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床上的吴大鸿今年92岁，提及父亲家书里的抗战故事，他的心率从95跳到125，心电监护仪发出短暂的滴滴声。

儿子吴浓不敢让他多说话。吴大鸿年轻时从事档案管理工作，对地方史料、历史名人如数家珍，却不常提及自己的父亲。

吴浓的祖父吴之骧，是一位出生于皖南的徽商，曾在安徽省铜陵市大通镇对岸和悦洲的一家茶叶商号担任管事。和悦洲是一个江心洲，洲上有“三街十三巷”，在清末民初是重要的盐运枢纽和贸易中心，曾被称为“小上海”。

祖父早在1960年去世，只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在吴浓的童年记忆里几乎是空白。

直到2000年前后，吴浓的母亲回到安徽省泾县茂林老家，处理此前寄放在亲戚家阁楼上的旧家具和杂物时，意外发现一两百封信件，多以毛笔书写，纸张已发黄，但墨痕清晰。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被接续。吴浓一封封拆读，时间横跨抗战初期到抗战胜利后，收信人大多是吴之骧。

起初信件多是寻常事：告知出门收账归家时间，寄送桔饼、棉被衣物等物品，提醒家人注意洪水来袭、天冷添衣。

但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战争的阴影逐渐渗透纸面。战事消息频繁出现，有安排转移货物，关门息店；有战时物价高涨，询问钱是否从邮局汇到；有家人因“通共嫌疑”被捕，讨论如何搭救；有货物被“经济大队”没收……

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泾县成为皖南敌后抗战的前线。汀潭之战打响，新四军与日军在山谷间激战。再之后，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吴之骧收到的信里写道：“炮弹如雨，卧地逃命。”

这一两百封信件，像一根细线，将那个动荡年代的家族记忆、小镇变迁和国家命运一一串起。

吴浓在那些发黄的信里，一点点靠近祖父，拼凑出他的前半生。他觉得，有些记忆，不谈也在，有些故事，被时间轻轻盖住，只等着被发现。

在信件中与祖父重逢

从泾县县城向西出发，远处山势层叠，道路蜿蜒起伏，路边不时掠过“N4A”白底蓝字标识路牌，那是新四军在抗战时期使用过的番号。

沿着省道行驶约20公里，是一个分岔路口，往北是新四军军部旧址，如今仍可看到青砖灰瓦的建筑。1938年至1941年，新四军军部驻扎于此。

往南便是茂林镇，一个历史悠久的徽州商镇。20世纪初期，吴浓的祖母章青兰在那里一手拉扯大四个孩子，父亲吴大鸿是最小的孩子。祖父吴之骧则在100多公里外的铜陵大通和悦洲做茶叶生意，靠毛驴驮队和邮局与家人寄信保持联系。

今年58岁的吴浓常沿着这条熟悉的路线往返。很久后他才知道，眼前这条寂静的山路，正是祖辈生活与战争碰撞的地带。

2000年前后，从阁楼上发现的信件，把吴浓拉回到祖父年轻时的那段岁月。

“刚开始我读不出什么意思，只觉得字漂亮、纸古旧。”吴浓回忆。他开始一点点整理，将这些家书按时间归档、标注、扫描，有的已经泛黄碎裂。

他试图辨认模糊的字迹、考证信中地名的来龙去脉。就像拼图一样，慢慢地，不同信件之间产生了勾连。

吴之骧又名吴兆贵、吴荣庭，1893年出生于茂林镇的一个平民家庭。祖产只有一亩三分薄田，勉强糊口。他的父亲早早过世，母亲艰难持家，唯一的姐姐也已出嫁他乡。

少年吴之骧曾在镇上的私塾读过几年书，十四五岁时便不得不放下书卷，走出家门。他背起包袱，迈上和无数徽州穷家孩子相似的路——外出当学徒、学做生意。

他靠着勤奋肯干、头脑灵活，慢慢从店铺最底层做起。抗战前夕，四十多岁的吴之骧已坐上商号经理的位置。茶庄在两百里外的铜陵大通和悦洲，是茂林一位老乡开的商号，吴之骧是掌柜，地位仅次于东家。

吴浓在信中读到祖父管理店铺的细节，茶庄主营茶叶，也兼做百货生意。“那时候商号有新货上市，还会请西洋乐队在门口吹号宣传，每天伙食有荤菜，卤锅不熄。”

吴浓还发现一张1938年6月由安徽省茶叶管理处颁发的“运茶许可证”，上面写着一次从茂林运送两千多斤茶叶至江苏高淳。他感叹，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这无疑已是相当有规模的商业运输。

