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1日，沈芸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5月下旬，杭州西湖游人正盛的时候，第十九届“夏衍杯”开幕。不同往届，今年的“夏衍杯”特增设“夏衍电影编剧周”，做的都是落地的细活儿——导演、编剧们拿着获奖剧本现场改稿，和投资方、制作方直接交流，讨论人工智能对戏剧创作的影响……杭州是夏衍的故乡，电影剧作家是夏衍最重要的身份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是报人、文学家、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他和周恩来、鲁迅、瞿秋白、田汉等人交往密切，他看到过封建帝制走向末路，亲身参与过五四运动，经历了14年抗日战争，见证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

“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有人说他是世纪的同龄人，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他还代表了烽火岁月中的那一群人，‘阅读’夏衍就是‘阅读’上个世纪。”6月11日，北京的一个午后，记者见到了夏衍的孙女沈芸。她和祖父朝夕相伴20年，毕业后在《当代电影》杂志任编辑，后来调到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从事电影研究、夏衍研究，写了近百万字的文章。

采访沈芸的过程，就像一段心潮澎湃的穿越之旅。从严家弄27号到日本北九州，从上海海宁路到重庆曾家岩……她用话语打开一扇扇历史的“任意门”，推门而入，星火璀璨。

踏入崭新的文艺天地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这一年，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孙中山在香港被选为兴中会会长。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一个破落地主家，沈家夫妇生下了小儿子沈乃熙。沈乃熙的父亲是个不第秀才，字雅言，小儿子满3岁时，他撒手人寰。沈乃熙后来进入文艺界，为了纪念父亲，取了“雅言”的谐音“夏衍”做笔名。

“穷总是紧紧缠着我。”夏衍在回忆录里说。好在读书成绩名列前茅，他被保送到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念书，这是一所工科学校，培养的是“有见解有技术的工业人才”。“问题是，实业真的能救国吗？这个问题很早就在祖父的脑袋里盘旋了。”沈芸说。

当时的夏衍正值青春，血气方刚，受到一些新文化影响，一直在思索出路。1921年，他公费留学日本，专修机电专业，功课遵循“70分原则”，时运兴衰才是他最关注的问题。他曾在福冈拜访郭沫若，本想谈谈文艺，最后都在感慨国事。直系军阀被推翻时，孙中山受段祺瑞之邀北上，途经北九州门司港口时，夏衍和他短暂交流，说“留日学生希望南北早日统一”。夏衍还曾只身一人到汉城（今首尔）、平壤以及中国东北游历。在哈尔滨，一个当地小贩问他“要里巴（俄语面包）呢还是梅西（日语米饭）”，“我没有话说，只是一阵说不出的悲哀。”

日本6年学生生涯结束时，实业救国的想法彻底消失，夏衍坚信“问题的症结在于改造社会”。

此时的夏衍，对于未来有了一个模糊的方向，但心中仍有犹豫。“你看我行吗？”夏衍问同学郑汉先。对方回他：“行，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怕死的要退，要革命的就该进。”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归国的夏衍在上海海宁路的一家烟纸店楼上，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爆发，为了团结革命文艺工作者，周恩来决定将夏衍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参与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接到通知的夏衍觉得惊奇，当时的他自认为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文艺工作者。和鲁迅同为“左联”主席的钱杏邨回答说：“因为你认识各方面的人，又没有参加过那场论争。”

于是，这便成了夏衍从事文艺工作的起点，前方一个崭新的文艺天地等待着他去开拓。

有一种“殉道者”的精神

“左联”成立后不久，“左翼戏剧家联盟”“上海艺术剧社”也相继成立，夏衍参与其中，结识了田汉。两人成为共同创作戏剧、共享革命理想的同志。田汉送过夏衍一束杜鹃花，直到夏衍晚年，杜鹃花还总是能勾起他的回忆。

夏衍进入电影界是在1932年，日军侵占东三省、淞沪抗战之后。他到钱杏邨同乡开办的“明星影片公司”当编剧顾问。上海沦陷前，“明星影片公司”是拍摄进步影片最多的公司之一。“在文化艺术领域，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瞿秋白得知这件事后，对夏衍如此说道。

这一时期，广大群众的抗日爱国情绪高涨，对老一套武打片、伦理片渐渐失去兴趣。在这样的形势下，夏衍为电影界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1933年，夏衍编剧的首部电影《狂流》一经上映，便引发轰动。这是一部无声电影，由程步高执导，胡蝶、龚稼农等主演，讲述了教师刘铁生领导村民抗洪水、斗劣绅的故事，被誉为中国电影第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同年，茅盾有一篇揭露资本家和旧社会的短篇小说《春蚕》，也被夏衍改编为黑白电影，开创了将名著改编为电影的先河。两年后，他和田汉编剧，袁牧之、王人美主演的抗战故事片《风云儿女》上映，成为中国影坛最早宣扬拿起武器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的故事片之一，是中国文艺界抗日救亡题材影视作品的代表性发端。与此同时，夏衍领导的“电影小组”还在上海各主要报刊陆续开辟了电影副刊，发表了大批有分量的电影评论文章。

