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940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合影。

今年8月8日是周恩来邓颖超结婚100周年纪念日。

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所在地天津，当天举办《情长纸短 吻你万千——周恩来与邓颖超爱情故事》新书首发式。在两人曾经工作过的上海，周公馆举办了结婚登记集体颁证仪式，10对新人诵读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书信，决心携手到白头。在两人100年前留下结婚照的广州，开展了影像留念活动，请参与者留下定格永恒的相片。

他们的爱情为什么值得纪念？他们的故事照见了现代人的爱情渴望。聚少离多、外部诱惑、信任危机、话题沟通等婚姻难题，他们当年全都面对过，而且更多更难。

飞鸿定情

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

1923年，周恩来从法国给身在天津的邓颖超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有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两个一起被杀害的共产主义者的画像，还有他的这句话。这句话可以看成是两人的定情之语。除了周恩来，谁会把断头台写在求爱信里？除了邓颖超，又有谁会接受这样的求爱？如果没有灵魂的结盟，谁也做不到。

两个年轻灵魂最初的碰撞，是在毗邻天津海河的一个小小院落里。这个院落如今隐藏在一片居民区中，并不起眼。但临街门楼上邓颖超的题字“天津觉悟社纪念馆”，让有心追寻他们足迹的人不会错过。1919年，20个迷茫的年轻人走进这个小院；几个月后，他们又从这里离开，奔向各自的前程。周邓的情缘便因这场短暂相遇而起。

觉悟社时期，没有人把周恩来和邓颖超看成一对。那时的周恩来太过耀眼。在南开读书时，他就是风云人物，长相帅气，担任过校刊《校风》的总经理、演说会的副会长等职，还在新剧中扮演过女角，轰动一时。当时邓颖超才15岁，在女生中称不上最有名。不过邓颖超充满热情，口才好，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队的队长。后来周恩来曾向邓颖超回忆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觉悟社1919年9月成立，第一期《觉悟》12月底截稿，次年1月出版。几乎同时，周恩来和其他几个成员，就因抗议北京政府同意与日本关于山东问题直接交涉而被捕，到了7月才被释放。出狱之后，大家有了不同的选择。周恩来和几个家境比较好的觉悟社成员决定出国留学。邓颖超家境比较差，就留在国内当小学老师，赚钱供养母亲。“与周恩来同行去法国的，有一个女生叫张若名，当时和周恩来关系非常好，大家也觉得他们很般配。到法国后，张若名专心学术，成绩很好，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心理学博士。但学术道路不是周恩来的选择。他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是革命，还发下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他确立了自己的理想，也就明确了爱情的方向。”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原副馆长李爱华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虽然远隔重洋，但两个人不约而同选择了相同的人生道路。同一时期，周恩来在巴黎入了党，邓颖超在天津入了团。“总理从欧洲给邓大姐寄了100多张明信片。邓大姐在长征前都保留着，可惜后来遗失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据大姐说，总理的来信中已经有了追求她的意思。但她知道张若名的存在，也就不相信总理的话。后来周总理可能着急了，一封封信追得越来越紧，还特意说明他和那个女同学因政治上观点不合，已经不来往了，而要同邓大姐确定关系。邓大姐征求她母亲的意见，杨妈妈说，‘恩来在国外，还是等到他回国再定吧。’可总理等不及了，一封一封地写信催问。于是，邓大姐就按照自己的主张做了答复，同周总理明确了恋爱关系，那是1923年的事儿。后来，邓大姐把自己的意见告诉她母亲，杨妈妈也就默许了。”

1924年，周恩来从法国回到广州。第二年，21岁的邓颖超也因在五卅运动中表现活跃，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于是她南下广州，去找周恩来。

邓颖超清楚地记得，自己是1925年8月7日下午到达广州码头的。一下船，她就急切地在人群中搜寻周恩来的身影。由于事先给周恩来发过电报，两人又5年没见，她满心盼着周恩来会来接自己。但眼见着人都走光了，周恩来也没出现。邓颖超一肚子不高兴。但气了一会，她又平静下来。心想，准是恩来工作忙，走不开。好在她手里有地址，便雇了辆人力车，自己找了去，在门房等着。

1925年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成婚。

结果没等到周恩来，先等来了他的警卫副官陈赓。原来那天周恩来确实很忙，就让陈赓拿着邓颖超的照片去码头接人。但陈赓在人群中找来找去没找到，只好打道回府。在门房见到邓颖超，陈赓赶忙解释，又把她接上楼。

邓颖超不愿休息，陈赓便带着她去了文明路的中共广东区委会，当时周恩来是广东区委的委员长。到了那儿，周恩来刚走。陈赓又带着邓颖超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我四下寻找恩来，看到他在屋子一角正低头写着什么，5年不见，他比以前瘦了些。这时陈赓走到他身旁在耳边说了几句话，他才抬起头向我点点头笑了笑。本来我想他一定会过来同我说几句话，没想到他继续谈工作，谈完了也没打招呼，站起来就和别人走了。”更有甚者，那天周恩来忙得没回家，邓颖超也因宵禁时间临时提前回不去，就在外面凑合了一夜。

