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在实验室里工作。

20世纪50年代，屠呦呦（右）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与老师楼之岑一起研究中药。

当地时间2015年12月10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在瑞典领奖。

2015年10月6日，屠呦呦在北京的家中。

屠呦呦

生于1930年12月，浙江宁波人，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她致力于中医药研究实践，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发现青蒿素，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理论科学家是孤独的，我们要有战略耐心，要理解他们。屠呦呦做青蒿素是一样的。”

——任正非评价屠呦呦

1972年7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住进了3名特殊“患者”。3人中唯一的一名女性，个子不高，说话铿锵，带着明显的江浙口音，深色半框眼镜后的眼神犀利，让人印象极为深刻。

他们为验证编号“191”的药物而来。经过一周密切观察后，3人各项身体指标均显示正常，未发现“191”有明显毒副作用。在湿热难耐的酷暑中，那位女性科研人员即刻动身，带着“191”奔赴约2700公里外的海南昌江疟疾疫区。

疟疾是一种疟原虫感染引起的寄生虫性疾病，主要症状为寒战、高热、大汗、头痛等，俗称“打摆子”，可引起贫血和脾肿大，严重的可导致死亡，一度是中国流行时间最久、影响范围最广、危害最严重的重大传染病之一。

好消息很快传来——她完成了21例临床抗疟疗效观察任务，疟原虫全部转阴。这位科研人员，正是时年42岁的屠呦呦。而“191”后来也有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青蒿素。

《环球人物》记者曾多次对话屠呦呦，最早的一次发生在2007年。那时，她已因青蒿素获得一些关注，向我们讲述了发现青蒿素的故事。8年后，她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首位获得诺奖科学类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我们看到的是一名痴迷科学、执着不休的研究者。她始终“直道而行”——在科学的道路上，心无旁骛，一往无前；在立身行事的准则里，直率坦荡，拒绝虚言与伪饰。这正是她行走世界的方式。

“我也有这种很迫切的心理”

以身试药，是屠呦呦自己提出来的。

那时，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的她已带领课题组成功获取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这之后，她一心一意推动相关临床研究。然而，在后续个别动物实验病理切片中，大家却发现，提取物疑似有毒副作用。

“当时做实验，那狗很快就死了。”课题组成员倪慕云记得，对于动物的死因，大家看法不一，“我当时就提出（疑问）：这个究竟是操作的失误，还是提取物本身具有毒性。我们虽然不是搞药理的，但是对以前做的实验还是有信心的。”

可时间不等人。“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抗疟的时间一般是7月到10月，之后病就少了。”如果当年不能开展临床，就要再等一年，屠呦呦心急如焚，刚好相关部门领导也希望看看提取物的疗效，“我也有这种很迫切的心理，所以后来给领导打了报告——因为我是组长嘛，就说我们要自己试一下。”

她的坚持，开启了挽救万千生命的篇章。

“绞取汁，尽服之”

起用屠呦呦，是个颇为大胆的决定。

20世纪60年代，美国派军队前往越南参战。交战双方在越南的热带丛林中饱受疟疾折磨。有研究显示，1964年，美军因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4—5倍。美国为此专门成立委员会，大幅增加经费，组织几十个机构参加抗疟研究。

越南方面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据河内卫生局统计，除1968年第一季度外，1961年至1968年间，越南人民军均是病员占比远高于伤员，而病员中大多数是疟疾患者。

“当时越南共产党向中国求援，希望中国能帮助他们研制抗疟药物。为了支援越南，也为了消除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疫情，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指示，以军工项目的名义紧急启动抗疟新药的研发。这意味着，研制新型抗疟药不再是单纯的科研工作，更是一项政治任务。”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专家张大庆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1967年5月23日，“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确定了三年研究规划，任务代号为“523”。

1969年初，“523”任务的负责人来到中国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寻求支持，39岁的屠呦呦参加了会谈。中医研究院接受任务后，很快成立课题组，由屠呦呦任组长。

“屠呦呦当时很年轻，在单位属于第二代科研人员，但科研能力受到广泛认可。”与屠呦呦共事多年的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姜廷良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公认为，“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面对这样一项紧急又重要的任务，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医药典籍资料中挑选出有效的抗疟中草药或方剂，并且要通过实验方法验证其效果，是难度非常大的工作。”

