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1905年—1942年） 湖南醴陵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全民族抗战期间，他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参与指挥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许多战役战斗，同时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和军队建设方面均有建树。

1940年5月，在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左权和妻子刘志兰欣喜地迎来了女儿左太北的诞生。三个月后，百团大战打响，为了不影响左权工作，刘志兰带着左太北回了延安。

左权与妻子刘志兰、女儿左太北的合影。这也是一家三口唯一的合影。

谁料竟是诀别。一年零九个月后，左权牺牲。他牺牲前写给妻女的11封信，成为留给家人的唯一遗产。

2025年夏天，左权外孙、八路军研究会副秘书长沙峰向《环球人物》记者展开了这些信。凝视85年前的笔迹，左权的面孔仿佛在抗日烽烟中清晰起来：是英勇善战的将军，是博闻强识的学者，是体贴入微的伴侣，是满腔柔情的父亲……

2025年6月，左权外孙沙峰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两杆子’都硬”

1940年11月12日

你们走时正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胜利开展之时，不久结束第一阶段又开始了第二阶段，也获得了预定之战果，连克了数十个据点，尤以辽县以西直至榆社一带据点全部克服，缴获极多。

——左权给妻子的信

毛泽东评价左权，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

1937年8月，左权被任命为八路军副参谋长，随军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敌后。作家刘白羽回忆，左权是“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部里“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总司令决定之外，一般工作都是他处理。”

1937年，左权（右三）随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右一、二依次为朱德、任弼时。

由于电文里经常出现“朱德、彭德怀、左权”的联署，“朱彭左”很快成为八路军总部的代称，威震南北。左权以运筹周密见长，他在八路军参与指挥的首场胜仗就是平型关大捷。次年4月，他又指挥了长乐村战斗——此战之敌，来自作战狡猾、装备精良的日军第108师团；此战之地，是两岸高山陡峭、谷底河流湍急的长乐村。左权利用这一地形布下“口袋阵”，以有限兵力将日军长蛇队斩成数段，歼敌2000多人，缴获大批辎重。

1937年，八路军115师向平型关急进。

百团大战则是左权“两杆子”都硬的集中体现。

先看“枪杆子”。百团大战的战场情况极为复杂，各集团时而要听从统一指挥，时而要独立作战。左权精心部署：第一阶段要争取速胜，总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聂（荣臻）集团主力约10个团，刘（伯承）邓（小平）集团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1个营，贺（龙）关（向应）集团4到6个团，每个集团都有破坏重点。既照顾了全局分工，又保留了各集团的机动性，使我军的战斗力得到充分发挥。

左权使用过的转轮手枪。

再说“笔杆子”。百团大战前后，左权完成了累计超过7万字的文章或报告。以1940年12月发表的《基本战术提纲》为例，从战略战术的基本要义讲起，再讲埋伏、袭击等具体的战术方法。仅是伏击中的“待伏”一项，就分解为14个小项，每个小项又包括若干条要领，如“最高级首长走头”“加强第一梯队力量，纵深不要拉长”等。

数十年后，沙峰看到此文，深受震撼的是左权提到，敌人作战主要依靠火力，我军则是用“白刃拼搏”，也就是贴身肉搏。“过去总听人说，八路军的武器不行，牺牲8名战士才能消灭1个日本鬼子。看了姥爷的文章才知道，为了克服武器短板，八路军战士拼上了他们的血肉之躯啊！”

“咬牛筋”

1940年12月23日

自敌连续三次向我太北扫荡结束后，我们□□（注：原文无法辨认）又安然的住下了。经过一度紧张的战斗生活后，现又恢复了如故的安然生活，我的一切均很好勿念。

——左权给妻子的信

参谋不仅“参智”，也须“参力”。“随着八路军人数快速增长到数十万，武器装备匮乏的问题出现了。即便加上缴获的敌军武器，仍不能满足激增的需求。作为参谋长，姥爷承担起筹建兵工厂的责任。”沙峰说。

左权在山西省黎城县多方勘察，选择了峭壁之上的天然大石洞作为厂址。1939年底，黄崖洞兵工厂拔地而起。它能够生产步枪、掷弹筒和炮弹，年产武器可装备16个团。

黄崖洞兵工厂位于峭壁之上的天然大石洞内。

日军将黄崖洞兵工厂视为心腹大患。1941年11月，南北两路日军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之令，向黄崖洞奔袭而来。

左权向守备部队传达了八路军总部的要求：作战方式为阵地防御战，注意提前掩埋好物资、转移好工人。他特别交代，敌众我寡，作战时要“咬牛筋”，把敌人咬住拖住后，猛中求稳、不焦不躁——在山口处顶两天，杀其威风，在二道防线再顶两天，乱其阵脚，然后上山，待我军增援部队赶到后，实施反包围。

“姥爷当时不在黄崖洞，是通过电话电报跟前方联系的。通讯条件有限，情况瞬息万变，怎么有效地指挥作战？怎么一步步地把敌人‘粘’在这儿？姥爷的方法很多，其中之一是周密准备。他有一张1:5000的地图，详细标注了兵工厂的所有防御工事。”沙峰说。

在左权的指挥下，部队浴血奋战8个昼夜，以不足1500人的兵力抗击了4000多敌人的数十次进攻，敌我伤亡比例6:1。

这一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创造了抗战史上的纪录。中央军委在《1941年战役综合研究》里说，当年全国各地的反“扫荡”中，黄崖洞战斗是“最成功的一次”。

