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5日，翟维俊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翟维俊100岁了。

他18岁加入八路军抗日游击队，两年后被编入晋冀鲁豫军区（原八路军129师）四纵队（陈赓为司令员）十三旅工兵连（后更名为十三军三十八师工兵连），从士兵干起，一路升任班长、排长、连长，在战火中摸爬滚打，立战功10次，两次获得战斗英雄称号。

多年战斗震坏了翟维俊的左耳鼓膜，损坏了他的脑神经。“脑子响得厉害。打日本鬼子，我啊，算打得很好了！”翟维俊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脸上露出自豪。

他每天写日记，做了什么、吃了什么、回忆起什么，一一写下。这是他几十年的习惯。战争年代，朝不保夕，东西总是丢了一件又一件，于是他格外重视“保存”——保存经历，也保存那些不能忘的人和事。

他曾有一本“十三军三十八师工兵连花名册”，用牛皮纸一裹，耐磨防水。他把它长久地放在胸前口袋里，让它躲过了枪林弹雨、带它渡河行军。1995年，这本花名册被捐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当时国内唯一的八路军花名册。

翟维俊保存的花名册。（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翟维俊昔日的战友都已故去。为了保护老人，家人向他隐瞒了这些消息。“他时常问，我说人家家里挺忙的，哪有时间跟你联系，再说现在都用手机了，岁数大了不会用。”翟维俊的儿子翟京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就给他‘糊弄’过去，这些东西你不能跟他说得太清楚。”

2015年9月3日，翟维俊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今年9月3日，他受邀参加阅兵现场观礼。

每天上午九十点钟，翟维俊会拄着拐杖下楼转转，然后走到马路边，看着川流不息的车辆。“刚刚过去几辆车？”他问身边的家人。“没注意，之后数一下。”家人回答。几分钟后他又问：“过去几辆？”“15辆。”老人好像早有预料，微微一笑，转而问道：“白车有几辆？”这是战士的观察力。

以下是翟维俊的讲述：

骡子换步枪

今年有机会去阅兵现场，再次感受祖国的强大，我非常激动。这几天电视上一直在播放关于阅兵的新闻，我看着那些方阵、武器，感到无比亲切和熟悉。

10年前，我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抗战老兵方队里，那个坐在花车上高高挥舞双臂的老人，就是我。

2015年9月3日，翟维俊（中间挥舞双臂者）在抗战老兵方队中。

我今年100岁了，附近像我这个年龄的，一个都没有了，都倒了。我打了这么多年仗，先后3次负伤，身上打坏不少。有一次，子弹从我右胸穿入，我竟然活了下来，医生说你真行！哈哈！

说起我参加八路军，真是国仇家恨。我是1925年1月12日生的，家住山西翼城县翟家桥村。翟家桥村虽然叫“村”，规模却和一个镇差不多，十里八村都去那里做生意。

我是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从小跟着爷爷长大。爷爷名叫翟龙飞，是个老教师，还在县里担任文职，上下班总骑一匹小红马。他文化程度高，带着我读书识字，所以我和爷爷的感情特别深。

父亲是个农民，种家里的几亩水田；母亲姓杨，是个勤劳的家庭妇女。家里的日子还算过得去，能吃饱饭，没受过饿肚子的苦。

其实早年间，日本鬼子就来我们家抢过东西，抢过猪、羊，还有一头驴。可真正让我铁了心上战场的，是后来那场灭顶之灾。

1939年5月6日一大早，两架日军飞机轰炸我们村，母亲因为不在屋内幸免于难，我也因半分钟前刚走出房间而躲过一劫，可我的爷爷和父亲双双被炸死。一个信念在我心里生了根——“杀鬼子，保家国”。

我开始找队伍。说来也巧，那时候，有个人常从我们村过，需要藏身的时候就住我们家，我们帮着掩护。他看我读过点书，就常找我聊天。他几次问我：你敢不敢出去打鬼子？我毫不犹豫：敢！

这之后，有个队长开始带着我往外跑。不久，经人介绍，我在1943年加入了游击队，那时我刚满18岁。而那位介绍人，后来成了我的岳父。

青年时的翟维俊。（翟京林供图）

我参加的这支游击队一共有几十号人，和我同村的有4个。队里最早的4支步枪，是我拿家里的一头骡子换的。骡子虽然没有马跑得快，但比马的劲大，干活好使。4支枪里，两支汉阳造，1支老套筒，还有1支晋造六五步。枪是我们的命根子，晚上藏枪时，连亲人都不能说。

把标语贴到炮楼边上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配合正规军和友军作战。山西这个地方，七沟八梁一面坡，我们在这里土生土长，熟悉环境，神出鬼没的，昼夜袭扰敌人，打他一枪，伤他一下，让日本鬼子缩在县城里不敢出来祸害老百姓。

汉奸也很可恶。有时候他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外出活动，一般老百姓难以分辨，可我们这些经过训练的游击队员，一眼就能识破他们——不是本地人，又不像做生意的，也不像农民，肯定是汉奸。汉奸住在哪，我们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抗战初期，汉奸很是猖狂，后来在我们的紧盯和打击下，一个个收敛了不少。