这段故事已经被讲了许多遍：从1969年1月开始，屠呦呦和同事们经历了380多次实验、制作了190多个样品，但结果并不如人意，直到她读到东晋医药学家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一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当时我就想，这书里说的为什么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原来里面用的是青蒿汁。后来顺着这个思路，我们改为在较低温度下提取。”屠呦呦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我觉得她肯定有思想突然开阔了、想通了这样一个过程，因为‘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15个字翻译到现代的科学语言，就是说不能加热。”课题组成员廖福龙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

那看似“灵光乍现”的瞬间，背后是枯燥琐碎的重复堆叠。

早先，屠呦呦用过乙醇等物质做实验，没有成功，后来改用乙醚冷浸法，效果有了明显提升，这证明低温提取是保证青蒿提取物效果的关键所在。

在外行人看来，改用乙醚提取这微小的一步就是关键，似乎青蒿素的发现也没有想象中那样难。事实远非如此。换了一批青蒿后，实验效果又出现反复。屠呦呦回忆：“不同品种的青蒿效果并不相同，而且只有青蒿叶子里才有青蒿素。只有找对了青蒿品种，选准了采收季节，才能从叶子里提取出青蒿素。”

课题组成员钟裕蓉记得，她的家就在研究所里，距离实验室只有步行两分钟的路程。那段时间，她每天回家吃过晚饭后就要回到实验室，和大家一起忙到晚上九十点。

当时很多药厂都已停产，提纯熬制设备紧缺，屠呦呦等人只能采用土办法——收集大量青蒿叶，用乙醚泡，再回收乙醚。屠呦呦的丈夫李廷钊至今记得，那段时间，妻子回家时总是一身酒精味。

1972年3月8日，屠呦呦作为中医研究院疟疾防治小组的代表，在南京中医中药专业组会议上报告了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的鼠疟、猴疟抑制率达到100%的结果。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的名字与她的青蒿素事业形成奇妙映照。

“有个性的科学家”

屠呦呦的“直”，在少年时期已显现出来。她是浙江宁波人。在其就读过的两所中学，《环球人物》记者了解到，高中时的她“长相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成绩在中上游，并不拔尖”。

据学校一位老师说，当时屠呦呦的学习成绩不是非常突出，成绩单上有90多分的，也有60多分的。但屠呦呦那时就有个特点，只要她喜欢的事情，就会坚持下去，努力做好。

1951年春，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今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选择了一个当时比较冷门的专业——生物药学。4年后，她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卫生部（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

在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之前，屠呦呦先后深入研究过胡椒和辣椒加明矾的多种制备样品，最后才锁定了青蒿，并提取出无色结晶体物质——青蒿素。

曾任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所长的朱晓新感慨道：“没有待过实验室的人不会明白，成百上千次反复的尝试有多么枯燥、寂寞，没有非凡的毅力，不可能战胜那些失败的恐惧和迷茫，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果。”

“其实很多科学家都是这样，认准一件事就会特别坚持，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想法。”张大庆认为，屠呦呦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科学家，这种耿直的性格也形成了她不啰嗦、做事果断的风格，“我们之间的沟通往往非常简单直接，有事说事，说完就了。”

1981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青蒿素会议上，屠呦呦以首席发言人的身份作《青蒿素的化学研究》报告，获得高度评价。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向恶性疟疾流行的所有国家推荐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与药物的广泛使用，2019年，世卫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疟疾防治陷入停滞，疟疾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致死病因之一。疟原虫对青蒿素类抗疟药物产生抗药性，成为全球抗疟面临的最大技术挑战之一。

也是这一年，屠呦呦团队经过多年探索后，在“抗疟机理研究”“抗药性成因”“调整治疗手段”等方面取得新突破，提出新的治疗应对方案。

疗效立竿见影。自2020年以来，全球疟疾死亡病例数持续下降，截至目前，世卫组织已在全球认证46个国家和地区实现“无疟疾状态”。在其余83个疟疾流行国家中，2023年有25国报告病例数不足10例。

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而这份礼物的持续馈赠，正是屠呦呦及其团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