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珍宝”戏曲电影全国巡展不久前启幕。影展计划持续两年，覆盖12个省市，放映超过1500场戏曲电影。

在上海UME影城举办的开幕式上，茅威涛作为影展艺术总监亮相。对于戏曲电影，她有回忆，有羁绊，有思考，有寄托，更有期望。

从浙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1984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来沪。采访中，记者提到“小百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初出茅庐的茅威涛不假思索地接话“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获赞“古典文学基础不错”。

四十余年过去了，如今的茅威涛已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浙江小百花越剧院艺术总监。

多年来，无论台上台下、戏里戏外，她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如今，63岁的她对越剧、对越剧观众仍然充满热情与好奇。锐意创新的她直言：“我们要知道如何把传统文化留下来，把越剧中的‘本’留下来，才能够真正去谈创新。”

启发观众

从电影“考古”戏曲

1962年，由越剧宗师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问世。这部与茅威涛同龄的戏曲电影，对她有着特殊意义。

“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是它让我‘入坑’了越剧。”茅威涛回忆当年借着给妈妈送饭的机会溜进电影院，小小的她不仅能背下《红楼梦》中每个角色的台词，还能从头唱到尾……

周末周刊：每年全国各地都有戏曲电影展，“我们的珍宝”影展有哪些不一样的亮点？

茅威涛：“我们的珍宝”影展片单时间跨度非常大。

我和华人文化基于此前《新龙门客栈（舞台纪录电影·越剧）》的合作，去年开始共同策划戏曲电影巡展。我提到，我们必须有老电影，必须网罗各种戏曲门类，选片要有一定门槛，最大限度选出还原戏曲舞台的电影，选最好的片子，选最早的片子，也选中生代以及当下年轻演员的代表作。

所以，片单中既有20世纪50年代的黄梅戏《女驸马》、20世纪60年代的越剧《红楼梦》，年轻的梅花奖得主单雯主演的昆曲《牡丹亭》也纳入了影展。整个片单汇聚京剧、越剧、沪剧、昆剧、粤剧、黄梅戏六大戏种，横跨1958年至2024年的时空长河，未来还计划涉及中原、西北等更多剧种。

像我这样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事戏曲工作的中生代演员，没看过很多前辈的现场表演，都是通过影像资料学习的。我以为，戏曲电影是通过影像写就的戏曲“史记”，我希望影展能启发年轻观众“考古”中国戏曲的发展史。

周末周刊：20世纪80年代，《五女拜寿》让您声名鹊起，也令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风靡全国。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

茅威涛：1982年，甬港联谊会会长包玉刚先生邀请浙江越剧团去香港演出。省里于是组织了小百花会演，集结全省各院团40位获奖青年演员，为赴港演出集训一年，最后留下了28位青年演员。《五女拜寿》是为赴港特别打造的剧目，在香港新光戏剧院演出，一炮打响。

我在《五女拜寿》中的戏份并不多，是一个小配角。但一句尹派起调的“姑娘啊”一出口就赢得了满堂彩，台上的我被吓了一跳。我心里非常明白——观众的掌声不是给我的，是给尹桂芳先生的。他们是因为太久没有听到尹派的声腔，所以才有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随后，《五女拜寿》红遍大江南北。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实景和棚景结合拍摄《五女拜寿》。那一整年，我们几乎停了所有其他工作，把时间都用来拍电影。我们在长春的摄影棚待了好几个月，又到扬州、苏州、杭州、绍兴拍摄外景。这部电影后来作为新中国成立35周年献礼片上映，并荣获了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

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小百花”演员，前面有许多优秀老师托举着。没有《五女拜寿》和老师们的悉心指导，就不会有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的“小百花”。

周末周刊：您拍摄越剧电影《五女拜寿》《唐伯虎落第》后，隔了20多年又拍《梁山伯与祝英台》。不同时期拍摄戏曲电影，有哪些变化？

茅威涛：我一直认为，戏曲电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门类。

越剧宗师们拍摄《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都在棚里，《五女拜寿》棚景多、外景少，1987年的《唐伯虎落第》则是外景更多。记得我们当时在黄山狮子峰“猴子观海”景点等日出，拍摄曙光。恐高的我穿着厚底靴，求导演给我的腰上系一根保险带，因为我知道镜头拍不到腰。

也正是在《唐伯虎落第》之后，我对电影有一点抵触情绪，再也不想拍了。因为电影镜头动辄对着脸大特写，淡化了“四功五法”，削弱了戏曲表演的技艺。我个人非常在意这件事，作为戏曲演员，我希望通过影像最大化地传递舞台的魅力。

所以，2009年我任团长后，在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广电集团、浙江省文化厅的支持下，同时得到了部分社会资金的支持，开始拍摄“小百花诗化三部曲”——《陆游与唐琬》、《西厢记》、新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就仿效《红楼梦》、老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变回摄影棚里用胶片拍摄，但是手法与过去有很大不同。