我刚加入游击队时做的是最基础的工作，一个是侦察，另一个是站岗放哨。因为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出来，我和战友们一个接一个，每隔一段距离设一个岗。

这么做有两个用处：一是防止鬼子突然窜出来，对老百姓烧杀抢掠；二是有时八路军转移，会临时在村里歇脚，或是安置几个伤员，可汉奸的鼻子尖得很，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游击队盯着，帮着守住消息、护住人。

要圆满完成这些任务，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得跑得快。那时候没有其他通讯手段，基本全靠两条腿——我看见情况不对，抓紧跑到下一个点，把消息传递下去。

加入游击队没多久，我就参与了一件轰动十里八乡的事。

一天夜里，我和战友绕过日军炮楼和哨兵，偷偷潜伏到县城附近，摸黑把“打倒日本侵略者”的标语贴在了城门上。第二天早上，标语前围满了百姓，鬼子气得直跺脚。咱就想让老百姓知道，有人在打日本鬼子。

那时候敌人的炮楼管得严到什么程度？连平日里跟鬼子一条心的伪军，都没资格进去。可我们能把标语贴到炮楼边上，隔三岔五就去贴几张。这事特别能鼓动民心，让大家心里更亮堂：知道咱们有盼头，思想觉悟慢慢就提上来了，作用真不小。

我们把标语藏在怀里，或卷起来塞在裤腿里，互相盯着、护着，到地方赶紧贴，贴完立马撤。好在我们对那边的沟沟坎坎、猫洞狗洞比较熟，一钻进去就安全了。有时敌人把老百姓圈在一起查人，我们就混在人群里面，趁乱跟着一起走，混着出去。

贴标语也不是瞎贴，组织有秘密通知，这段时间该写什么内容、贴在什么地方，都有安排。

不光我们村的队员去贴，邻村的战友也会去他们那边贴，大家互相策应着来。这样日伪军走到哪儿都能看着标语，觉得到处是共产党的组织，心里发怵，不敢轻易出来，我们就能掩护咱们的大部队集中有生力量去打更大的仗。

3500多万同胞伤亡，谁来说？

问我抗战这些年里，哪件事印象最深，那还是救美国飞行员。

那是1944年春天的一天，我们突然听见天上有飞机响，抬头一看，两架军机从头顶掠过。没等我们看清楚，其中一架飞机的尾巴就冒起了黑烟。紧接着，一顶白色的降落伞从飞机里飘出来，慢悠悠地往村北边落。

我们凑到一起，很快达成共识：如果是日本人，咱们就把他抓了；要是来帮咱们的，就把他救回来。我们跑到降落伞消失的地方，找到了一个蓝眼睛的高个子飞行员。语言不通，我们谁也听不懂对方说什么。

我们队长腰里别着一把手枪，那个飞行员看到了，就拿过手枪，枪口冲自己，然后把枪递给我，接着从身上掏出一张纸条。纸条应该是他提前准备好的，上面用中文写着：我是美军，帮助中国打日本，如飞机出事，请帮助。

原来是友军！我们心里的石头一下落了地，可接着又揪紧了——这么大的降落伞，鬼子和汉奸肯定也看见了，说不定正往这边赶呢，得赶紧送他走。

美国飞行员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交给我们，跟着我们转移，最后成功脱险。新中国成立后，听说那名被救的美国飞行员还专程来中国找过我们。

在游击队，我们手里的家伙都是些土枪土炮。每名游击队员配3颗子弹，打完了赶紧跑。敌人追远了，我们想回去把子弹壳捡回来，再装火药用，可有时就这么个工夫，命就没了。

我们村里的铁匠铺像个小兵工厂。铁匠师傅把铁砸成块，在中间弄个大窟窿，我们再找来黄色炸药，或者把从鬼子那儿缴获的炸药装进去，安上四五个导火索，做成土地雷。地雷有的大有的小，铁多了做大一点，铁少了就做几个小的。

1945年，我正式加入陈赓率领的晋冀鲁豫军区四纵队十三旅工兵连，主要负责爆破。

我们连里有个“飞毛腿”，跑得特别快。有一次执行爆破任务，爆破点离我们隐蔽的地方大概七八十米远。他有经验，刚出发往那边跑的时候，就先把导火索拉着了；到地方，把炸药包一搁，转身卧倒——前后不过3秒钟，炸药就炸了。多亏他跑得够快、卧倒够及时，才没受伤。

到了和平年代，我心里最遗憾的，还是当年牺牲了那么多战友。我离休后，打听到战友们一部分在四川，还有一部分在云南。可我跑了好几趟，也没找着几个。

但凡能找着的老战友，一见面那股激动劲儿，真是没法说。你说住外头？那绝对不行，必须住家里。我们是生死之交啊！

1955年，翟维俊（二排左三）与战友相聚，合影留念。前排右二、左一以及二排右三是和翟维俊共同参加抗战的战友。（翟京林供图）

这么多年，我总跟儿女们念叨一件事：当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在咱们土地上烧杀抢掠，真是无恶不作！现在有些国家，还美化日本，说它的好。可咱们不能忘。

3500多万同胞伤亡，这么沉重的牺牲，咱们要是自己都不把它说清楚、讲明白，还能指望谁来替咱们说？

（感谢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对本篇报道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