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义（1906年—2000年）

贵州贵阳人，农业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教育家，中国营养学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曾任贵州农学院院长、贵州大学名誉校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和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经历了近百年，贵州把它做成了一种天然富含维生素的刺梨饮料，维生素饮料中的奢侈品，近百元一瓶，受到追捧，刺梨产业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渠道。人们才真实认识了在抗日烽火时，在一张破桌旁的罗登义。”

——任正非评价罗登义

“如果不搞基础研究，就没根。即使叶茂，欣欣向荣，风一吹就会倒的。”在华为内部，任正非鲜少谈论“成功学”，更关心华为这棵大树的“根”扎得够不够深。每年1000多亿元的研发投入中，他将1/3用于“不考核、不设终点”的基础理论探索。在他看来，短期的技术突破，靠的是聪明人；而真正的科技自立，靠的是一代代科学家对基础理论的长期打磨与孤独守望。

在本次采访中，任正非提到了3位中国科学家——罗登义、黄大年、屠呦呦。他们来自不同年代、不同领域，却有一个共同点：长期埋头于看不见“回报”的基础研究，甘坐“冷板凳”，却在关键时刻取得重要成就。这种敬意，不止面向中国科学家。早年间，任正非也多次提到世界上为基础科研奠基的人物——范内瓦·布什、冯·诺依曼、埃尔达尔·阿里坎……

循着这份跨越时代的敬意，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位扎根贵州大山深处的农学家罗登义。20世纪40年代，罗登义在抗战烽火中守着几盏煤油灯，一头扎进水果、蔬菜营养成分的分析中。他在贵州发现了一种名叫刺梨的野果，维生素含量远超常见水果。但彼时的中国，科学教育水平有限，没多少人理解这一发现的意义。多年之后，贵州因地制宜推动刺梨产业发展，打造出高端健康饮品，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登义果”

罗登义出生时正值清朝末年，山河飘摇，民生凋敝。自幼生活在贫困与动荡交织的环境中，他目睹了太多百姓食不果腹、营养不良的惨状。这种对民间疾苦的切身感受，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一颗种子。

高中毕业后，罗登义不甘为贵州大山所困，辗转北上求学。他的父亲曾任中、小学校长，希望儿子报考北京法政大学。然而，见惯了民生艰难、农业落后，罗登义选择了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主攻生物化学和营养化学专业。

罗登义的家境相对清贫，难以支撑他在北京求学。为了顺利完成学业，他经常在课余时间伏案写作，撰写科普类文章并向权威杂志投稿。稿费虽不丰厚，却足以让他维持基本生活。

大学毕业后，罗登义先后赴贵州大学、成都大学任教。因贵州和成都研究农业科学的条件有限，他于1930年回到北平母校，投身于生物化学、营养学的基础研究中。1935年，罗登义得到中华文化基金会补助，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深造。取得硕士学位后，他放弃了美国的优越条件，重返母校任教。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百余所高校被迫西迁、流亡办学。罗登义也乔装南下，几经辗转，最终受聘于浙江大学。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至贵州湄潭，罗登义也随之重返故土。

抗战期间，罗登义在浙江大学工作。

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期间，物资匮乏、设备短缺，教学与科研条件极为艰苦。外面战火纷飞，校舍简陋，罗登义就点着煤油灯带学生在破旧的桌子上做实验。7年间，他们对170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其间，罗登义发现了一个现象：战士们缺乏营养，很多人患上了夜盲症，而当地百姓却极少出现类似的症状。经过为期数月的追踪调查，他将目光锁定在当地人经常食用的一种野果——刺梨身上。

罗登义对刺梨的营养成分进行分析后发现，这种生长在贵州山间、看似不起眼的野果，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每100克刺梨果肉中，平均含有维生素C约2390毫克，远高于其他果蔬。随后，罗登义便呼吁广大民众和抗日战士：“每日食用1至2枚刺梨鲜果或干制果实，可以补充维生素之不足，消除士兵的夜盲症，增加健康和体力。”他还亲自带领学生采集野生刺梨，将其干制后运往抗日前线。

1942年，罗登义的好友、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来到贵州，亲眼见证了这一研究成果，大为赞叹。后来，他将这项发现收录进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并以罗登义之名，将刺梨命名为“登义果”。自此，贵州刺梨声名远扬，走向世界。

耐得住寂寞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江大学迁回杭州。罗登义本应一同前往，但他深感贵州人才匮乏，于是决定留在家乡，出任贵州大学农学院教授兼院长。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大学、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科学院曾先后邀请罗登义加入，他依然坚持留在贵州。

1953年，在贵州大学农学院基础上新建贵州农学院，罗登义担任院长。在他的带领下，贵州农学院建起了刺梨研究所，并设立了3个主要研究方向，分别是营养生化、种植栽培、储藏加工。