但邓颖超既有多数女性都有的小心思，更有难得的大格局。第二天，她不但没有耍脾气，反而直接忙起了自己的工作——协助何香凝，挑起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的担子。那天下班回家，她没进门就听见周恩来笑着对陈赓说：“小超真积极，昨天刚到，今天就急着上班，现在是我等她。”邓颖超急忙跨进门说：“你等了这么一会儿就急了，我都等你一天一夜啦！”

李爱华笑言：“谈恋爱没在一起，结婚自己‘送上门’，然后人家有空理，没空还不理，第二天才说上话。这种事哪个女人受得了！”而邓颖超不过用一句小小的抱怨，便把所有的委屈都轻描淡写地带过了。

“那天晚上，我和恩来去了一家有名的老店太平馆，吃烤乳鸽，这是恩来欢迎我到广州工作，同时也是庆贺重逢和结婚。我们结婚没有什么仪式，也没请客人，很简单，我们就住到一起，第二天照样分头上班了。”邓颖超如此回忆他们的新婚之夜。而太平馆这家创立于清朝光绪年间的西餐厅，也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而有了特殊的吸引力。

就是从那样一个热闹的夜晚开始，周恩来和邓颖超并肩站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

超：

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今年此地年成不好，夏旱秋涝，直至前天还是阴雨连绵，昨天突然放晴，今天有了好月亮看，但是人民苦了，只能收到二成左右。河东来电，亦说是淫雨不止，不知你们那里的情形可好？

鸾

九月二十九 夜

这是1947年的中秋之夜。周恩来在陕西榆林朱官寨的一个院子里，和毛泽东、任弼时一起请战士们过节，席地而坐，吃着月饼和葡萄。举头望明月，不由对月怀人，想念远在山西临县三交镇双塔村的妻子邓颖超。然而这想念不只是儿女情长，还有许多话要倾诉。彼时，他在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她在做土地改革的复查工作。他告诉她大反攻的情况，托人带材料给她看；又细细问她农村的情况，嘱她半年后见面时要详叙经验。当真是如他所言，“要说的话很多，执起笔来，又不知从何说起”。

1946年，周恩来邓颖超在梅园新村30号院内。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话：“令婚姻不幸福的不是缺少爱情，而是缺少友谊。”“结婚时，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能跟这个人一直到老年也有话可说吗？在婚姻中其他问题都是暂时的。”1947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已经22年了，一个49岁，一个43岁，还有说不完的话，缘何？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三观吻合——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一致，因而在生活志趣、人情世故、金钱物质诸多方面高度契合，相处愉悦。正所谓“爱情最好的样子，不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而是两个人看着同一个方向”。

他们之间总有一种无话不谈的默契。1947年两人的分别起于胡宗南部进攻延安，而我方决定主动放弃延安。3月19日弃城，3月25日周恩来就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超：我于二十一日晚便归队，未爽十日之约，但你已先我一日走了，留下的东西均收到……专告，祝你好。”4月，邓颖超回信给周恩来时，除了寄去周恩来必需的药品，殷殷叮嘱他按时服用外，更多是讲述自己的所思所想。“近来我感到我的性格正在有些改变着，喜爱幽静的境界，淡于热闹的场合（这与人民的斗争，土改的红火有别），对许多人和事，最好是沉默静观，且‘沉默’往往使我内心感到恬适！”“不日东行，将近两月阅存的《晋绥日报》和参考资料都转寄给你。《晋绥日报》近对此区情况颇多揭发，而土地斗争材料很多，可选看些，对你是有益处的。”

每每读到1947年的这些信，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审刘春秀很是感慨：“他们之间的爱情花朵，并没有囿于个人生活的小天地，而是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无限沃野中。他们之间除了缠绵的爱情倾诉外，更多是围绕着国家大事彼此鼓舞。”

他们对身份地位有相同的淡然。1949年，周恩来在酝酿政务院名单时，不少党内外人士提出，按资历和能力，应该给邓颖超安排一个职务，周恩来当即拒绝了。革命烈士彭干臣的妻子江鲜云专门找到周恩来，为邓颖超鸣不平。周恩来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小超再担任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当成是我这个总理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都到一起去了。这就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不利于我们的工作。”他放下茶杯，看了看邓颖超和江鲜云，又补充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1960年3月，周恩来和邓颖超游览桂林漓江。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廖心文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此后，周恩来多次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压低’邓颖超。对此，邓颖超从无怨言，她和周恩来的‘三观’是一致的，她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终其一生，他们对权力、地位和金钱看得淡然，自始至终保持着真心而平等的交流。从他们的书信中很容易看出，他们是一体的，从来没有分过你我和高低。”

