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了蓝色的大海，那是我毕生不会忘记的一片蓝色。它无以名状，相比之下，天空都显得清淡，特别是有白色云雾的时候，更显寡淡。不知是太阳把最为纯正的蓝色馈赠给了大海，还是大海向太阳萃取了最为精华的蓝色。

那一次是2005年8月17日。当天清晨，一艘白色的船驶出了舟山著名的沈家门渔港，前往东海深处的舟山市普陀区东极镇。应舟山方面邀请，英国二战老兵查尔斯·佐敦要去那里，缅怀63年前在“里斯本丸”号上死难的战友。

需要说明的是，东极不是岛，它是由多座海岛组成的乡镇。“东极”的名字只是形容它在舟山群岛中的位置，而中国还有比它更东的领土。

如今，随着“里斯本丸救援事件”的广为人知，东极声名大噪，成为历史地标，也成为新的旅游目的地。而在当时，它的故事还不为人所知，一如那些海岛上的石头屋子和老渔民，坚忍、朴实、谦逊。

佐敦老先生当时87岁，身着格子衬衫和灰色长裤，身板硬朗。尽管在船上颠簸了3个多小时，但是船一靠上东极镇庙子湖岛的码头，他就快步下船，迈上台阶，和等候在此的老渔民陈永华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是两人时隔63年后的再度相会，更是遇险者和救援者两个群体之间的重逢。

如果穿越回1942年10月2日，东极海域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里斯本丸”船头翘起，船尾下沉，英国战俘在奋力求生，十多艘日本军舰在周边游弋，却拒不救援，日军还向逃生的战俘开枪，也一定会有战俘的血漂浮在蓝色的海面上。

这批战俘来自香港。有这样一段史实：日军攻击东南亚的时间，甚至比攻击珍珠港更早。而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多年以来扶持日本，视作盟友，在看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立场上，也时有暧昧。最终，昔日的“学生”日本，就连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所用的红砖也从英国运来的日本，终于反戈相向了。

这实在是很像孟子讲过的“逄蒙杀羿”的人性恶的寓言。不过，孟子最终还是主张性善的，他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在1800多条人命“将入于海”时，日军采取的措施是袖手旁观，把战俘船的船舱封死，向战俘开枪，把攀上船只的战俘踢回海里……

真正保持“怵惕恻隐之心”的，倒是衣着破旧，皮肤黝黑，且很可能“大字不识一担”的中国渔民。约200名渔民纷纷驾着远不如钢质军舰牢靠的木质渔船，赶来援救，不但救起了384人，而且还让在场日军突然明白了“纸包不住火”的道理。

英国战俘汉密尔顿就曾在回忆录中愤怒地指责，日本人原本想让他们都淹死在海里，这样就可以把责任推卸到用鱼雷打中“里斯本丸”的美国人身上，直到中国渔民赶来救援，才改变了主意。

而到晚年，东极镇青浜岛上的老渔民林阿根回忆起救援，还心存遗憾。当时英国战俘是顺着潮水往青浜岛漂过来的，“那时老百姓穷，都是小木船，划不快，一个上午只能来回救两次，有些英国人还来不及救，就被退潮卷走了。”

在他们的心里，救人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这只是做人的本分。东极镇文化站站长梁银娣的父亲梁奕卷也经历过那次救援。她曾告诉记者，舟山渔民的传统是：“我哪怕在陆地上和你有三代的冤仇，在海上看到你有难，也要救你。”

无论如何，当时的中国渔民的所作所为，才称得上是“知行合一”。当时的蓝海已是一片苦海，中国渔民的血性在蓝海和苦海中闪耀出一片生命的红色。10月的海水已经转凉，而中国渔民的援助让英国战俘感到了一辈子的温暖。

美军误射了鱼雷，日军借刀杀人，而只有中国渔民伸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在那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立场：坚守正义，从无偏离。

“当时我上岸时又冷又饿，中国人给我送来了红薯和绿茶，我一直记得它们的温暖。如果没有他们的搭救，就不可能在战后结婚，建立了一个大家庭。”重返东极的查尔斯·佐敦告诉记者，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已经是四代同堂。他应该不知道，红薯当时是渔民的主粮。他们大多穷困，是买不起也吃不起大米的。当时，也有少数家境较好的渔民，拿出了珍贵的大米和白糖。

午后返航，船只途中专程前往青浜岛东面的沉船海域。查尔斯·佐敦向长眠海底的800多位战友献上了玫瑰花。87岁的老人站在甲板上，双手紧紧握住船舷上的栏杆，双肩不停地抖动，深深地低下了头。没有人会忍心去看他脸上是否流着泪水，我看到红色的花瓣漂浮在蓝色的海面上。

岁月不饶人，老兵、老渔民、故地的重逢，殊为难得地在2005年实现过一次。如今，他们均已作古。但是，我们要记得，历史并没有远去，那些善良而勇敢的人们是永远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