罗登义（右）指导科研人员工作。

当时，刺梨的普及度不高，相关研究一度中止。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下，刺梨才重返公众视野，并逐步开展大规模人工种植。

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副院长、贵州省刺梨产业研究院院长谭书明自1987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刺梨研究，至今已有30余年。他加入刺梨研究团队那年，罗登义81岁，早已退休。他经常从导师口中听到罗登义的事迹，“罗教授专注于基础研究，他的科研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也很乐于助人”。谭书明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罗教授对科研的热爱与严谨深深影响着他。

2025年6月，贵州安顺一家公司员工正在制作刺梨产品。

谭书明刚毕业时正值刺梨产业发展高峰期，经费充足，谭书明也跟着过了一段“好日子”。“刺梨虽然营养价值高，但它的果实酸、苦、涩，不太好直接入口。”在导师的带领下，团队成功研制出刺梨果酒、刺梨果汁等饮品。但没过多久，刺梨产业就陷入了低谷。“那个时候，大家刚解决温饱问题，很少有人有健康意识。另外，当时的‘脱涩’技术还不成熟，饮料口感不佳。”谭书明无奈地说，“很多产品出去‘旅游’一圈就被退回来了”。刺梨产品效益不好，课题组的科研经费也被大幅削减。“国家投入这么大都没做起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刺梨产业做不得。我们申报课题时，只要报告上出现‘刺梨’二字，基本上都被驳回。”谭书明说。

谭书明深知刺梨对人体的益处，即便没有经费，也不愿放弃。为此，他经常节衣缩食，自筹资金补贴项目，整日埋头研究如何才能让刺梨产品更容易被大众接受，这一干就是20年。

其间，谭书明发现，刺梨中带有苦涩味的物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去掉后刺梨汁的功效会大幅降低。于是，他决定放弃“脱涩”，转向开发刺梨原汁。“刺梨原汁营养物质丰富，但是不好喝。为了让它更好入口，我们就研制出了刺梨原汁冻干精粉。这两年，我们还进一步研制了刺梨胶囊，完全不用担心口感问题了。”谭书明说。与此同时，刺梨果脯的制作技术也日渐成熟，味道酸酸甜甜，非常受欢迎。

研究最困难那几年，同事们纷纷离开，只剩下一两个人还在坚持。“做基础研究是非常乏味的，既耗费时间，又见效慢，很多人耐不住寂寞。但技术的突破没有基础研究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谭书明坚定地说。

位于贵州大学农学院的罗登义塑像。

野果化“金果”

刺梨产品研制如火如荼之际，刺梨的规模化种植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野生刺梨果实病虫害比较严重，收集起来也不方便。如果想要形成刺梨产业，就必须进行人工种植、栽培驯化。”谭书明向《环球人物》记者解释道。

贵州龙里县的茶香村是远近闻名的“刺梨沟”。它曾是省级二类贫困村，人均年收入不到400元，村民仅靠种植玉米等获取微薄收入。20世纪90年代，贵州省农科院专家来到茶香村，开展刺梨人工种植试验示范。然而，由于刺梨果酸涩，村民们并不相信它能卖钱，不愿参与种植。后来，国家实施退耕还林，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150公斤粮食和20元现金，大家没有了顾虑，种起了刺梨。

早年间，道路条件不好，村民采摘刺梨后要自己挑到外面去卖。后来，县里培育了刺梨加工企业，村里成立了股份合作社，统一收购村民种植的刺梨。如今，茶香村共547户村民，85%以上种植刺梨。全村种植面积达2.1万亩，年产量约5000吨，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也从最初的400元增长到2万多元。昔日的低矮土房早已被小洋楼取代，当年泥泞难行的土路也升级为柏油路和水泥路，茶香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2023年9月4日，贵州村民在采摘刺梨。

2020年初，新冠疫情迅速蔓延，谭书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刺梨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能够帮助人体提高免疫力，对预防疾病大有裨益。”谭书明说。随即，他向贵州大学校领导汇报了捐赠刺梨产品支援抗疫前线的想法，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2月中旬，30余辆装载价值2000多万元刺梨产品的货车从贵州大学出发，奔赴武汉、鄂州、上海、广州等地39家医院。钟南山院士还在直播间向网友推荐贵州刺梨。

80年前，罗登义以刺梨馈赠前线，用山野之果抵抗营养危机；80年后，谭书明以刺梨助力抗疫，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力量。他们一脉相承，扎根基础研究，让刺梨发挥出跨越时代的价值。这颗满身是刺的小野果，一步步蝶变成珍贵的“黄金果”，强健人民体魄，也点亮了乡村脱贫振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