心安处便是家

超：

等了几天没接到你来电话，今午听说你又病了，甚为惦记。明日当与你通话，希望你能提早回来。我大约可迟到二十三日再走。这几天为报告忙起来了，而国内外又有些文电和事情要办，睡眠便又少了起来。现已夜深，听说明午琮英去穗，写此短笺，聊表怀念。“三八”之日虽未通话，却签了一个贺片，而且还是三十年前的笔名，你看了也许引起一些回忆。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

问好。

翔宇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 夜

“婚姻是一辈子的修行”，彼此安心是感情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身负“民国美男子”之名，早在而立之年就成为中共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的婚姻，只怕比常人更难实现安心二字。恰是因为这一点，他和邓颖超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恋，才会在历史的大浪淘沙过后，成为世间传奇。

他和邓颖超是如何做到安心的？这封写于1959年3月18日的信，或许可以窥见一斑——再过一个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要召开了，周恩来要做《政府工作报告》，此时他已经在为报告忙碌了，但他仍然惦记着：给妻子签一张“三八”妇女节的卡片，署上自己30年前新婚时期用的笔名；约妻子通个电话；问妻子能不能早点回来，自己可以等她几天，见个面再走。

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1948年1月22日，邓颖超在信中娇嗔，“先后寄你三次信和一些资料、刊物，据夏大姊来信说前两次都转给你了，当不致遗失，不过收件人虽忙不克写信，开个收条来总还可以吧，亦是应该的吧，你说对不？”2月2日，周恩来马上回了一封长逾千字的“收条”：“超：自从去年八月十五日下修书以后，一搁至今，未再执笔。你怪我好，骂我也好，我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正好陈毅同志来而复返，他可为此作证，故而托他带信，格外合适。”1950年1月12日，周恩来取道东北，前往莫斯科协助毛泽东与苏联政府谈判，途中托人带回书信：“超：明早将到满洲里。何谦告诉我说，给小超同志写几个字带回去。谢谢他的关心，我马上提起笔来写信。沿途平安，堪以告慰老婆……回来后，能看到你更加年轻，那将如何快乐！”1958年11月17日，周恩来连续到郑州、武昌开会，抽空写信道：“超：你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打了几次电话，却没给你写信，总觉得欠债似的。”

这些书信本是夫妻的私物，1997年邓颖超去世5周年和1998年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才将其公开。廖心文从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一毕业就开始研究周恩来，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周恩来和邓颖超原来在我心中都是传统的革命者形象，直到第一次看到这些书信，我着实吃了一惊：周恩来原来是这么情意绵绵，邓颖超原来是这么小鸟依人。”

周恩来给予了惦记，邓颖超给予了信任，双双就此安心。如此简单，又如此不易。“周恩来喜欢跳舞。抗战时期延安经常举行舞会，邓颖超常常坐在一旁欣赏周恩来跳舞。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孩跳舞，不是每个女性都能接受。但邓颖超就能，她和周恩来都是从五四运动中走过来的，思想开明，相互信任。周恩来跳舞还会一首曲子和好几位女性跳，即和每人跳一个小节。这恰恰说明，他不是为了接近某位女性而专门和她跳舞，而是开展工作谈心交流的一种方式。”廖心文说。

1942年，邓颖超在一次青年妇女座谈会上专门讲道：“有一些人，心地狭窄，受自私和独占欲的支配，不喜欢甚至干涉自己的异性朋友不能与旁人交往……怕自己的妻或夫的爱情转移，夫妇之外，概无朋友……爱情之外，还需要友情，则更能调剂夫妇的生活。如果夫妇二人，整日厮守，过着极狭窄的生活，日久必然厌腻、淡薄，爱情非但不能巩固，而且反会恶化。”1944年11月12日，邓颖超还在信中对周恩来说：“你走了，好像把舞场的闹热气氛亦带走了！昨晚的舞厅却是冷淡而减色呢。”

“心安处便是家。任何感情都需要双方长期经营，不然就会变成白开水。”李爱华说，“邓颖超善于经营爱情。她知道丈夫魅力强大，容易不自主地招蜂引蝶。但她处理得很巧妙，反而让这些成了夫妻生活的黏合剂。”1969年，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的越南正处于战火之中，邓颖超在家中一直非常担心周恩来的安危。周恩来回来后，刚进门，邓颖超就走上前对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和好多越南的女孩子拥抱，你得抱抱我，亲亲我！”周恩来就非常自然地把她搂入怀里，在她脸上留下了一个甜蜜的吻。此时，他们已经是71岁和65岁了。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她有一次翻看老照片时发现，几乎每年的8月8日，伯伯和伯母都会拍结婚纪念照，以使爱情保鲜。

1950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照。

“可以看出，他们两人中，邓颖超是经营婚姻和家庭的主力，同时，周恩来也给了她一个女人最需要的那种底气：忠贞不渝。”李爱华说，“他们两人相识于五四运动中，既有中国传统爱情的含蓄隽永，又有近代新青年对爱情的热烈表达，成为今天人们依然渴念的那种婚姻之美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