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1901年—1990年） 山西五台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全民族抗战期间，他历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参与指挥了广阳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等战斗，参与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公布过两张照片：一张照片里，公路似乎已被清理过，满山沟的汽车残骸横七竖八、密密麻麻地靠在路边，有的甚至已经看不出汽车形状。另一张照片里，一辆汽车裸露在光秃秃的山谷里。原来，它已经逃到了谷口，但依然被八路军击毁。

两张照片都来自于日军档案，是日军随军记者在响堂铺战斗后拍摄的。

从山西省神头岭伏击战的原址出发，沿着邯长高速公路东行不到1小时，就到达了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神头乡。87年前，正是在这里，129师副师长徐向前指挥129师对日军辎重部队发起突然攻击，毙伤日军森本少佐以下400余人、活捉3人，焚毁日军汽车181辆。

“短短37天内，129师连续在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打了三场漂亮的伏击战，被誉为华北抗战史上的‘三战三捷’。”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刘波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仍有歼敌之机”

“从长生口、神头岭到响堂铺，3次伏击战，一次比一次打得大，一次比一次打得好……前两次伏击是‘围点打援’，其要害环节在‘我们要打敌人不能独立坚守，必须求助外来援兵的目标’……而响堂铺伏击战，其要害环节在于准确掌握了敌人行动的特点和规律，在其主要交通线上，采取待伏手段。”亲历了响堂铺战斗的385旅769团团长陈锡联后来总结。

1938年3月下旬，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遭打击，但为了配合津浦作战，相机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仍继续向黄河各渡口进犯。邯长路上，日军汽车往返不断，日夜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迟滞其行动，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和政委邓小平决定在适当地点，对敌师运输部队进行一次较大的伏击战。

刘伯承要到总部去开会，行前提议，这一仗由徐向前指挥。“向前同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当年37岁，改编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他平时善于思考，沉默寡言，在任何紧急的情况下，都指挥若定。”这是时任129师参谋处处长李达当时对徐向前的印象。

徐向前派出便衣侦察组，从各方面收集日军兵力部署情报。

神头岭失利后，日军对邯长路的警戒已经有所加强。从山西黎城到河北涉县间增设了东阳关据点，驻兵150余人，涉县守军也增至400余人，黎城则有千余人。“虽然日军加强了警戒，但因日军骄横，不把八路军看在眼里，因此吃了一次亏也不长记性。”刘波向《环球人物》记者分析。此外，据386旅771团团长徐深吉的回忆，日军在黎城、东阳关、涉县“这三股驻军之间的空隙较大，仍有歼敌之机”。

从黎城到涉县不到50公里，公路沿线有王后岭、上下弯、响堂铺、河头村、椿树岭、河南店诸多地点，都在太行山脉或其腹地里。伏击地点选在哪里，是徐向前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经过调查研究，徐向前同陈赓、陈锡联一致认为，响堂铺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在响堂铺村这一路段，路南是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峻岭，悬崖峭壁多，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有不少谷口；峡谷底部是河滩，射击区域广阔。“在路北设伏，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而敌人退无路，守无凭藉，且此地居中，是东阳关和涉县两个敌人据点增援的最远距离。”徐向前这样认为。

对此，李达赞扬道：“向前同志选择的伏击区，对我军非常有利：我伏击部队的位置，都在步枪射程之内。”如今来到响堂铺，在村前309国道附近，峡谷绵延20余里，当年的战场就在这峡谷里，甚至309国道部分路段就是在战斗发生的峡谷内拓宽、垫土修建的。群山依旧，但已经很难想象它当年硝烟弥漫的样子，更难想象伏击于一个步枪的射程之内，是何等之近。

“严密埋伏，不得暴露”

刘波认为，“徐向前用兵，承继他自己在红军时期‘狠、硬、快、猛、活’的一贯作风。”