“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

1942年5月5日

在敌后的孩子们实在是太可怜了。李田的小孩子长得很好，在上次大扫荡中得了病，竟长病而死了。大章同志的孩子寄养群众家中，亦不幸遭万恶的鬼子连同奶妈一齐枪杀了。

——左权给妻子的信

1942年，左权和妻女分别一年多了。他在信中问起爱女的近况，忍不住提及日军“扫荡”的残酷一角。

就在左权写下这封信时，2.5万余名日军直扑太行山脉。他们带着彭德怀、左权等人的照片，夜间行军、拂晓突袭，显然掌握我军各首脑机关的位置情况。

1938年，左权在太行山上。

5月23日，日军完成了对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的合围。守在电话前的左权几乎彻夜未眠，研判四面八方的情报——鉴于消息来到时可能已落后于最新情况，突围时机和路线的判断尤为关键。

24日下午，八路军总部开始向东转移。彭德怀先行一步，左权则留守驻地部署转移事项。分别前，左权叮嘱警卫连，一定要保护首长的安全，掩护全体人员转移，“太行山压顶也不动摇”。

25日拂晓，左权赶到晋冀交界地区，与彭德怀会合。可不久，转移队伍在十字岭被日军飞机发现，日军主力上万人从四面压来。彭、左决定分路突围。在猛烈的炮火下，左权一面命令警卫连掩护彭德怀等人，一面指挥总部机关人员转移。下午4时，大部分人马已冲出包围圈，左权还站在一处高地上指挥。警卫人员一再恳求左权离开，左权说：“我不能离开战斗岗位。”

一轮炮弹呼啸而至，一些十几岁的小战士紧张得原地打转。左权一边向他们高呼“卧倒”，一边站在高地继续指挥。第二轮炮弹接踵而来，躲避不及的他头部中弹，不幸牺牲。

悲痛万分的彭德怀，含泪为左权写下碑志：“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

这一年，左太北才2岁。许多年后，她才通过在场战士的回忆，拼凑出父亲牺牲的种种细节。晚年病重时，她又把这份沉甸甸的记忆托付给了沙峰。

“在那一刻，姥爷为什么要那样行动？他是高级指挥员，生存下来能发挥更大作用，为什么全然不考虑自身安危？”沙峰说，他后来发现，这样的以身犯险，在左权的戎马生涯中早已发生多次。于是，他读懂了左权最后的选择。“姥爷一定知道炮弹还会来，但他想的就是完成突围任务。他不可能丢开部下，自己先跑出去。”

彭德怀曾对年幼的左太北这样解释：“（你爸爸）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

“别时容易见时难”

1942年5月22日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

——左权给妻子的信

生前最后一封信，左权畅想着团聚场景。军中都知道，左权素来沉默寡言，情感“不善表露”。可对离别许久的妻子，他深情地呼唤：“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

左权比刘志兰大12岁，两人结婚时，刘志兰22岁。怀孕的头两个月，刘志兰的反应很厉害。两人未住一处，左权坚持每晚骑马去照料妻子。

然而，在意气风发的年纪结婚生女，整日照料婴儿而非忙于事业，刘志兰心中有很强的落差。与左权通信时，她难免流露苦闷情绪，说些牢骚和气话。

即便放在今天来看，左权的回应也是教科书式的。他总是温和地安慰妻子，共情她的痛苦，肯定她的辛劳，赞美她的才华，鼓励她做自己想做之事。

1942年5月22日，左权写下牺牲前最后一封信。他对妻子刘志兰说：“分离廿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1942年5月，时局已危，左权虽有万般不忍，仍对妻子表示：“你可大胆的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短短三年的婚姻，影响了刘志兰的一生。左权牺牲后，她感到“走到了路的尽头，无路可走了，又不得不挣扎着往前走”。

在左太北的心中，父亲的形象也一直很模糊——他们毕竟没有真正相处过。直到1982年，11封信失而复得，刘志兰将其全部交给女儿，同时附信一封，讲述全家人短暂的幸福生活。

左太北流着泪看完。她这才知道，父亲喜欢叫她“北北”，每信必问她的情况，设法为她寻找营养品和糖果，牵挂她的痢疾和贫血有没有好转，想象着她参加儿童节活动时顽皮可爱，“还可能获得锦标”……

1950年，左权将军陵墓迁至邯郸，图为移灵时刘志兰携左太北执绋。

这年暑假，还在上小学的沙峰跟着母亲去了左权县——这是左权牺牲的地方，原名辽县，在群众强烈要求下改名为左权县。

沙峰和母亲参加了左权牺牲40周年纪念大会。他从未见过这么多人，好像全县的人都赶来了，连会场外的河沟里都站满了人。“亲历抗战的老人，一个接一个地拉住母亲的手，跟她讲姥爷的事。他们的口音很重，我完全听不懂，但我记住了他们眼里的泪光。”

左太北临终前，将所有信交给沙峰保管。他也像母亲一样，在逐字逐句读完所有信后，难掩热泪。

这些年来，沙峰时常觉得，抗日英烈们从未远去。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42年，为纪念左权，山西一些有识之士创作了《左权将军之歌》。今年，他再次来到左权县，问起县里还有人会唱吗？“没想到，我得到的答案是，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唱！”

左权留下的信件里，还有两封是写给母亲和叔父的。那是1937年，他告诉老人，我军将持久艰苦地与日军周旋，“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不管日寇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

左权的母亲。

2001年12月，61岁的左太北第一次给父亲写了信。她知道父亲近19年没有回家，一直思念奶奶，于是在信的第三段写道——

爸爸，奶奶一直不知道您已血战捐躯的消息，大家都有意瞒着她。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军挥师湖南时，朱老总指示路过您家乡的部队要派人看望她老人家。当进入醴陵的部队高唱《左权将军之歌》，派人慰问奶奶时，才告诉她：“左权没有回来，我们都是您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