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

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停滞的十年”过去了，但巴西还是没能走出恶性通货膨胀的泥潭。财政部部长在短短7个月内换了3任，政策一轮接一轮地出台，但就是不见效，人们始终看不到希望。一袋大米的价格可以在一天内翻倍，超市的工作人员不停地更换商品价签，薪水发到手第二天就“蒸发”了大半……每到发薪日，超市外就会排起长队，人们急切地想要把手里的现金在贬值前消费出去。

在这场吞噬储蓄、击溃信心的货币危机中，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走进巴西人的视野。他是社会学者出身，却临危受命担任财政部部长；他并非经济学家，却能精确剖析通胀背后的问题根源；他主导设计“雷亚尔计划”，在最不被看好的时刻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恶性通胀。

“卡多佐因‘雷亚尔计划’名声大振，他制定的政策就像一块锚石，让风雨中飘摇的巴西经济之舟迅速稳定下来。”湖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教授、巴西研究中心主任程晶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迷上了无比“刺激”的学科

卡多佐只比内托小3岁，1931年出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将军，其他亲戚也大多在政府担任要职。

在卡多佐的记忆中，他们家的餐厅就像一个辩论场。餐桌旁常常围坐着政界人士，讨论着与巴西命运息息相关的议题。年仅7岁的他也被允许旁听，甚至可以发言。对年幼的卡多佐来说，政治并非遥远的国家大事，而是再日常不过的餐后话题。

十几岁时，父亲被调往圣保罗任职，卡多佐也随之前往。圣保罗是巴西主要的思想文化中心，当地的文化氛围对他产生了较深的影响。他与朋友组建了艺术鉴赏小组、阅读小组，还尝试办过一本文学杂志。他逐渐意识到，比起军事与政治，他对文字和思维的世界更感兴趣。

高中毕业后，卡多佐没有像父辈一样从军，而是选择报考圣保罗大学法律专业。彼时，法律专业炙手可热，巴西约1/4的大学生以律师为职业目标。然而卡多佐的“律师梦”没能实现，由于拉丁文成绩未达标，他不得不转入哲学学院。

看似失意，却意外打开另一扇通向成功的门。进入哲学学院后，卡多佐很快迷上了社会学。在他看来，社会学是一门无比“刺激”的学科，能够教会他如何理解社会以及改变不合理的现状。为了更深入地探索这一领域，1952年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校，成为圣保罗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助教。此后十余年间，他一直扎根于学术研究，并逐渐崭露头角。

年轻时的卡多佐参与学术研讨会。

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卡多佐等左翼知识分子被迫流亡智利。在智利，他第一次了解到“拉丁美洲”的概念，并完成了他最有名的著作《拉丁美洲的依赖与发展》。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将卡多佐的学术生涯推向蜚声世界的新高度。

卡多佐将这段在智利的日子比作“苦鱼子酱”：尽管生活安稳、收入可观，尽管任职于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尽管学术成果逐渐获得国际认可，尽管一切看似光鲜亮丽，但始终无法掩盖那份背井离乡的苦涩。

卡多佐始终没有放弃重返巴西执教的希望。为了保持教学能力，他在智利圣地亚哥的多所大学授课，不计报酬、不求名分。他与同在智利的巴西人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终于，3年后，困扰他的逮捕令被撤销了。不久，他从老友口中打探到，圣保罗大学有一个空闲的教职。

他踏上了回家的路。

出台“雷亚尔计划”

20世纪60年代末，巴西正处于军政府的独裁统治下。卡多佐返回圣保罗大学任教不到一年，就因公开支持民主、反对独裁被学校“强制退休”。后来，他和其他学者创办了私人研究和教学机构——巴西分析与计划中心，也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继续任教，直到1978年进入巴西政坛。

卡多佐进入政坛的过程也颇具戏剧性。最初，他参与竞选圣保罗州的参议员，仅仅是想借机发表几场唤醒民主意识的演讲。因为自10年前从圣保罗大学“被退休”后，他就失去了成为候选人的资格。但没想到，正式选举两周前，最高法院突然裁定他拥有候选人资格。最终，卡多佐以第二高票当选为候补参议员，并于1983年接替最高票者成为参议员。

在担任参议员期间，卡多佐逐步成为其政党的领导人，后来又建立了巴西社会民主党。1992年，伊塔马尔·弗朗哥就任巴西总统，任命卡多佐为外交部部长。

在卡多佐出访各国时，巴西国内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1993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高达约2500%，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简直就是“经济地狱”。

