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生是一幕戏剧，主人公黄石文的故事仍在上演。

98岁，头发花白，走路要拄拐杖，但他始终把上身挺得直直的。

近两个月，每天晚上7点到9点，趁着这段最安静，也是头脑最清醒的时候，黄石文坐在养老院5楼的房间里，一字一字讲出过往人生，面前的电脑将他的语音转化成文字。

这部回忆录已经写完了前三章，粗略记述了他近一个世纪人生的前二十年：民国初年，家道中落，举家南迁；辍学，辗转河南开封、信阳，加入孩子剧团，做抗战宣传；行军大半个月，跨过封锁，来到豫皖苏边区，成为新四军第四师拂晓剧团一员，在战壕边拉小提琴，演绎宋代名将岳飞和英勇的渔夫萧恩……

黄石文用电脑书写回忆录。 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人生南北多歧路，炮火连天的战场后方，一段文艺兵的人生经历徐徐展开。

信仰的种子在他11岁时就播下。获得的各类奖章、徽章和纪念章能摆满半张床，但接受采访时，黄石文只在胸前别上了党员徽章。

这是他最看重的身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在人生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黄石文靠着这份信念，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孩子剧团里的21弟

“红缨枪，枪缨红似火，枪头放银光，拿起了红缨枪去打那小东洋。”——1939年，《红缨枪》，金浪作词，向隅作曲。

98岁这年，黄石文依旧有良好的记忆力，大多数时候，他思路清晰。但也有时候，他会把那些记忆深刻的片段讲上好几遍。

在孩子剧团的经历，就被他重复了多次。

加入剧团时，黄石文11岁。这个剧团表面上是抗战时期河南开封扶轮小学（陇海铁路工人子弟学校）的抗日宣传队，实际上，是中共河南省委的秘密机关联络站。

年少的黄石文对它仰慕已久，台儿庄大战时，他曾在开封街上看到过剧团的抗日游行，孩子们穿着翻领白衬衫，蓝色的工装裤，很精神。

1938年6月，会外语的哥哥做了二等邮务，比一般的邮差等级高些，能往外国使馆区送信，黄石文借哥哥的光，得以加入这个剧团。

剧团有23个人，按照年龄排序，互相以兄弟姐妹相称。黄石文去得晚，个子小、年龄小，排行第21。

他和未来的妻子王效平相识于此。在之后的人生里，黄石文曾回忆，“如果有人问我和老伴，哪一段生活对你们的影响最大？我们一定会不约而同地说，‘是开封孩子剧团。’”

黄石文看着电脑上年轻时的自己（右一为黄石文）。 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加入孩子剧团，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一方面，剧团收留了他，为穷困拮据的家庭减轻了压力。

其实，黄家也曾有过光耀的日子。黄石文的祖父黄国典擅医术，是晚清重臣张之洞门下幕宾（指官员手下的谋士和食客），随其从湖南迁居北京。张之洞死后，黄家逐渐没落。

祖父是个清高一生的老学究，经历过满清的腐朽、军阀的混战、帝国主义的压迫，常叮嘱孩子们，“要有民族气节。”

时代的尘埃，落在每个家庭里，都是一座大山。1932年，黄石文离开祖父，南下湖北武汉上学。一年级未上完，他从祖父的来信中获知，“北平（现北京）很乱，满街都是日本浪人，拿着刀，不高兴时就砍人，物价飞涨，家里越来越困难，准备举家南迁。”黄石文和母亲辗转来到河南开封，等待父亲和祖父前来会合。

彼时，国难当头，战火燃起在中国大地，日军的飞机轰炸了北平、武汉、开封……七七事变后，学校停了课，为躲避日军轰炸，黄石文一家来到信阳。

另一方面，孩子剧团是黄石文接受熏陶、为党和组织工作的第一站。

他还记得那个温暖的“魏大姐”，她是剧团里的辅导员，也是孩子们的启蒙者。她给孩子们讲红军、讲苏联，教他们唱歌。

直到多年后，黄石文才知道，这位“魏大姐”的真实身份是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危拱之。他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发现里面那个戴大草帽的红军女战士，就是他们的“魏大姐”。

剧团内分工明确，有保管演出道具的材料股，负责日常生活安排的生活股，还有负责外出交涉募捐的交际股等。黄石文学过知识，能说会道，被大家选为交际股长。

在剧团暂住的院子里，黄石文常和伙伴一起放哨，看见不认识的人，他们就唱一支歌报信，今天唱《红缨枪》，明天唱《黄水谣》。拐角的楼梯通向二楼，屋里，党的地下工作者正在开会，交换着情报和文件。

