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月8日凌晨，河北邢台地动山摇。那是我第一次直面地震的残酷——8000余人丧生，近4万人受伤，废墟之上弥漫着无助与悲痛，惨烈景象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刚从大学毕业的我被派往震区，从此与地震科学结下了一生的羁绊。

在邢台地震现场的工作艰苦而充实。白天我要去各个地震台取地震图，当时专业司机不会久留，我便成了兼职司机。除了取图，还要维护和维修各种地震仪器。这些仪器就像我的亲密伙伴，我从最基础的操作学起，一点点熟悉它们的构造和原理。仪器坏了，我就小心翼翼地检查、修理，那种看着仪器“起死回生”的心情，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夜晚，我蜷缩在帐篷里分析数据，没有计算机的年代，得用铅笔和计算尺计算震源参数。

1968年，我与妻子杨杰英在邢台结婚，新的、没有用过的干打垒猪圈，是我们的抗震新房：一个盆，白天当脸盆，晚上当尿盆，做饭时拿来煮饺子，是最重要的家具。生活很艰苦，但是很快乐。时间过得真快，一晃4年就过去了，在猪圈中结婚和度蜜月，我大概算是第一个吧。

那时，我常常想：地震为何如此难以预测？它既是毁灭文明的凶手，又是打开地球内部奥秘的钥匙。正如地震学家伽利津所说：“地震是照亮地球内部的一盏明灯。”这盏灯虽然微弱，却让我看到了探索的方向——用地震波揭开地球的神秘面纱。

20世纪90年代，天然地震用作研究的局限性逐渐显现：震源位置精度低、时空分辨率不足。要探测地球浅层结构，必须依靠人工震源。最初，我们尝试炸药、电火花、列车震动……但是，炸药能量大却破坏生态，电火花环保却频率过高，列车震动数据难以处理。多年探索，我们尝试了几乎所有可能的震源技术，屡战屡败。但失败同样珍贵——它们排除了错误选项，让目标逐渐变得清晰。

1996年，学者周华伟教授建议：“海洋气枪或许能在陆地使用。”这一想法像一颗火种，点燃了团队的希望。但海洋与陆地环境迥异，气枪原理完全不同。2006年，我们在河北遵化上关湖水库首次试验陆地气枪震源——用气枪来激发地震波。面对有关部门的担心和质疑，我们以科学数据证明：气枪激发的震动强度远低于载重卡车，而且地震波信号能传播几十公里，不扰民、不伤鱼，绿色环保！当首个清晰的地震波信号传回时，团队欢呼雀跃——这盏“地下明灯”终于被点亮！

然而，科学探索从无坦途。在北京房山的小型水池试验中，地震波信号仅传播了2公里，实验宣告失败。后来，我们专程请教力学大家郑哲敏院士，他提醒我们：“从海洋到陆地，技术可以移植，但原理完全不同，陆地的激发原理是由水体和地面相互作用，激发能力取决于水体的深度和质量。”这一洞见让我们茅塞顿开。于是，新疆呼图壁人工湖、云南宾川固定发射台相继建成。一次次试验，从失败中提炼经验，从经验中创新理论。2015年，长江安徽段的气枪试验堪称壮举：上千名科研人员自发组成“梦之队”，在无项目、无经费的条件下，完成了5000次激发实验，绘制出沿江矿集区的地下结构图。这支队伍让我看到：当梦想足够坚定时，资源匮乏从不是阻碍。

20年追梦，终见曙光。如今，“水泡震源”和“甲烷爆轰”技术已成为探测地下结构的“明灯”。它们不仅安全、环保、高效，还可作为高精度浅层地下空间勘探开发中的“小明灯”，用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场地评估、地震活动带调查、深部找矿等。通过大灯配小灯，就可开展多尺度、多精度地下结构探测，从而在祖国大地上实现“天上有北斗，地下有明灯”。