电影《林家铺子》拍摄现场。

“彼时的上海，各类文艺作品吸引了大量的工人与学生，银行、海关、邮局职员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加入到爱国救亡运动的队伍中，左翼阵线不再是只有革命文艺工作者参与了。”沈芸说，“以夏衍为代表的中国左翼电影人，不仅将反法西斯的阵地扩展到新兴的电影领域，同时开拓了电影的精神和艺术深度，使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无可争议的一座丰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夏衍辗转广州、桂林、香港来到重庆。在抗战大后方，他欣喜于找到了一个“安心写作的地方”。在那里，他养了一条叫“来福”的狗，屋前竖了一块木板，上书“依庐”二字，一家四口团聚在此，一直住到抗战胜利。这段时间，他一方面负责《新华日报》的工作，直接向周恩来汇报。一方面进入戏剧创作的黄金期：《法西斯细菌》高喊着“消灭法西斯主义”的口号；《芳草天涯》刻画了抗日战争期间知识分子群体的理智与情感。《戏剧春秋》以戏剧工作者为主角，在重庆一炮打响，叫好叫座……

1954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法西斯细菌》剧照。

“从二三十年代开始，我们从事戏剧运动的这批人都有一种‘殉道者’的精神，吃苦赔钱，在所不计。”据夏衍回忆，《戏剧春秋》上演后，连很少看自己戏的他，也看了四五遍，从不写诗的他也作了一首诗：“献给一个人/献给一群人/献给支撑着的/献给倒下了的/我们歌、我们哭……天快亮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奇怪的是，夏衍后来怎么也想不起当天的事了，他只记得一夜没睡，凌晨5点上了公交车，发现车上的人都“发疯了”。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亲自操刀改编了鲁迅的小说《祝福》，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之后，他创作的《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等，也成为中国电影史名作。他还常常动手为他人修改剧本，如《青春之歌》《五朵金花》《聂耳》《早春二月》等。

1994年，夏衍被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夏衍去世后，每每提起他，人们都说这位文艺巨匠是“中国电影的根”。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几次大难不死，也许可以说是侥幸，但久经折磨而未改初衷，这是因为我对祖国、对人民、对全人类的解放还是抱着坚定的信心。”夏衍如此总结自己。

这盛世如他所愿

《环球人物》：不久前，第十九届“夏衍杯”落幕，《长安三万里》《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等49部电影剧本获奖，您觉得如果夏衍先生在世，看到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会是什么心情？

沈芸：今年的“夏衍杯”确实做得好，整个气象都跟以前不一样了。首先，很多青年创作者崭露头角，我祖父一向很关心年轻人的发展。其次，就是对人工智能的回应，我经常想，如果祖父在世他会怎么看待AI创作呢？我想他一定会强调原创，他说原创是电影的生命力，一个编剧如果没有独立创作精神，是不可想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排斥科技。他本身就是理工男，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那会儿，他已经到了晚年，有好几次向专业人士打听，电脑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感慨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来不及学电脑了”，他说，这个东西将来能改变世界。

如果祖父看到中国当下蓬勃发展的电影产业一定是欣慰的。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外国电影占领市场，左翼电影、民族电影产业在夹缝中求生存。如今这盛世如他所愿，怎么会不开心呢？

《环球人物》：生活中的夏衍是一个怎样的人？您第一次意识到祖父身份特殊是什么时候？

沈芸：从1975年开始，我跟祖父朝夕相处了20年，直到他去世。20年间，我们一家人从北京朝阳门内南小街搬到北小街，再到大六部口，屋里少不了的就是猫，最多时有五、六只。祖父是猫奴，最喜欢橘猫，总是怀里抱一只，旁边趴一只。他少时家里穷，5岁开始就是家里的辅助劳动力，帮他母亲养蚕，老鼠是蚕的大敌，为了防鼠，就得养猫。因为熟练掌握了旧时的养蚕工序，拍电影《春蚕》的时候，他成了剧组里唯一懂养蚕的“技术顾问”。

第一次知道祖父是一个特别的人，是读小学课本里的文章《野草》。里面写“世界上气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因为它顶翻石块也要长起来，这是一种“不达目的不止的力”，“‘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我也最喜欢他的这篇文章。

抗战故事片《风云儿女》剧照。

《环球人物》：您编辑夏衍戏剧、电影集，有什么新发现？

沈芸：这次我们选了5部戏剧作品，5部电影作品，这10卷看下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是，作为文学家的夏衍对女性的尊重和爱敬。用今天的话说，他的作品里很多都是大女主，她们独立、自主、蓬勃、有朝气。比如，话剧《芳草天涯》里的孟小云，勇敢地从情感的漩涡中走出来投入抗战难民服务队。电影《故园春梦》里的万昭华，是为夏梦量身打造的角色，夏衍改编巴金原作《憩园》的时候，让昭华完全脱胎换骨，既有民族性又有进步性。更不必说，《秋瑾传》《在烈火中永生》这两部颂扬巾帼英雄秋瑾和江姐的传记作品了。

我想这是源自夏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翻译的一本小书——德国社会主义者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讲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密切关系。鲁迅看了他的翻译后，特别赞赏，把这本书送给了妻子许广平。包括后来他和我奶奶结婚之后，就马上把她从德清接到了日本，我奶奶在日本换了新发型，穿新式服装，非常自由，成了一个摩登女性，他俩平淡温暖地相守了一辈子。

《环球人物》：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您如何理解夏衍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一代人？

沈芸：去年我去了一趟李庄，抗战时期，来自中央研究院、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一大批海内外知名学者在那里汇聚。那里当时被保护得很好，他们可以比较安心地做一些专业内的研究。相比下来，夏衍他们那批人更像是冲在前线的先锋队，他们的武器是什么呢？文艺。办报、排戏、写文章，以笔为枪，文化抗战，他们写下的每个字都跟家国命运同频共振。夏衍自己也说过，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为了革命从事的文艺，然后又在这革命中找到了文艺的规律，找到了自己的出路。我想有一种血浓于水的东西，在那些共同经历过风云变幻的一代人身上，延续了下来，即使今天他们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某一幕话剧舞台上，某一句电影台词里，还能辨认出他们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