周末周刊：有哪些不同的手法？

茅威涛：《陆游与唐琬》，导演郭小男巧妙设计，长镜头从绍兴沈园穿过题诗壁，落到舞台，用一镜到底的方式展示沈园的历史性。《梁山伯与祝英台》强调一花一蝶、一扇一蝶。《西厢记》保留了舞台表现中最有特点的转台设计，虽是全新的电影空间，依然承接了舞台主创们的智慧。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剧种代表作，从老版到新版，一直代表着戏曲文化出海。新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参加了第65届戛纳电影节单元展，法国导演米歇尔·侯塞为了让法国观众更好地欣赏这部来自中国的艺术电影，特意为我们拍摄了导赏片。之后，又参加了第二届迈阿密电影节，荣获了优秀电影奖和最佳女主角奖。当时还有一件趣事——组委会纠结半天，是颁给我“最佳男主角”还是“女主角”。他们说，女演员吃亏了，茅威涛演了男人，却拿到了最佳女主角。

戏曲电影记录着不同时期不同戏曲艺术家们的身影，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不仅带我们穿越时间，也使得文化交流缩短了空间上的距离。

固本守正

应该看它“保留了什么”

“我们的珍宝”影展中有茅威涛参与的三部电影：1984年主演的《五女拜寿》、2009年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2024年担任艺术总监的《新龙门客栈（舞台纪录电影·越剧）》。

茅威涛认为，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可以用更好的手段留下更多影像，让传统戏剧再次起航。“就像NT Live，我们渴望能参考并研发中国的CT Live，用更新的手段和银幕，实现传统戏剧艺术更多元的传播。”

周末周刊：《新龙门客栈》为何选择舞台纪录的形式拍摄戏曲电影？

茅威涛：越剧《新龙门客栈》第一次抖音直播，点击量近千万。这能让年轻人以最快的速度了解越剧，哪怕因为浅层的喜爱而走进剧场。当然，这只是第一步。

英国国家剧院高清影像放映系列NT Live（National Theatre Live）给了我巨大启发。我第一次在北京中间剧场看到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主演的《弗兰肯斯坦》，还看了《女王驾到》《奥赛罗》。NT Live采用的是多机位拍摄、准确剪辑，追求最大限度还原舞台。

我把电影《新龙门客栈（舞台纪录电影·越剧）》称为CT Live（China Theatre Live），也就是“中国戏剧现场”。我希望能够与海外同行以共同话题、在同一语境中对话，助推电影“出海”，让全世界观众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新龙门客栈》在第三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上获奖，同时获奖的还有《里斯本丸沉没》。

我希望这部电影能让青年演员在他们最好的年龄为自己留下时光的礼物。同时，通过电影这样的媒介载体再让受众更广泛。不需要走进剧场，只要走进影院，就能让观众接触到越剧艺术。

周末周刊：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问世两年多，创造了戏曲驻演新纪录，最近又进驻台州，但仍有争议。您怎么看？

茅威涛：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的售票率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新龙门客栈》是一个1992年就已经成功的作品，内容自然也毋庸置疑。但像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的剧可以演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能够接受市场长期检验的，才是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戏。《新龙门客栈》的文本创作借用新武侠剧概念，通过武侠江湖来讲述侠、义、情等等，这些正是当下社会缺失的价值与情怀。

《新龙门客栈》有机关、升降装置，但它万变不离其宗，保留了中国传统戏剧舞台美学风格。记者们总爱问我：《新龙门客栈》创新了什么？但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它保留了什么。在小小的空间中，观众看到一桌二椅、出将入相、景随人移，每个角色根据性格安排对应越剧唱腔。所以，固本守正，我们要知道如何把传统文化留下来，把越剧中的“本”留下来，才能够真正去谈创新。

周末周刊：截至6月，《新龙门客栈（舞台纪录电影·越剧）》票房623.5万元，您对这个数字满意吗？

茅威涛：比我的预期有落差，但戏曲电影可以细水长流，像看戏一样反复看。

我主演的《二泉映月》，有一批观众没有落下过一场。他们约定：“茅茅只要演《二泉映月》，场场必看。”我也好奇，观众怎么能看那么多次，这就是戏曲的魅力、舞台的魅力。由华人文化拍摄的电影《新龙门客栈》被改编成环境式越剧，又由华人文化把这一台越剧拍成了舞台纪录电影，没有几个作品能具备这种迭代创作的价值。

从影视到互联网时代，传统戏剧的传播也要升级迭代。即使我能如前辈艺术家般一直演到70岁，能看过我现场演出的观众也不会超过500万。因此，拍成影像，它才可以不断放映，才可以超越时空，获得更多受众。

一直思考

“年轻人要看什么样的戏”

