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柯棣华在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军民誓约运动大会上讲话。

1938年9月，由一行五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从孟买的港口出发，最终在广州登陆。

“5名年轻人意气风发，柯棣华更是风华正茂。出生于富裕家庭的他留着时尚的发型，双眼炯炯有神，显得既睿智又纯朴，也不失和蔼可亲。”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栗龙池说。

青年时期的柯棣华。

此时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困难之时，这位年轻医生迫不及待地想要投入到这场历史洪流中。在远渡重洋的轮船上，柯棣华给母亲写了第一封信。“他满怀激情地告诉母亲，自己充满了使命感，‘面对未来的艰难险阻，内心充满了力量’。”柯棣华的侄女苏曼加拉·博卡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此后，在中国的4年时间里，柯棣华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他用双手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生命，为边区医疗条件的改善作出了卓越贡献。

眼含热泪赴延安

“叔叔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他的优秀品行对我影响很大。”博卡说，因深受民族独立思想影响，柯棣华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反对英国殖民当局的游行示威活动。1936年从印度格兰特医学院毕业后，他决心为正义事业而奋斗。

第二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印度当局决定组建医疗队奔赴中国。“叔叔当时还在读书深造，准备日后在家人的资助下开一家医院。然而，当他了解到，中国军民抵抗侵略者，但因缺医少药而面临困难时，便果断申请加入援华医疗队。”博卡说。

有人提醒：“战地非常危险，你确定要去？”柯棣华回答：“与医治抗日受伤士兵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家人起初并不支持他这个决定，但后来也被他的勇气和信念打动。

就这样，28岁的柯棣华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医疗队先后在广州、武汉、宜昌和重庆等地辗转工作。待初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战略方针后，柯棣华决定到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工作。

前往延安前夕，柯棣华突然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他强忍悲痛给家人回信：“日本战机对重庆疯狂轰炸，我看到人们从废墟中拖出遇难者的遗体，有男人、女人和无辜的孩子，他们不该遭遇如此劫难……请尽最大努力安慰妈妈，不能帮上忙，我非常遗憾。”

1939年2月，柯棣华眼含热泪，跋涉千里后抵达延安。在给家人的信中，他介绍了自己在八路军军医院担任外科医生的情况。“之前，这里只是一个小型医务所，现在正扩建为‘大型模范医院’。在这里工作，要像在私人医院一样，兢兢业业悉心照料病人。”延安的生活很是清苦，“一日三餐多是小米饭、不放盐的蔬菜，茶也清淡无糖……唯一的水果就是黄瓜”。他还提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在延安，大家的待遇大致相同。所有同志可自由交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里既不像国民党统治下的那般贫富悬殊，也没有印度阶层分明的种姓制度”。

“当时的延安，人们衣食自足、团结一心。这种平等、民主、自由和积极向上的风气，让柯棣华由衷地爱上了这片土地。闲暇时，他开始学习汉语，还认真阅读了《中国革命史》等书籍。”栗龙池说，也是在这个时期，柯棣华知道了白求恩，开始以他为榜样，并期待与他合作。“遗憾的是，白求恩1939年冬天去世了。”

带病上前线

在八路军军医院工作了半年后，柯棣华想追随白求恩的足迹，到前线去抢救伤员。他几经辗转，于1940年春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并特意前去白求恩墓祭拜，“我要像你那样生活”。同年8月，柯棣华抵达晋察冀军区唐县葛公村，任白求恩卫生学校外科教员。据栗龙池介绍，柯棣华要教好几门课程，还要负责临床治疗工作。

柯棣华不辞辛苦地巡视散布在村里各家各户的病房，亲自护理伤员，甚至给病号喂饭。“战时食物短缺，他总说‘先不要给我，先看看病人是否有吃的’。因为他肤色黝黑，又像妈妈一样照顾他人，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黑妈妈’。”博卡说。

抗战期间，柯棣华在巡诊途中。

没多久，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役打响。柯棣华主动申请上前线。“时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的江一真考虑到柯棣华患了绦虫病，没同意。但柯棣华再三请求：‘不到前线去，我还能算是八路军军医吗？’江一真只好答应，条件是不能直接参加火线救护，不能连续工作10小时以上。”栗龙池说。

冲到前线后，柯棣华把叮嘱统统抛到脑后，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为了尽可能靠近伤员，他在距火线仅两里地的娘子关附近设立手术室。手术台上方的屋顶被炮火震得直颤，大家一再要求柯棣华撤下，他却发火说：“假如我不能和你们同生死，就不配在八路军工作！”

13天里，柯棣华同两名助手抢救了800多名伤员，为其中500多人施行了手术。战斗最激烈时，他连续工作三天三夜，双眼布满血丝。“他包扎伤口时动作轻捷，极少见伤员在他换药时呼喊疼痛；行军路上，他形影不离地跟着担架走，把马让给伤员骑；风雨途中，他把草帽摘下来盖在伤员身上……”