吴之骧与家人联络的信件，有些是贴了邮票经邮局投递的，有些则是托毛驴驮队顺道带回，信封上常注明“转交”，交由熟人送达茂林家中。

随信一同抵达的，还有精心备下的生活物资。在一封信中，吴之骧写道，托人带回“货篮两只，重四拾四斤”，其中装着木耳、百合粉、桔饼、水姜、冰糖等物，既有当时流行的滋补食品，也有家用日常之需。

吴之骧还时常在信中向家人报平安。他写道，近日“唯有米价高昂”，但他“如常，饮食较前增加”，以此宽慰年迈的母亲与家中的妻儿。他还写道，听说家乡“蛟水为灾”——山洪暴发，田园或遭淹没，他急切想知道家人是否平安，却无法立刻归家，只能隔纸寄托一份焦急的思念。

更让吴浓意外的是，他还在一封报喜信中读到了父亲的出生。1934年，有部队频繁路过茂林，时局紧张，祖母章青兰的弟弟将快要临盆的她接回娘家避险，并写信通知在百里之外的姐夫吴之骧。

吴浓推算，当时应该是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茂林。那年日军已侵入中国东北。战争的炮火虽未烧到皖南，生活看似如常，但风声已动，山雨欲来。

一家茶庄和一个人的沉浮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动荡的气息已开始波及商路。彼时，吴之骧工作的茶庄尚未停业，但敌机频频出现，街市惶惶不安。

“通和两岸被敌机轰炸，幸我店屋及住宅均无损失，但不知后去如何？亦难逆料之中。现在我村敌机不时亦来盘旋，甚高。闻系侦察河路之说，然我村之人民逃走者甚多，现在侄亦搬移住老圣公会舍妹之宅上暂住。”

这封吴之骧的东家吴云程写给他的信中提到，大通镇及和悦洲两岸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幸好店铺和住宅暂时无恙，但局势如何发展仍未可知。附近村庄“逃走者甚多”，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从原宅迁居到亲戚家暂避。

信里仍保留一丝商人的从容：茶叶发货、物资转运、收账等事项照旧处理，安排人手将存放在外的皮箱等物资一并请担夫担回，还提议“若担子太轻，不妨搭配一箱兰花牌大肥皂”。

吴浓认为，当时商人们仍试图维持商业网络的运转，对局势抱有一丝观望。然而很快，形势急转直下。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南下。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随着战局南移，战火从华北烧至长江沿岸。安徽南部多地也接连失守。铜陵、芜湖、南陵相继被攻占，战火已逼近皖南内陆腹地。

东家吴云程再次来信，此时店铺已难以为继。昔日繁盛的“和记云升茶庄”，走到了仓促歇业、遣散伙计的临界点。

“今庚传闻前方继续之战，大局如斯，而人心不定，各店无继续之营业，以致我店今庚更且不能定夺。如前方消息之恶劣，今正同人亦不作定，只好临时请各位代与帮忙而已。”

茶庄东家委托吴之骧迅速转移店中贵重物品至毛坦（现为茅坦村，隶属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并将门店封锁并贴上封条，交由本地信任之人保管并付津贴。计划向店中伙计分发路费，先返回老家等待战局明朗。至于欠账，只能暂时搁置待以后再收。

这封信邮戳日期为1938年2月5日，此时抗战全面爆发已大半年。

也正是这一年8月，新四军军部转移至皖南。七七事变后，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将南方八省（湘粤赣鄂豫浙闽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

新四军军部于1937年12月25日在汉口组成，1938年1月6日从汉口移到南昌，并于8月2日进驻泾县云岭。

据宣城市委党史地方志室资料记载，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到达新四军军部，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新四军战略方针。

新四军军部大会堂原是云岭村的“陈氏宗祠”，是军部召开各种大型会议、开展文艺演出、举办战利品展览的主要场所。

如今在旧址之上，开设了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展。陈列展上展出许多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周恩来站在军部大会堂台上作报告。台下座无虚席，许多将士坐不下就站在一旁，认真聆听。

泾县地处皖南山区腹地，南通赣鄂、北接江淮，是战略要地。自此至1941年间，云岭、茂林等地成为新四军的重要驻地与战场，频繁发动游击战、反“扫荡”战役。山路崎岖、交通不便的地理特征，反而成为新四军展开敌后作战的天然屏障。

商号沉浮，是这场战火席卷下皖南社会剧变的一个注脚。在吴之骧尚未意识到命运彻底转向的那年，他已站在旧秩序崩塌的门口。

新四军军部旧址，位于安徽省泾县云岭镇罗里村，由“种墨园”和“大夫第”两座清代地主庄园组成，在抗日战争时期承载新四军参谋处、秘书处、作战科等核心军事机构职能。 新京报记者 李聪 摄

