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7日，李炳宗在上海家中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董硕/摄）

夏日的一个周末，《环球人物》记者来到上海市杨浦区，探访一位上世纪50年代曾在莫斯科大学留学的老学长，听他讲述那段尘封的求学往事。

自1956年赴苏留学至今，近七十载光阴流转。如今，李炳宗已89岁，那段留苏岁月依然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脑海中。“出国前，国家给每位留学生发了满满两大箱衣物。”李炳宗缓缓地对记者说，“西服两套、衬衫若干件、棉毛衫若干件、皮鞋两双……准备得十分周到。”

李炳宗珍藏的俄文书籍上的签名。

几年后学成归国时，箱子里的衣物变成了一本本厚重的俄文专业书。直到今天，这些书仍被他珍藏在家中，摆放得整整齐齐。在采访过程中，他逐一向记者展示那些书籍：买于哪一年、讲的什么内容、是哪门课程复习的重点，他还记得一清二楚。翻动的书页已然泛黄，指尖所触却仍存温度。以下是李炳宗的讲述：

选拔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1个月后，解放军在南京路举行入城仪式，我和同学也参与了这场盛大的庆典。威武整齐的解放军队伍缓缓前行，两旁站满了热情欢呼的老百姓。

9月，我考入圣约翰青年中学。那个年代，整个社会都洋溢着奋发向上的氛围，我深受鼓舞，学习格外用功。第二学期的开学典礼上，学校为每个班级的第一名准备了一本书作为奖励，我也在获奖名单上。那本书的名字叫《学校》，作者是一位苏联作家。

除了《学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在中学时期最喜欢看的书。这部描写苏联青年革命经历的小说，总让我联想到中国的革命先辈。他们经历的苦难与付出的牺牲令人动容，也让我对“信仰”与“意志”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1952年，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共青团），两年后又在校长的推荐下光荣入党，成为全校第一个学生党员。高中毕业那年，国家在我们学校选拔优秀毕业生赴苏联留学。我们班有3名学生进入候选名单，我是其中之一。

国家对留学生的选拔极为严格，不仅要在个人经历、家庭背景、思想政治觉悟、学习能力等方面进行审查，还要保证身体健康。其中一位同学在体检时被查出患有高血压，遗憾落选。剩下两人中，我被确认为赴苏联留学生，另一位同学则被分配到刚成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确认留苏后，我前往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前往苏联深造。然而，由于最初并未充分重视俄语培训，不少留学生因语言基础薄弱，影响了学习进度。为此，自1952年起，国家在北京俄语学院专门设立了留苏预备部，对即将赴苏的学生进行高强度的俄语培训。

当时教我们俄语的老师有两位：一位是中国老师，负责讲解语法；另一位是苏联外教，主要负责纠正我们的发音。我读高中时曾上过俄语课，因此在这一年的俄语学习中也较得心应手。

留苏

留苏时期的李炳宗。

1956年8月，我接到通知，被分配到乌克兰基辅大学物理系，随后启程前往苏联。我从北京前门车站乘专列出发，经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换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沿贝加尔湖一路向西，约一周后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短暂停留期间，大使馆组织我们到莫大参观。莫大里巍峨庄严的建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没想到，日后我与它还有更深的缘分。

刚到基辅大学时，一切很顺利，可不久后，当地局势发生了变化。乌克兰民族意识日益增强，学校决定将授课语言从俄语改为乌克兰语。虽然两者同属斯拉夫语系，但差别仍然很大。对于我们这些只接受过俄语培训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学习变得异常吃力。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动，我们几个留学生决定去莫斯科向大使馆求助，申请转到使用俄语授课的学校。然而，大家当时人生地不熟，谁去求助成了问题。这时，一位女同学自告奋勇，独自前往莫斯科与大使馆沟通。这位女同学叫徐素娟，后来成了我的太太。

李炳宗（右）与徐素娟在莫大合影。

大使馆对我们的诉求表示充分理解，并很快作出回应。我和徐素娟被分配到莫大物理系，后来我选择了半导体专业，徐素娟则选择了新设立的生物物理专业。

当年，物理系是莫大最前沿的学科之一，学制为五年半，比其他学科多半年，前两年主要学习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等基础课，第三年学习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等高等物理课。莫大的教学方式让我印象深刻：老师上课从不发讲义，也没有固定的教科书，学生学习全靠课上记笔记、课后自学参考书。老师也会给我们列参考书单，让我们自行寻找，有些参考书很稀缺，甚至已绝版。有一次，我为了找一本原子物理的教材，跑遍了莫斯科的图书馆和二手书店。那本书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架上，封皮都翻旧了。

