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连塔网近日刊登题为《他如何守住斯大林格勒——瓦西里·崔可夫元帅的戎马一生》的文章，作者为谢尔盖·瓦尔沙夫奇克。全文摘编如下：

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苏联元帅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将自己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具有转折意义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历史丰碑上。1942年秋，他麾下的第62集团军在惨烈的巷战中，守住了已成一片废墟的斯大林格勒。从伏尔加河畔出发，这支后来改编为第8近卫集团军的部队一路挺进到柏林，为战争画上胜利的句号。崔可夫是首位得知希特勒自杀消息的外国军队领导人，同时也是柏林卫戍部队投降的受降者。

与中国有不解之缘

崔可夫于1900年2月12日出生在图拉省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名叫伊万，体格健壮，一拳就能击倒对手。崔可夫的性格与体格都随了父亲。

12岁的崔可夫读完四年制教区学校后，前往圣彼得堡打工。1918年4月，他报名参加了红军。这名精力充沛且充满斗志的年轻人很快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战地指挥官。1919年5月，他在一次战斗中接替受伤的团长，出任第5步兵师第43团团长。他在东边打过高尔察克的军队，在西边跟波兰军队交战，内战期间共4次负伤：两次伤腿，一次伤手，还有一次被爆破弹击中肩膀。

1922年，崔可夫进入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即后来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25年毕业。同年，崔可夫回家乡休假时，结识了瓦莲京娜·帕夫洛娃。当时已是两枚红旗勋章获得者的崔可夫给这个年轻姑娘留下深刻印象。两人于1926年结婚，婚后育有三个子女。

1925至1927年，崔可夫继续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于东方系。他专攻中国问题，学习了汉语，曾于1926年以外交信使的身份作掩护前往中国。1928年1月，崔可夫被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他的任务包括为中国共产党提供军事援助，因为当时中国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已对中共展开军事行动。

崔可夫曾回忆道：“由于工作原因，我去过中国许多地方，几乎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汉语也说得相当流利。”

1929年回国后，崔可夫一路升迁。1939年9月，他所在的博布鲁伊斯克集团军改编为第4集团军，崔可夫任集团军司令，率部参与进军波兰的行动。1939年12月至1940年4月，崔可夫指挥第9集团军参与了苏芬战争。1940年6月4日，他晋升为陆军中将。

1940年12月至1942年3月，崔可夫任苏联驻华武官，同时担任蒋介石的首席苏联军事顾问，其任务是推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联合抗日。但他还有另一项重要任务：摸清日本的意图，确认该国是否会对苏联发动进攻。

殊死守卫斯大林格勒

在多次打报告请调回国参战后，1942年5月，崔可夫被任命为预备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在图拉地区组建而成。同年7月10日，这支部队改编为第64集团军，编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开始与进攻该地区的德军交战。

7月23日，崔可夫乘坐U-2侦察机探查敌情时，遭遇德军战机袭击，侦察机被击落。他回忆道：“由于我们是贴地飞行，我和飞行员虽然坠机，但还算幸运。我们只是被甩出驾驶舱。我额头肿了个包，胸口和脊柱疼痛。飞行员的膝盖出现淤血。”

由于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瓦西里·戈尔多夫中将合不来，崔可夫于1942年8月4日被解除职务。8月13日，安德烈·叶廖缅科上将接任方面军司令，他与崔可夫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9月12日，崔可夫被任命为第62集团军司令，他向叶廖缅科立下军令状：“我将采取一切措施守住这座城市，绝不撤离。我们要么守住斯大林格勒，要么战死在这里。”

防守任务异常艰巨：斯大林格勒沿伏尔加河两岸延伸40公里，宽度却不足5公里。整座城市处于德军炮火的完全覆盖之下。原定的防御计划甚至未能完成一半：街垒根本无法对坦克构成有效阻碍，许多建筑也未作好巷战准备。

1942年9月13日，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将军指挥的德军第6集团军对斯大林格勒发起总攻。这一天崔可夫终生难忘：“德军的炮弹、炸弹像暴雨一样落在我们位于马马耶夫岗的指挥所。9月13日一整天，我只和方面军司令通了一次话。我简要汇报了战况，请求在24小时内增派两到三个满员师——我们已经没有力量抵挡敌人的进攻了。”

9月26日，德军突入第64集团军与第62集团军的结合部，逼近伏尔加河，将守卫斯大林格勒南部和北部的两支苏联集团军分割开来。崔可夫的集团军也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主力失去联系。市中心的战斗异常激烈，伏尔加河两岸全部处于德军炮火与战机的封锁之下。

崔可夫写道：“希特勒的军队不喜欢近距离作战，他们会在一公里甚至更远的距离开枪，而子弹连一半距离都飞不到。于是我得出结论：对付法西斯侵略者的最佳战术，就是昼夜不停地以各种方式进行近距离作战。我们必须尽可能靠近敌人，让他们的空军无法轰炸我们的前沿阵地或战壕。”