“在战火中，他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博卡说，即便因日军“扫荡”被迫转移，叔叔也未停止救人。“我为叔叔感到无比骄傲。”

然而，由于长时间紧张工作，加上营养不良，柯棣华积劳成疾，患上癫痫病。“他拒绝优待，与大家同吃大锅饭，甚至下地种田，上山砍柴，许多繁重体力劳动都抢着干。”栗龙池说，“一次，部队趁天黑去敌占区背粮，来回要跑80余里山路，柯棣华执意要一同前去，甚至与高出他一头的战友搞‘马拉松’竞赛。运粮队伍立即活跃起来，你追我赶，个个身上像带了风似的，全没了疲劳和困乏。”

从前线返回学校驻地时，柯棣华收到印度政府催他回国的电报——按照原计划，医疗队在华期限只有一年，而此时柯棣华已在中国服务两年多。当去留问题摆在面前时，他决定与中国人民共患难。

值得一提的是，柯棣华还收获了一段异国爱情。护士教员郭庆兰的英语很好，两人的交流逐渐增多，感情也越来越深。在给家人的信中，柯棣华提到与郭庆兰恋爱、结婚以及“生了一个男孩，一双大眼睛，黑皮肤”，文字中洋溢着浓浓的喜悦之情。

更重要的是，眼前的现实让柯棣华无法离去——八路军队伍中真正受过系统训练的西医极为稀缺，无法应付紧张频繁的战斗。“他早已把自己融入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当中了。”栗龙池说。

“流尽最后一滴血”

1941年初，白求恩卫生学校进行扩建，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出任首任院长。他激动地说：“这是白求恩工作过的地方，我决不辜负你们的期望，也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我要像他一样，献身于你们和我们的、也属于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他还给毕业生题词“抗战必胜”。

1941年1月，柯棣华题词“抗战必胜”。

砖块支起门板就是病房；药品磨成细粉装在小袋子里；药瓶随时用木箱放在驴背上……柯棣华打造了一所“符合游击战争实际”的新型医院。在他的推动下，教学实习制度、领导干部轮流查房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有条不紊地实施。他还建立了8个战地救护组和医疗巡回组，并亲自担任其中一个战地救护组的负责人。

为给前线输送更多医护人员，柯棣华潜心教学。据栗龙池介绍，起初，柯棣华用汉语讲课很吃力。有一次，他在黑板上误将“一般战伤急救”写成了“一股战伤急球”，逗得学员们哄堂大笑：“球类是属于普通外科呢，还是脑外科？”这些事让他意识到，语言不通是教学工作的最大障碍。

于是，柯棣华总是随身带着小本子，逢人便学，遇事就问，还通过学《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来提升语感。他自编“汉印字典”，常拿出来查阅对照，没过多久就能用汉语交谈、讲课、演说，有时还能引用一些中国歇后语，教学效果得到显著改善。

1942年，柯棣华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一次学习会上发言。

由于日军“扫荡”越来越频繁，师生们只好在行军过程中“武装上课”。每到休息地点，柯棣华就一边派人放哨，一边讲课。一旦发现敌人逼近，大家马上转移。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柯棣华还挤时间编撰了适用于战地的《外科总论》，紧接着又开始编写《外科各论》。

与此同时，他亲自担负大量外科手术工作。仅在1941年的前9个月中，他就做了440例外科手术，其中包括疝气、截肢、接肠等许多大手术。一次，他到外科病房检查工作，发现一位大腿骨折伤员的夹板固定得有些松，便为伤员重新固定，随后把值班医生和其他外科医生叫来，严肃指出这种现象的严重危害，并细致讲明处理此类病例的注意事项。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全院形成了严谨、认真的作风。

繁重的工作使柯棣华的身体每况愈下，晕厥的时间渐次延长。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为他安排会诊。可会诊当天，他为一场紧急手术忙碌了一整天，错过了自己的治疗。

由于根据地医疗条件太差，大家曾劝他回国治病，他却放不下手上的工作。一天，他突然问江一真：“外国人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吗？”请示上级后，1942年7月，柯棣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将永远和解放区的军民一起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1942年12月8日，柯棣华为当地村民做完急性阑尾炎切除手术，带着一身寒气回到家里。在油灯下，他继续编写《外科各论》。当他刚写下新一页的编号173时，突然全身剧烈抽搐，笔在纸上画出一条长长的横线。柯棣华溘然长逝，年仅32岁。

噩耗传到延安，毛主席亲笔写下：“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这副挽词曾在柯棣华家中珍藏多年，现陈列在他出生地的纪念馆中。纪念馆如今绿植环绕，入口处的柯棣华雕像巍然矗立，成为辉耀中印两大民族的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