更有意思的是，莫大的期末考试没有统一试卷，普遍采用口试制度。每名学生现场选一个问题作答，老师听完后可能还会继续追问，就像在进行一场小型的学术讨论会。

在莫大读书期间，我还有幸见到了毛主席。那是1957年，我们早就听说毛主席要访问苏联，还有可能来莫大，每个人都非常兴奋。11月17日一大早，莫斯科各大高校的中国留学生纷纷赶来，把莫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等待着毛主席的到来，有很多人甚至没地方站，只能在旁边的剧院和教室等着。

傍晚，毛主席身着中山装走进莫大礼堂，微笑着向我们挥手致意。他一边讲话，一边和留学生互动，还会突然问起：“你是哪里人？”“你在这边学什么？”就像一位家里的长辈，亲切又温暖。

回馈

1962年春天，我学成回国，被分配到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在“中国半导体之母”谢希德先生的领导下，从事半导体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那年，国家在教育科研方面强调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在这个背景下，物理学家黄昆先生和谢先生建议，国家要重点支持固体能谱研究。

正好，我在莫大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强磁场下半导体性质的研究。强磁场可以用于揭示材料内部的能带结构，对理解固体性能极为关键。谢先生了解我的背景后，鼓励我在复旦建立强磁场研究装置。1964年，我们成功构建了强脉冲磁场，相关研究成果于次年在北京教育部科技成果展览会上展示。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把集成电路列为重点发展产业之一，我也将研究方向转向此处。1981年，经谢先生推荐，我前往美国做了两年访问学者，研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相关技术。回国后，我一直从事集成电路工艺技术领域的科研与教学工作。

科研与教学本就是“砖瓦累积”的过程，虽不轰动，但每一步都至关重要。在复旦执教数十年间，我亲眼见证了国内外集成电路技术的飞速发展，也积累了大量相关资料，特别是在硅基集成芯片工艺技术方面。

其间，复旦大学信息学院教学领导向我提议：是不是可以写本书，讲讲这些年的教学收获与心得？可我当时一边忙于科研，一边承担教学任务，实在抽不出时间。直到2008年，编写教材的计划才终于被提上日程，那时我已72岁。我每天用大量时间阅读文献并伏案写作，每解决一个问题都特别开心。

那几年，集成电路技术一直在发展，因此写书并不容易，不仅要结合教学经验，还要紧跟技术前沿。经过我和3位青年教师不断打磨，《硅基集成芯片制造工艺原理》在2018年基本定稿，又经过近3年补充和校对，于2021年底出版。全书共计139万字，凝结了我几十年的教学与科研心血，也算是我对半导体教育事业的一点微薄回馈。

1961年，留苏学生在莫斯科红场合影，后排右四为李炳宗。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至1965年，新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人员1.6万余人。其中，莫大是最主要的接收院校之一，共培养了数千名像李炳宗这样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大多攻读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生物等前沿学科，学成归国后，迅速投身新中国建设，成为“两弹一星”攻坚、工业体系构建、高等教育拓荒的中坚力量，如：数学家谷超豪、理论物理学家郝柏林、大气科学和遥感学家赵柏林、核燃料工程与同位素分离专家钱皋韵、神经科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郭爱克、地理学家章申……

从试验基地到重工业车间，从高校讲台到科研院所，莫大留学生的身影镌刻在新中国科技发展的每一个里程碑上。他们有的不仅是知识和技术，更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精神品格。“那个时代的留学生都是国家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很清楚自己是在为整个国家而学习。他们每个人都是以赤诚之心在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国家使命在先、个人利益在后’是那个时代留苏学子特有的印记。”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语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曾婷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如今，莫大与中国的教育合作、文化交流仍在继续。2017年，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落成，目前已培养出上千名优秀学子，其数学系学生在2024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中斩获特等奖提名奖。2020年，北大与莫大牵头成立中俄数学中心后，持续开展多维度交流与合作，为中俄科技创新合作积蓄力量，更为中俄友好事业注入活力。

李炳宗（右一）在指导学生。

2024年底，中俄数学中心用“躬耕”与“收获”总结过去一段时间的合作。相信当莫斯科麻雀山上的树叶再次飘落时，新一代求学者仍会在相似的教室里，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中俄故事。