德军这次遇到了强劲的对手。苏军殊死守卫或争夺每一栋房屋、每一间厂房甚至每一处废墟。第62集团军喊出了口号：“伏尔加河之后再无退路！”他们巧妙运用“小型突击群与阻滞群”战术：突击群负责夺回建筑、歼灭敌人，阻滞群则负责巩固阵地、抵御敌人反扑。

随着战场从河岸转移到工业区与居民区，德军第6集团军失去了机动自由，在近距离作战中无法充分发挥炮兵、空军和坦克的全部威力。作战指挥从“战役层面”降至“战术层面”，德军指挥部战报中，“推进X公里”的表述也变成“推进X米”。

第62集团军的顽强抵抗为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争取了时间。1942年11月23日，苏军合围了保卢斯的部队。第62集团军在歼灭被围敌军的战斗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随后编入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指挥的顿河方面军。

罗科索夫斯基在回忆崔可夫时说：“他性格直率，甚至有些粗鲁，但是在战争中，尤其是在他所处的那种极端环境下，或许也只能如此。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能守住这块狭长之地。这位指挥官的勇气与奉献精神为部下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极大地激励了整个集团军在保卫斯大林格勒时所展现出的顽强意志。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率部攻克柏林

1943年4月，为表彰第62集团军的非凡功绩和英雄气概，该部队改编为第8近卫集团军，崔可夫本人被授予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同年10月，崔可夫晋升为陆军上将。1944年3月19日，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第8近卫集团军随后参加了解放乌克兰的战役和解放白俄罗斯的巴格拉季昂行动，击溃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并收复明斯克。1944年8月，在白俄罗斯战役的收尾阶段，崔可夫麾下的近卫军在维斯瓦河夺取并成功守住战略要地马格努谢夫登陆场。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正是在那里集结后，于1945年发动了华沙-波兹南战役。

朱可夫元帅回忆道：“我亲自将夺取波兹南的任务交给第8近卫集团军司令崔可夫将军。当时的情报显示被围德军不超过2万人，但实际上敌军兵力超过6万……”

崔可夫则回忆道：“北顿涅茨河的激战、对扎波罗热德军防御枢纽的强攻、尼科波尔防御工事体系中的战斗、波兰境内的首次交锋——所有这些战斗都根本无法与我们在波兹南面临的任务相比。那里既有德军最坚固的防御工事，又有陷入绝境、垂死挣扎的敌人。”

凭借攻克波兹南的战功，1945年4月5日，崔可夫被授予第二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在柏林战役中，第8近卫集团军担任主攻任务。4月25日起，巷战全面展开，崔可夫充分运用了斯大林格勒巷战的经验。苏军以“突击群”和“突击队”为单位推进，突击部队中除步兵外，还编入坦克、炮兵、工兵和迫击炮手。崔可夫指出：“城市作战中，各级指挥官和司令部的核心任务，是以营、连、排为单位组建突击群和突击队，并确保各军兵种的密切协同。”

5月1日凌晨，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以谈判代表的身份抵达崔可夫的指挥所，告知希特勒已于前一天自杀。5月2日清晨，柏林卫戍司令魏德林当着崔可夫的面签署命令，要求德军停止对红军的一切抵抗。

与麾下将士同眠

战争结束后，崔可夫被任命为苏联驻图林根军事行政长官，同时继续指挥第8近卫集团军。1946年7月至1953年5月，他先后担任苏联驻德占领军第一副总司令、总司令、苏联驻德军管局总指挥、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1948年11月12日，崔可夫被授予陆军大将军衔。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崔可夫奉调回国，任基辅军区司令员。1955年3月11日，崔可夫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60-1964年，崔可夫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在这一职位上，他于1962年组织实施了“阿纳德尔”行动，秘密向古巴运送并部署苏联作战部队，其中包括装备核武器的部队。

1961年8月起，崔可夫兼任苏联民防司令，直至1972年。之后，他出任苏联国防部总监察组总监察员。

1981年7月27日，崔可夫致信苏共中央。信中写道：“我深知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如今在清醒状态下提出请求：我去世后，请将我的骨灰埋在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岗。1942年9月12日，我在那里设立了指挥所。那里能听到伏尔加河的奔流声、炮火的轰鸣声，能感受到斯大林格勒废墟中的伤痛。那里安葬着成千上万名我指挥过的战士。”

1982年3月18日，崔可夫逝世，享年82岁。他的遗体被隆重安葬在马马耶夫岗，与他麾下指战员的陵墓相伴。

在漫长的战斗生涯中，崔可夫元帅荣获2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9枚列宁勋章、4枚红旗勋章、1枚十月革命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1枚红星勋章以及多枚其他奖章和外国勋章。

崔可夫晚年在回顾自己漫长而艰辛的人生历程时写道：“若将战争年代我曾走过的所有战壕、散兵坑、交通壕，以及所有急行军和迂回机动的路线拼接成一条线，这条线足以绕地球赤道一周。而我引以为傲的是，这段路程是我与军中将士们一同走完的——冒着敌人的炮火，跨越江河险阻，穿过布满地雷的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