徐向前曾对这几个字做过特别详细的解释。其中的“狠”字，就是要有“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的狠劲，敢于打近战，“或攻或防，或迂回或突击，不接近敌人不打，五百米不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他举例，刚到鄂豫边区时，敌人机枪一响，不少新兵赶紧趴在地上，动都不敢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站在那里指挥战斗，子弹嗖嗖从身边穿过，不予理睬。搞上几次，部队就不怕机枪了”。

不过，徐向前也强调，“部队越是勇猛善战，指挥员越应慎重从事，把它确实用到点子上，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消耗”。

徐向前最终将响堂铺战斗定在了3月31日，这一天距离神头岭伏击战刚刚过了15天。战斗打响前，徐向前特意去了各旅、团进行政治动员。386旅政委王新亭记得，这位平素沉默少言的副师长讲起话来，却特别能鼓舞全体指战员的士气。

徐向前说：“目前的抗日形势起了急剧变化，敌人已经‘饮马黄河畔’，我们现在已经留在与后方完全隔绝的敌后了。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早已退到了黄河西岸。3月8日，师部却收到了蒋介石颁发的‘不准一兵一卒过黄河’的命令……我们不怕这个！我们八路军早就提出了与华北共存亡的口号……我们要在几天内打一个漂亮仗，给友军做一个榜样，去影响和帮助友军打游击。”

3月30日晚饭过后，部队仅带一日干粮，向响堂铺进发。至31日凌晨，部队已进入伏击区域。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3月里，太行山的深夜寒气逼人，战士们因为急行军，个个汗水浸湿了内衣，被冷风一吹，显得更凉了。徐向前也忍着寒冷守在电话机前，随时等着各团的消息。

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772团报告：东阳关之敌200余人进入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并请示要不要把主力撤出阵地。

“马家峪位于师指挥所右后方，如果确是日军发现了我军企图，包抄我后路，那就很危险了。”刘波说，“这就体现了徐向前对敌情判断的高明之处。他当时判断：情报不可靠，如果敌人发现我军企图，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前来‘打草惊蛇’。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他一面命令部队，‘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得变更，部队不能动，要严密埋伏，不得暴露’，一面派参谋邓仕俊等查清虚实。”

陈锡联深深记得一个细节，徐向前还对他说：“你们仍应集中注意力准备打击敌人的运输队，即使敌人几百人绕到你们后面，你和771团团长徐深吉各给我一个连，我来掩护你们，待消灭敌人的运输队以后，向南撤出。”

约两小时后，邓仕俊回来了，徐向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东阳关方向的敌人并未出动，警戒分队看到的200余人，是赶着牲口走夜路的老百姓。

“小而活、快而稳”

日军辎重汽车在响堂铺段公路上穿行而过。

1938年3月，响堂铺伏击战中八路军向日军射击。

3月31日清晨8点多钟，日军180多辆汽车排着长龙式的队伍，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路段开来。战士们屏着呼吸，等着日军全部进入设伏区域。突然，“啪—啪—”两声枪响，两发绿色信号弹升上天空，大家知道，这是师部发出的总攻击命令。冲锋号声随后响起，顿时，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沉寂的山沟一下子沸腾起来。

1938年3月，八路军129师在响堂铺伏击战中缴获日军汽车。

当天中午，师部就收到了徐向前和邓小平共同签发的捷报：“黎城敌汽车共百三十辆，涉县敌汽车百余辆已被我截击，烧毁者约一百八十辆，约计缴获步枪三百支以上，轻机枪十挺以上，迫炮四门，弹药甚多，我伤亡二百人左右，现正解决敌之增援队中。请刘（伯承）速令动员至少四百以上民夫，驮驴赶来秋树垣搬运胜利品及伤员。”

“伏击战要成功，关键是要迅速、秘密，既要大胆，又要计划周密。”在刘波看来，“徐向前的战术设计，让日军无处遁逃，只能坐以待毙，确保能包它一个大‘饺子’。”