二楼尚未完工，中间用幕布隔成两间，里边小一点的给女孩子住，外边住男孩子。还有一个屋子堆满了苘麻秆——苘麻秆有大用处，可以用来藏秘密文件。

1938年，孩子剧团在信阳、驻马店、南阳以及武汉一带做慰问演出，宣传抗日。黄石文回忆，晚上，他们睡在老乡家，脑袋常常钻进床旁边的鸡窝里；雨季时，常拖泥带水地走，孩子们身上招来虱子，长了疥疮。黄石文膝盖上一个烂疮，一走路就一张一合，“像个小嘴巴似的。”

危险也悄然逼近。1939年冬天，国民党在全国发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河南确山县，国民党反动势力惨杀新四军及当地群众二百余人，史称“竹沟事变”。

孩子剧团在距离确山不远的南阳一带活动，国民党有所察觉。

一天，“魏大姐”带来一个教师模样的人，告诉他们，“国民党已经发现你们是‘红色’（共产党）的，随时可能对你们下手。”

不能犹豫，在国民党可能采取行动之前，剧团团长和危拱之赶紧安排孩子剧团撤出。

大家分批走，有的去了陕西延安，有的回了家乡。包括黄石文在内的第一批11人，走了大半个月，顺利通过敌人的岗哨，来到津浦路以西的豫皖苏边区，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会合。

敌后拂晓剧团

“你看，全世界被压迫者，已经手牵手、肩并肩，结成了统一战线，向法西斯强盗作决死的斗争啊。”——1942年，《新世纪的前奏》，鲁军作词，贺绿汀作曲。

时至今日，黄石文依旧对彭雪枫怀有深厚的感情。

养老院的房间里，黄石文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桌前。桌上放着一台电脑，手指已经不灵活了，打字很困难，他对着屏幕一字一句说出自己一生的经历，电脑再把他的讲述转成文字。

电脑旁边放着一本书，是他退休后和妻子合写的电视剧剧本《彭雪枫将军》。

这位军旅生涯波澜壮阔的将军，投身革命二十年，保卫中央苏区，历经长征跋涉，奠基西北苏区，投身抗日战争，被后世称赞“文武双全”。“武”这方面，不必多说，“文”，体现在他对部队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视。

在红军第三军团做政委时，彭雪枫就曾创办《猛攻报》和火线剧社。他说，没有文化的部队是愚昧的、盲目的，要在敌后创建一支有作战能力，又有文艺演出能力的文化兵部队。

到新四军后，这一“传统”被复制过来。后来，大家都说，新四军四师的彭雪枫师长有三件宝，分别是骑兵团、《拂晓报》和拂晓剧团。

在1938年9月《拂晓报》的发刊词中，彭雪枫说，“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进、迈进有为、胜利就要到来的意思。……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

也是在1938年，彭雪枫领导新四军游击支队，在进军豫东鹿邑县途中，吸纳了一批学生为骨干力量，组建起拂晓剧团，但没过多久，这批骨干人员被分散到各个队伍，好在剧团名字保留了下来。

1940年，开封孩子剧团和安徽萧县抗敌总队宣传队的到来，使拂晓剧团得以扩大。

孩子剧团刚来到，部队就给他们组织了一次文化集训。黄石文现在还留存着当时的照片，一片空地上，文娱科长胡介民站在一侧，孩子们垫着背包坐下，把膝盖当桌子，边听边记录。

大半年时间过去，拂晓剧团有了演员、乐队、指挥，也有服装和道具，能够到各个部队演出京剧、舞剧、话剧、秧歌剧等。

黄石文演出过京剧曲目《岳飞》《打渔杀家》，他记得，“战士们非常喜欢这两个剧。”

黄石文在拂晓剧团时的演出剧照。 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彭雪枫邀请来许多他在延安时认识的战友到部队教学，黄石文现在还能念出那些响当当的名字。从画家莫朴那里，黄石文认识了三原色，学会了绘画基本原理。跟着刘岘，他学会了木刻，能在木头上刻出战斗英雄的形象，再拓印到《拂晓报》上。贺绿汀教大家对位法等西洋和声方式，他们第一次在敌后演出了五部混声大合唱歌曲《新世纪的前奏》。

他还学会了拉提琴，给战壕里的战士们表演，女同志唱着歌，他在一边拉着提琴伴奏。

回忆拂晓剧团时，黄石文和他的战友们总结说，这是一个“万金油”剧团。

它首先是一支宣传队，承担着部队思想教育工作。比如，在整风运动的大潮下，拂晓剧团排演苏联名剧《前线》，批判剧中系列人物空话连篇、官腔官调等不良作风，希望队伍引以为鉴，推进整风运动。