纸面背后的烽火战事

茶庄关张后，吴之骧回到茂林老家。失业、战乱、日渐高涨的物价，生活的重担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为了维持全家生计，他与人合伙尝试开猪肉摊，却遭遇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摊派”：日军每驻扎一地，就通过各级伪政权，向商户勒索捐款与物资，名为摊派、配合军需，实为变相抢劫。

吴浓从信里看到，祖父还曾写信询问朋友想去南京找口饭吃，为此在草稿纸上反复练习阿拉伯数字的写法，以适应外地商号可能的工作需求。但最终也未能成行。

前线战事紧急，后方经济失控，徽商传统的区域贸易网络几乎被冲散，地方商号纷纷关门，百姓大批外逃。

吴之骧的大女婿，也即吴浓的姑父唐振铎，在皖南宁国（现为宁国市）做生意。

1940年6月，唐振铎向岳父写来一封家书，讲述了一笔“失而无望”的生意：他从上海购入的三十袋荷兰赤糖，在运往江苏溧阳途中被“经济大队”没收。那是战区特设的“经济检查队”，名为查扣走私物资，实则常将平民财货充作军用。

信中写道，“需经第三战区开庭才有可能追回”。但他自己心知肚明，这不过是多一层程序，多一重渺茫的希望。他专门写信向岳父解释原委，字里行间满是无奈。

普通家庭的生计与安全在炮火中岌岌可危，唐振铎的来信中还记录了一个慌乱的午后：

“溪地是农历一月二十六日中膳，敌机四架投弹卅余枚，零抛硫磺弹多枚，损失房屋十余间，人民十余个，伤心惨大敝号屋上瓦及玻璃皆破，不过同人均安，就此小损失可算万幸。春寒不一，保重为祷。肃此。敬请春安。”

他的商号被硫磺弹击中，屋顶瓦片与玻璃尽毁，街市残破，幸而“同人均安”。人只要平安，损失一些房屋玻璃，相比之下已是那个年代最轻的“损失”。

家信成为联结彼此安危的唯一方式。1940年10月15日，唐振铎再次向吴之骧寄了一封信。信的开头感激岳父的挂念，记录了那一年的日常困顿。他刚从重病中恢复，花去六十余元请名医治疗刚好；年关将至，却因店里“老人去世、新人不谙业务”，实在无法如愿回泾县“看望双亲大人”。还提到宁国当地的米价、食盐、柴火物价高昂，询问茂林是否有变化。

“且又国家战争急烈，前次敌军侵犯泾县，闻听被我友军奋勇击溃，南乡未遇之难可算不幸中之大幸也。溪地市面甚为萧条，敌机常来侦察扫射，机枪如秋风落叶之像，我们天天防少，营业抛弃。前阅报纸敌人有退之势，究竟未知真假如何也。但期冬季千祈保重，余容后禀，肃此奉复，敬请。”

在信中，唐振铎还提到一场战役的胜利。当时的日本飞机仍不时对宁国街道进行侦察扫射，自己的店面也难以为继。“看报纸似乎敌人有撤退之势，但未知真假。”他在信末如此写道。

他口中的“友军”，即是新四军。这场战役即汀潭之战（又称泾县保卫战、云岭保卫战），发生在他写信的这个月月初。

1940年，正值皖南抗战局势骤变之时。日军频繁“扫荡”新四军前沿阵地，当年4月和10月，大规模的“扫荡”接连发生。

据宣城市委党史地方志室资料记载，1940年4月21日，日军调集3万余人分3路向皖南“扫荡”。新四军奋起抗击，军部直属第三团、直属第一团、第三支队第五团在何家湾、父子岭和繁昌城等地与日军进行激战。5月3日，日军“扫荡”宣布失败。

1940年10月4日，日军调集1万余人对新四军皖南部队进行历时一周的第二次大“扫荡”。新四军皖南部队在叶挺军长指挥下，同日军大战三次，小战数十次，共计毙伤敌近三千人，日军被迫撤退。

然而，这点来之不易的局部安定，很快被“皖南事变”撕碎。

位于泾县县城西北方向的皖南事变陈列馆中，有资料记录，1941年1月4日，驻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九千将士，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率领下奉命绕道苏南北移。7日，途经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预伏的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自卫，激战至14日，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除约两千人相继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军长叶挺谈判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隐蔽突围中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英勇牺牲。17日，国民党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声称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发生内战之地，正是唐振铎的老家。1941年1月19日，唐振铎在宁国再次来信：

“送岳父母大人：前上一示，未知收到吗？闻茂林、唐村、石井、高坦一地，发生内战，炮弹如雨，卧地逃命，至今尚未定战，未知府上及我家如何？非常焦急，时刻不安，本欲动身来泾，路中青年实难通行。在此当中，无法想。此信至后，立刻赐音，感激得很，一切情阅，不多告吧。敬祝平安。”