其实，因为当时多数战士不了解汽车，战前准备时，师部对此进行了专门的教育。徐深吉曾回忆，针对如何打汽车运输队，战前教育讲解了三点要领：首先是消灭汽车上的掩护部队，使之失去战斗力，第二是打敌驾驶员，第三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轮胎。这成为之后响堂铺伏击战中两小时解决战斗的制胜法宝之一。

徐向前的作战部署也特别周密。徐深吉记得，当主力部队在响堂铺与敌激战时，驻黎城和东阳关之敌步骑兵共400余人很快出动，并向马家峪地区的772团发起进攻，企图解响堂铺之危。“敌人哪里知道，我772团早就按照徐副师长的部署，进行了战斗准备，所以当即奋力反击，把进攻之敌击溃。这时，黎城之敌又出动200余人会同被击溃之残敌再次向我772团进攻，又被我击溃。与此同时，涉县之敌也乘6辆汽车驰援，在椿树岭以东被我769团打援部队击退”。

当天下午5时，日军出动10架飞机，对响堂铺狂轰滥炸达两小时之久。但此时，徐向前已率部队转移到了秋树垣一带。陈赓在当天的日记里打趣道：“敌之飞机不过作为他们的吊孝而已。”徐向前则总结胜利经验，“敌人装备好，机动力强，训练有素，骄横无比，是相当难啃的对手”，“从实际出发，贯彻了小而活、快而稳的作战原则”。

“打仗还请人参观”

刘波为《环球人物》记者提供了解读响堂铺战斗的另一重视角：“站在国共合作的角度，这一仗堪称国共军事合作的示范战。此战进行之时，30多位国共两军将领如看教科书一般在一旁观战。通过这次观战，增强了友军将领对游击战的认识和抗战信心。”

1938年2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指挥，除指挥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一部外，还指挥国民党军约7个半师的部队。3月24日至28日，朱德在山西小东岭召开了东路军将领会议，友军3军军长曾万钟、47军军长李家钰、94师师长朱怀冰等30多名友军将领参加了这次会议。

小东岭会议快要结束时，正赶上八路军129师计划在响堂铺打一次伏击战。为让东路军将领对抗日游击战有切身的体会，朱德带领这些将领观战。

“当时请了很多参观战斗的来宾，登在道南最高的山头上。打仗还请人参观，这不是轻易来得的事情，非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是办不到的。”1939年1月11日，散文家吴伯箫到响堂铺采访，后写成战地通讯《响堂铺》一文，文中这样评价道。

《响堂铺》结尾，吴伯箫说：“在村子里看到了敌人焚毁的我们的房舍，在河滩里看到了我们捣毁的敌人的汽车。站在烂汽车的旁边，让同行的之琳兄给照一张像，留它一个纪念：对战绩我们虽只是读者，也分它一份光荣吧。”

而对徐向前来说，响堂铺战斗的记忆就更深刻了。直到1985年，84岁的他还豪情满怀地写了一首《响堂铺之战兼贺抗战胜利40周年》：“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隘隐弓弦。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豕突敌胆寒。扑天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弹指一去四十载，喜看春意在人间。”

从1937年9月奔赴山西，到1939年6月去山东抗战前线，徐向前在太行山里待了近两年。两年时间里，他回过两次山西五台县永安村的老家。第一次是1937年9月，因为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谈判在太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劝说他回家看看。离乡十二载，徐向前只在家里住了3天。第二次是次月，徐向前率769团南下，行至永安村附近，几个团干部嚷着要去他家里看看。离别时，徐向前的父亲将他们送至村头，徐向前劝父亲回去，说“有机会还会回来”。

1937年11月，徐向前(正面中立者)在广阳伏击战前线指挥作战。

这成为父子二人的永别，自那以后，徐向前再无机会回到永安村。那份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融入了他金戈铁马的铁血柔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