一天晚上，刚刚结束日本访问行程的卡多佐接到了总统的电话：“我想要任命你为财政部部长。”卡多佐极度不情愿，但还是接下重担。他召集了一批顶尖经济学家，组建了一个紧急经济小组。无数个凌晨，他们在黑板上潦草地写下各种等式，翻阅一本本教科书，推翻一个个假设，喝掉一杯杯浓咖啡。终于，“雷亚尔计划”在1993年12月横空出世。

“雷亚尔计划”的核心是推行一种名为雷亚尔的新货币。雷亚尔曾是葡萄牙的官方货币，也曾是巴西被葡萄牙统治后的第一种货币。雷亚尔一词源于葡萄牙语“real”，有真实的意思。卡多佐重启雷亚尔这一名称，既希望赋予新货币历史的延续感，也寓意其能反映真实的价值，而非通胀导致的虚高价格。

“该计划把美元作为名义锚，将雷亚尔与美元的兑换比率定为1∶1，实行‘爬行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程晶说，“‘爬行钉住’意味着雷亚尔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但可以在一个小范围内逐步调整，这样既能稳定市场预期，又保留了适当的灵活性。”

其次，该计划设立了一个“社会应急基金”。“巴西通胀的症结在于政府部门的支出大于收入。当预算赤字巨大时，政府不可避免地通过加印钞票来弥补差额，使货币贬值。”程晶解释道，“因此，卡多佐从削减政府开支入手。他将政府预算的1/5（约150亿美元，当时1美元约合8.61元人民币）作为‘社会应急基金’，换句话说，议会放弃对这部分预算的控制权，财政部可以主导削减开支。”

“雷亚尔计划”面临重重阻碍。反对派不同意，财政调整计划被国会一再否决。但卡多佐决定坚持到底，他说：“1994年注定是雷亚尔之年。”

1994年7月1日，巴西发行新货币雷亚尔。

1994年7月1日，雷亚尔终于正式发行。同一天，美国世界杯开幕，巴西代表队被视为夺冠热门球队。半个月后，巴西队捧起了大力神杯，举国沸腾。球场上的胜利激起了全民的热情与希望，“雷亚尔计划”也在这一拨民族情绪的加持下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

1994年7月17日，巴西队夺得美国世界杯冠军，巴西队队长邓加举起大力神杯。

“当年，巴西经济实现了约6%的增长，并在此后几年保持中速增长，巴西的通胀率也从1993年的2500%左右迅速下降到1997年的7％左右。‘雷亚尔计划’在稳定经济、控制通胀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程晶评论道。

拆分电信公司

与“雷亚尔计划”同时进行的，是卡多佐的总统竞选活动。

1994年，巴西平均工资的真实购买力增加了30%。突然间，人们买得起过去望而却步的商品，超市门前不再大排长龙，街头巷尾的焦虑感也逐渐被希望取代。“雷亚尔计划”带着巴西一步步走出经济泥潭之时，卡多佐的支持率也像热气球一样持续升高。

10月，卡多佐以54%的得票率成功当选总统。就职后，他致力于全面修补巴西经济。巴西国营电信公司私有化，被视为他经济改革中的标志性动作之一。彼时，互联网与通信技术飞速发展，世界正在迈入信息时代。而在巴西，每百人中仅有8.4人拥有手机，安装一部电话甚至需要等待两年。巴西电信效率低下、服务滞后，一直依赖政府“输血”维持运营。

面对紧张的财政状况，卡多佐政府认为，最现实的出路就是将巴西电信公司出售给国外的私人公司，以此换取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最终，巴西电信被拆分成12家公司分别出售，总成交金额达到189亿美元（当时1美元约合8.27元人民币），成为拉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私有化拍卖。在卡多佐任期内，巴西每百人中拥有手机的人数从8.4人增加至30人，电话总数增加了4倍，通信基础建设获得极大改善。

1998年，卡多佐连任总统。同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雷亚尔也未能幸免。“‘雷亚尔计划’带有‘避重就轻’和‘权宜之计’的特点，能够在短期内修补最基本的问题。但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对外资依赖急剧加深。”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1999年，巴西被迫宣布采取浮动汇率制，雷亚尔贬值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幸运的是，得益于前期改革积累的韧性，巴西这一次的通胀率在可控范围内。“很快，巴西就克服了金融动荡，稳定了经济和金融形势。”程晶道。卡多佐在任8年间，巴西经济稳步发展，平均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达到了2.7%，为后来巴西加入金砖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卸任总统后，卡多佐仍然是巴西政界和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继续写书，参与政治活动，到世界各地发表演讲，活跃于多个社会组织……他从未脱离公共事务，也始终关心国家走向。

《环球人物》2025全年杂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