他担心亲人，急切地想回乡，却恐“路途不通”，只好致信探问，急盼回信。

战争没有绕过哪一户人家，这些纸面上的家事，就是那个时代的大事。

吴浓父亲吴大鸿家中挂着三张地图，分别是中国地图、安徽省地图、泾县行政区划图，吴浓指着地图还原祖父吴之骧当年经商的路线。 新京报记者 李聪 摄

未尽的对话

当祖父的那些信件重见天日，吴浓意识到，它们之所以得以保留，可能是因为祖母。在那个没有电话的年代，丈夫常年在外经商，她最盼望的，可能就是信了。“家书抵万金。”

2007年，吴浓在《读者文摘》看到“抢救民间文化”栏目征稿，他将部分家书整理投稿。后来，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联系他，并将其收入至《抗战家书》中。

过去家中并不经常提起这些旧事，直到信件被发现，才慢慢开启代际之间的重新对话。

吴大鸿开始向吴浓讲述，父亲在茶庄做掌柜时如何“收茶叶公道，照顾同乡家眷”，如何“做事诚信，宁愿自己吃亏”。

多年后，这些事慢慢被补全。吴之骧做事的风格、书信行文的格调、照顾家人的方式、与人交往的分寸感，逐渐被晚辈们知晓。

吴浓也在祖父与一位名叫吴樾的往来通信中看到，对方常年在浙江，常常托他代领邮汇，照顾在茂林老家的亲属。后来战事逼近，吴浓没再看到有这个名字的信件，他觉得，对方可能在战乱中失联了。

长辈们对抗战、苦难以及彼此的命运，往往以沉默应对。

在上百封书信之外，吴之骧的长子、吴浓的大伯吴锡尧晚年写下回忆录。当年因家中困难无法升学读书，吴锡尧跟父亲一样，外出在水东（现隶属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一间油坊做学徒。

那是1943年农历九月底，日军由宣城进攻水东，抓走当地商号的十多位伙计，逼问藏银地点。前两人拒不吐露，被日军挥刀刺杀。第三人脱光上衣，对着刺刀向前顶，结果日军一时愣住，没有继续施暴。吴锡尧因年龄最小，站在队尾，躲过一劫。

天黑之后，他趁夜色逃跑，在附近农户家躲了一晚。白天沿着山路继续往家跑，沿途还听到子弹在耳边飞过发出的响声。到家后，发现家人已托邻居去水东寻他，等邻居安全返回茂林后，全家人才放心。

当大伯80多岁时，吴浓才第一次听他讲起这件事，只觉得后背发凉。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据泾县县委史志室“泾县革命历史”记载，解放战争时期，泾县的革命武装迅速发展。泾县境内的游击队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英勇顽强的武装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同时，游击队带领群众开展破仓放粮、抗租抗债斗争。

1949年4月6日，渡江战役前夕，人民解放军渡江先遣队300多人，率先突破长江天险，执行侦察、策应任务。在地方党组织协助下，该部于12日进驻泾县云岭镇北贡村陈塘冲，受到当地群众热情接待。

泾县地方党组织领导群众给解放军送米、送柴、赶制军鞋。渡江先遣队在游击队和当地群众积极帮助和配合下，出色完成了敌后侦察任务，获取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渡江作战。4月24日，泾县城解放。

吴大鸿对“解放”印象深刻。病床上的他用茂林话重复“解放时我16岁”。吴浓记得父亲还跟他讲过，快要解放时，村里人将八仙桌包上湿棉被，抬在前方作掩护，“顶着子弹往前冲。”

然而，信件中也留下许多无法追问的片段和线索。其中许多提到的人、事，如今也难以考证。但吴浓知道，这本身就是战争在民间留下的真实痕迹。

比如吴之骧的外甥“因通共嫌疑”被关押在马头镇，亲属写信商量如何搭救。抗战时期，茂林是国民党地方政权所在地，铜山等地则是新四军游击区。最终如何营救，已经不得而知。

还有不到三年吴浓就要退休了，他计划退休后拿出完整的时间继续整理这些信件，更加深入研究这些家书背后的故事和徽商文化。

几年前，吴浓和父亲曾去探访当年吴之骧经商的安徽省铜陵县大通镇及和悦洲，街巷还在，但茶庄早已难觅踪影。小镇上有个博物馆，保留着一个根据旧图建起的街市模型。

站在模型前，吴浓想象，其中一间大概就是祖父曾经工作的地方，也是他俯身写下家书的地方，字字句句，穿越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