我常想：科学家的梦，需以好奇为燃料，以毅力为基石。每一次失败，都是通往真理的阶梯。或许就像地震波——微弱却绵延，终能穿透重重阻碍，照亮未知的深渊。

岩石物理学是我的另一片战场。20世纪70年代，我负责筹建高温高压实验室，研究岩石在深部环境下的力学行为。我们利用废弃平房改造实验室，自主研发三轴压力容器，甚至用垃圾处理车的空压机提供动力。条件虽简陋，却取得了突破性发现：地下岩石的破坏并非由单一强度决定，而是取决于“差应力”。这一理论颠覆了传统认知，为地震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1978年，我到国外大学研究核废料处理。实验中，花岗岩加热至70摄氏度时突然“开裂”——石英、长石、云母因热膨胀系数不同，晶界被撕裂，渗透率骤增。这一发现颠覆了传统认知：核废料若埋入花岗岩，高温反而会削弱其安全性，我们必须重新设计核废料的处理方案。

后来，国际上“页岩气革命”如火如荼，而有人说我国四川盆地的页岩气开采不时诱发地震，我便将研究拓展至页岩气开采。2019年荣县地震后，我带领专家组调研发现，页岩气注水压裂与地震活动高度相关，但是各方对页岩气开采和地震发生的关系存在不同认识。经过深入研究，我们提出“保开采，避灾害”方案，即设定地震阈值，建立“红绿灯”预警系统；长远来看，应以甲烷爆轰替代水力压裂，减少对地下水的依赖。这一建议既平衡了能源需求与安全，也体现了科学家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岩石的奥秘远不止于此。汶川地震后，我目睹隧道在Ⅺ度烈度下稳固不倒，而盘山公路屡遭滑坡摧毁。通过借鉴欧洲阿尔卑斯山区的隧道抗灾经验，以及进行隧道方案综合效益研究，我们提出“加强隧道公路建设，在西部公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目的是减少生态破坏，提升抗灾能力。这些跨界思考，皆源于我对这些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好奇，指引我们在灾难中找到新出路。

人好比瓶子，知识如水，而好奇心是永不干涸的泉眼。有人自诩“满瓶”，却固步自封；有人甘为“半瓶”，始终虚怀若谷。实际上，人的瓶子可大可小，刚生下来时大小相差不多，后天的努力和价值观决定了瓶子的大小。瓶子的大小意味着一个人的境界，随着一个人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越深入，他的境界就越来越高，这个瓶子也就越来越大，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是满瓶子，可能是他的瓶子太小了。那么如何让瓶子不断变大？我的经验就是，要多交朋友，多与人合作。

如今，学科越分越细，但真正的突破往往诞生于交叉处，每一次跨界合作，都可以让瓶子扩容几分。比如人工震源研究涉及地震学、流体力学、机械工程等多学科，我们与中国科学院南海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众多单位开展了紧密协作，在新疆呼图壁和长江试验中，地方政府提供后勤支持，工程师自制浮台，工人焊接储气罐，连当地渔民都主动协助搬运设备。这种“人民科学”实践和跨领域的智慧碰撞，让“不可能”化为“可能”，这让我深刻体会到：重大突破从不是孤胆英雄的传奇，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给予我帮助的朋友，他们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带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科普书也是我的“好朋友”，它们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各种知识，让我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拓宽了视野，增加了知识储备。所以，近些年身体力行，我也写了一本关于人地关系的科普书《活力地球》，以示我对科普事业的尊重与感谢。这本书还获得了文津图书奖以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等荣誉。

我常对年轻科研者说：半瓶水不可耻，可耻的是自满，科学家的境界在于永葆“空杯心态”。

从邢台到汶川，从炸药到气枪，从岩石破裂到页岩气革命……六十载科研路，梦想与好奇是永不熄灭的灯塔。地震是灾害，亦是馈赠——它教会我谦卑，也赋予我勇气。

若问我此生最大的感悟，莫过于：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有自己的梦想。作为科学家，更要有孩童般的好奇，追问“为什么”；要对世界始终充满热爱，用热爱将“不可能”化为“可能”。瓶中的水或许永远无法装满，但正是这份“未满”，会一直驱动我们不断前行。

如果有来世，我仍愿与地震结缘，追寻那盏点亮地下奥秘的明灯。科学的征途没有终点，唯愿年轻一代心怀梦想，永葆好奇，点亮自己内心的明灯，照亮人类更远的前程。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