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耳鼓膜被炸伤失去了听力，身上有40多处伤疤和4块残留的弹片，残酷的战争给翟维俊留下了永久的创伤。然而，他却为此感到自豪，因为那是一场场生死搏斗的见证，更是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的“勋章”。

翟维俊告诉记者，自己17岁就报名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刘平摄

今年99岁的翟维俊住在永安里一幢老居民楼里，家中陈设非常简朴，墙上挂着老人手书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八个大字。虽然多次负伤健康受损，但是老人精气神儿很足，声音洪亮，讲起战争年代的往事，谈起国仇家恨，老人情绪有些激动。

“那一年，我爷爷和父亲同时被日本鬼子炸死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山西省一百多个县沦陷，翟维俊的老家——山西省翼城县桥上村也被日寇占领，日本兵抢粮食、抓壮丁，派飞机没完没了地轰炸。1939年5月6日一大早，日本人的轰炸机又来了，一颗炸弹就丢在翟家的屋顶上，祖父、父亲、堂兄和邻居家的伙伴都倒在血泊中，再也没有起来。

翟维俊因为早出屋一分钟幸免于难，少年把日本兵的残暴牢牢记在心头。1943年，村里成立抗日游击队，17岁的翟维俊第一个跑去报名。别看游击队最初只有4名队员，枪也只有4支，势单力薄，可翟维俊他们就像《游击队歌》中唱的那样，是神出鬼没的“飞行军”，没少让村子附近隆化城的鬼子吃苦头。

游击队的工作之一是站岗放哨。附近的日本鬼子活动十分猖獗，还有狡猾的汉奸化装成老百姓刺探情况，然后带鬼子进村烧杀抢掠。游击队员和敌人斗智斗勇，昼夜在山头和要道巡逻放哨，一发现汉奸和鬼子，马上通知乡亲们转移，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游击队员和民兵还经常一起设伏，协助主力部队战斗，吓得鬼子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出城。

翟维俊还悄悄潜入隆化城，机警地绕过炮楼，躲过敌人的哨兵，将几幅抗日标语贴在隆化城的东门。天一亮，城墙上“打倒日本侵略者”“打倒汉奸卖国贼”的抗日标语让隆化城炸了锅，方圆十几里的老百姓全围在城门前，暗暗拍手叫好。“贴标语，常有的事。”翟维俊语气中透着自豪。“看到日本兵气得直跳脚，我心里那叫一个痛快！”

19岁那年，翟维俊加入了陈赓率领的晋冀鲁豫军区（原八路军129师）4纵队第十三旅工兵连（渡江战役后更名为十三军三十八师工兵连），先后任文书、班长、排长、连长。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还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经历了大大小小100多次战斗，立战功10次。他在前线火线入党，两次被评为战斗英雄。

多年戎马生涯，翟维俊曾经受过三次重伤，小伤更是数不清。担任工兵执行爆破任务的时候，由于离爆破点太近，左耳鼓膜被震穿，脑部神经也受损。“最惊险的是，有一颗重机枪子弹从他右胸进去，从后背出来，后来他被评为二等伤残军人。”儿子指着老人胸前一个深深的伤疤说。“没有从后背穿出去，那样我早就完了。”老人急忙更正，笑得似乎浑不在意，但实际上这些年战争的伤痛带给他无尽的折磨，一到阴天下雨就浑身疼，脑袋经常嗡嗡作响，甚至还尿血。

老人一直珍藏着一本花名册，上面发黑的地方是他受伤留下的血浸染而成。当年他前胸受伤，这本花名册就放在胸前的口袋里。这是“十三军三十八师工兵连花名册”，上面一共有182个名字，翟维俊的名字写在第一个，当时他是指导员，是最有文化的一个，所以负责保管花名册。

在老人的眼中，那手写的名字后面是一张张年轻的脸，他们中很多人没有看到胜利这一天。1995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辗转找到翟维俊，希望能收藏他手中这份当时国内唯一的八路军花名册，老人毫不犹豫地捐献给了军博。

现在老人手中的这本花名册是复印的，当时复印了20多份，陆续被老战友们要走了，这是最后一本。他有时候会轻轻抚摸着那片血渍出神，“战争年代牺牲的同志太多了，如今的好日子，来得太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