拂晓剧团也是一支活跃在敌后的战斗队。

黄石文记得，枪林弹雨的抗日战线上，他们多次到地方和部队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伤员多了，就到医院帮助护理伤员；参加扩军运动，把放羊、放猪的小朋友拉进队伍；在部队当勤务兵，给俘虏做思想工作，甚至帮群众收麦子等等。

因此，剧团要学习在敌后生存的本领。部队请来军事教员，教他们扔手榴弹，先用拆除了火药的空壳手榴弹学姿势，能投到20米之外，才能投实弹，“慢慢地，投弹的胆量就练出来了。”

半夜哨响，得紧急集合，他们需要在十分钟之内穿好衣服、装好背包，再行军十公里。夜间行军，他们躲过敌人的碉堡，跨过铁路，三个人一组，中间的人边走边“睡”，由另外两个人扶着，三个人轮流着来。

日子看起来苦，但剧团里的每个人都乐于当“万金油”。黄石文说，“我们受党的教育，只要革命需要，我们就干，就是这么一个思想。”

“党把我们养大”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1939年，《新四军军歌》，集体作词，何士德作曲。

作为文艺兵团，拂晓剧团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照片。

黄石文的妻子王效平有一本饱经战火的相册，记录了1939年冬至1949年底，二人和革命长辈及战友们工作、生活的小部分片段。她将之命名为“永远的怀念”，捐给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黄石文翻看着复印下来的照片，年轻的面孔一张张掠过。

其中一张黑白照片意义重大。黄石文记得清楚，那是1945年8月，拂晓剧团正在新四军四师九旅演出历史话剧《李闯王》，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大家万分激动，合影留念。

也是在这一年，18岁的黄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党组织是一件郑重且严肃的事情，“党有铁的纪律，我加入进来，一切都得听党的。”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黄石文听从指挥，被派驻到连队，担任文化教员，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

黄石文的部分荣誉奖章和纪念章。 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战争结束，考学还是留在部队，黄石文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留在部队，他之后会晋升为营级干部，前途明确；去上学，四年之后，前途未卜。

但黄石文还是想考大学。他考虑，打了这么多年仗，都是破坏，今后建国了，要大搞建设，需要有文化的人。他向组织如实说出自己的想法：“国家将来需要的是真正顶用的人才，至于个人的得失，我不计较。”

1949年，黄石文被中国人民大学的工厂管理系录取。但紧接着，前方的路迎来一个急转弯：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要求他学习外交。

黄石文不同意，他还是想学工厂管理，搞建设。

系主任出面跟他谈，他也不同意。最后，教务处处长李培之告诉他，外交急需用人，组织上准备让一批有八年以上工龄的人学外交，他们查了很多人的档案，发现黄石文很适合。

黄石文放弃了他的坚持，改到外交系。原因是对恩情的感念——“我们这些人，从小就离开自己的家，之后加入党的组织，是党把我们养大的。”

1950年春，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迅速发展的外交工作急需大量专门人才，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实现“外交学中国化”。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何戊双任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主任，借鉴苏联经验，初步建立了新中国外交学学科的教学体系。

黄石文和王效平是第一届学生，1954年，两人毕业后，来到外交部工作。黄石文负责对外的接待工作，包括参与两国领导人的会见、谈判等。之后又离开祖国，到多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工作。

人生越往后走，早年的一些伏笔就越清晰。

黄石文想起自己在孩子剧团做交际股长时，办成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938年冬天，黄石文跟着剧团团长拜访当地县长、商会会长及族老，为前线战士募捐钱财做棉衣。

宅院内，主堂挂着巨幅虎踞深山图，两侧列着16把交椅，族老听说黄石文读过书，有学问，要考考他，问题一道接一道，黄石文都答了上来。

最后一个问题，族老问：“圣人说父母在不远游，你跑到千里之外，不在他们跟前伺候，是不是有违夫子之道？”

黄石文拱手作揖，回答：“父母健在，我本不应该跑这么远，但现在学校因为日本飞机轰炸停课。我出来为前方战士募集寒衣，向老百姓宣传抗战，想必父母也是高兴的。夫子这话后面还有一句，叫作‘游必有方’，想来我这也算是游必有方吧。”

“好一个游必有方。”族老带头捐了50银元，其他人纷纷效仿，黄石文为剧团募集了300块，交给了抗敌后援会。

当年十多岁的交际股长，穿过战火，成长为中国的外交官员。一生被时代推着向前，黄石文依旧凭着信仰，在每个岔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时间不停，“你们还年轻，还能替我们看更长时间的好生活。”黄石文说，他写回忆录的初衷，也是想用自己的经历，为现在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借鉴，也让他们了解过去的中国发生了什么。

如今，距离抗战胜利已经过去了80年。面对采访镜头，黄石文戴上了十年前的那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挺直身子，敬了一个军礼。

老兵黄石文。 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