在上海举办的“我们的珍宝”开幕式上，茅威涛见到昆曲名家计镇华、梁谷音等前辈，异常开心。

40年前，她曾随“小百花”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一个月，白天听焦晃、周谅量等老师上表演课，晚上跑遍所有的剧场看话剧和各种戏曲演出。“我看过计镇华、梁谷音老师的几乎所有的作品。”

40年后，茅威涛的学生辈也“出圈”成名了。但她说，还有一个心愿——要让传统艺术“借船出海”。

周末周刊：您一直在打造新编戏，回到创作本体，有哪些瓶颈需要克服？

茅威涛：现在，传统戏剧的编剧、导演青黄不接，人才队伍建设不够，反倒是演员队伍略强。创作小圈子太明显，“近亲繁殖”，甚至为“评奖”而创作，这会制约艺术发展。因此我认为，不能以年龄、资历选择合作的编剧、导演，重要的是理念和意识。

我们的作品必须有当下性；同时，我们不能为了追求当下性而稀释了传统戏剧创作的本体性和专业性，不能去迎合受众、迎合评奖，必须坚持保留本体的创作。当然，这很难。

此外，我也不赞成“戏不够景来凑”“戏不够舞来凑”。戏剧是一个整体，尤其是舞台空间，更是承载着传统艺术的美学特征。因此，我一直坚持各个工种对戏曲本体都要有认知和敬畏，然后才能去探索和创新。我认为这是一种态度，也是艺术的修养。

周末周刊：您带着《寇流兰与杜丽娘》来上海时，老观众拉住您，让您多唱尹派戏。老一辈戏迷看重唱腔，新一辈观众有了流派之外的更多需求，您认为年轻人喜欢怎样的越剧？

茅威涛：我认为真正爱看戏的人，无论是否年轻，一定会从唱腔、表演、人物塑造、整体艺术的综合呈现上去欣赏。老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到最后，一定会像大浪淘沙，筛选出真正懂得品鉴好戏的观众。

年轻时，我经常来上海，跟随老师学习，我的上海话甚至比杭州话讲得好。现在，我的上海话讲得“不来赛”了，但是只要与地道的上海人待几天，我又会说了。“越剧十姐妹”、越剧几大流派都在上海形成。上海作为越剧重镇，影响了我们这一代演员。

我一直都在思考，年轻人究竟要看什么样的戏。正因为如此，我常常处于争议中心。我的有些作品或许太超前、太先锋了，但是我想：万变不离其宗，传统戏剧以戏为主体，首先要有好的文本和故事。此外，无论观众需求如何变化，我希望“小百花”不要做小圈子的越剧，而是做长三角的越剧、全国的越剧、世界的越剧，不断传播中国文化，让我们具备东方美学的传统戏剧真正“出海”。

周末周刊：您想带传统戏剧出海，有什么具体计划吗？

茅威涛：我们今天的戏剧出海，更多的是在做慰问演出，打入海外主流戏剧圈的项目非常少。现在，国家层面正酝酿出台缩减慰问演出规模、真正通过欧美国家的演出市场来传播我们的传统艺术的相关政策。

在纪念汤莎逝世400周年时，时任团长的我曾带领“小百花”把莎士比亚的《大将军寇流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放在一起，做了《寇流兰与杜丽娘》，首演放在英国伦敦西区。小试牛刀的两场演出，没想到反响热烈。这种“出海”，真正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内容乃至新质生产力输送到了国外。如果有一天，英国NT Live能够引进我们的CT Live，这将是非常好的传播渠道，也建立了共同对话的可能性。

周末周刊：当前，影视剧、短视频、游戏都在抢夺注意力市场，传统戏剧如何跟上时代脚步？

茅威涛：我一直认为我们的传统戏剧是能够惊艳世界的，我们不能总被别人的文化惊艳，文化必须有输出交流，才能再往前进步和迭代。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我们首先要重视传播。我们要让真正的艺术、完整的文化，能够代表中国人精神、中国民族风貌的作品出海。

我在《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第一季中曾提到，这个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借综艺的“船”出海，通过“好声音”平台，让更多的观众了解越剧。到了电影《新龙门客栈》，我们用还原现场的方式拍摄，以期保存舞台魅力。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在不久的将来，观众很可能就能戴着VR眼镜看越剧，一些人能自己尝试去拍摄越剧短剧。往后，必然还有更多更新的传播方式。我觉得，在保证艺术质量，最大限度还原戏剧舞台本来样貌的前提下，不断地尝试，相信有一天，中国的传统戏剧一定能成功“出海”，惊艳世界。

茅威涛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1962年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市，曾长期担任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现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曾荣获中国当代传统戏剧全部最高奖项，是中国越剧界唯一的戏剧梅花大奖获得者。她主演的《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陆游与唐琬》《孔乙己》《藏书之家》等深受观众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