出花园”，意味着成年了，可以嫁人。但因为有了共产党，这一年，黄凤干的一件大事不是嫁人，而是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凤是十二姐妹中最后一个入党的，后来六姐黄秋兰曾在接受采访时自豪地说：“我们意溪有36个女党员，黄厝围就有12个，就是我们‘十二姐妹’。”

1942年，青抗会因为多种原因停止活动，年长的姐姐们也相继结婚，离开了黄厝围，但她们并未停止革命工作。

说到这里，黄凤蹒跚着起身。她拒绝了女儿的搀扶，踉跄着走向卧室，拿出一个大相框。上面的照片拍摄于1979年，是当时在世的9个姐妹的合影。黄凤指着后排左数第二名站立者说：“这就是六姐，她后来怀着孕还上山打游击，在山上生下了孩子，但婴儿哭声太大，怕引来敌人，只好忍痛把孩子送人了。”

1979年，黄凤（后排右二）与当时在世的其他8个姐妹的合影。

同样是在1942年，黄凤的父母相继去世，她在组织的安排下进入当地一户人家“搞家务”，其实是做地下工作。其间，黄凤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接到任务。直到1945年6月，她跟随所在的地方游击队编入闽粤赣边韩江纵队，组织安排她到广东丰顺盐坪山里的交通站去，见一个人。

位于广东潮安登塘居西溜村的韩江纵队第一支队成立地遗址。

“交通站”

黄凤要见的人叫张步防。这是一个比她大9岁、人生经历与她极为相似的革命同志——他出生于1917年，1938年加入广东丰顺盐坪青抗会，参加各项抗日救亡工作，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随所在的地方游击队编入闽粤赣边韩江纵队一支队。

从1939年起，张步防就开始传递情报和护送游击队员上山，时间久了，他的家逐渐成了交通站。黄凤来时，张步防已在这里坚守6年。黄凤来此的具体任务，就是和张步防一起驻守交通站。

就这样，在组织的介绍下，两个有着共同信仰和理想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家庭。一开始，面对这个陌生人，黄凤最好奇的就是：他一个人做交通员的这6年，都经历了什么？在后来的经历中，黄凤找到了答案。

20世纪80年代，黄凤的全家福。前排左为黄凤，前排右为张步防。

为了让战友到家里有饭吃，他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换粮食。张步防家中种了几亩薄田，但因为每月停留、经过交通站的人员很多，田里产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一直以来，他都靠烧火炭的方式换钱买米。

黄凤说，张步防在家里修了一个土窑用来烧炭。“那时，8担柴可以烧2窑炭，大约能换2斗米（约20斤），但这些米只够来往人员吃四五天。”

张步防每隔3天就去换一次米，碰到米店老板和邻居们起疑，他就含糊地说接济亲戚了，或者说“我们种田人，能吃”。黄凤说，一些村民早就猜到了张步防在做抗日的事，就将家里的粮食借给他们。“我们说以后一定还，但人家坚持说，不用还了。”

黄凤与张步防结婚后，也开始砍柴、烧炭、换米。1窑炭需要烧1天半，烧炭期间不能离人，黄凤就成宿守着窑。“我夜里睡不安稳，得看着时间封窑，不然就会烧过头，炭就变成灰了。”

张步防问过黄凤：“我的日子这么苦，你怎么不跑掉？”这个问题，许多乡亲也问过黄凤，她的回答始终如一：“我是共产党员，我到这里来是有任务的，要是想离开，一开始就不会到你这里来。”

黄凤总说，她和张步防是“被党组织到一起的”。她也没想到，他们就这样携手走过了一辈子。直到2018年，101岁的张步防去世，天人永隔。

说到这里，黄凤又走进另一间卧室拿出许多的丝绒盒子，里面装的是历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抗战老战士颁发的纪念抗战胜利的勋章。每款勋章都是两份，一份是张步防的，一份是黄凤的。黄凤用满是皱纹的手轻轻抚摸着它们，盒子红彤彤的，就像他们心中那份永不褪色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